谁说忠孝不两全

在我们的社会，有些很吓人的大道理，其实似是而非，不是真理，而是歪理，就看你是否认真地去想一想。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就是一例。

与今天一些人不同，在古人那里，忠孝不但不对立，而且是忠孝一体，水乳交融。百善孝为先，孝甚至比忠更重要。研读《论语》和《孟子》等经典，我们会发现，“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思想是很讲天理人情的。孔子讲，仁者爱人，要由近及远，首先是孝悌，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其次是爱亲戚朋友，然后才是忠君爱国。孟子希望人们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要求君子要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对待别人，并没有强求人们先去爱别人，再爱自家人。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入木三分，深知事不合常理则为妖。齐桓公春秋称霸时期，竖刁、易牙、开方来投奔，很受桓公宠信。管仲提醒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小人，不可接近。桓公说，可是这几个人都很爱我呀。管仲说，他们不是爱你，是爱他们自己，是有所企图。比如易牙，天下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他却把儿子蒸了给你吃，这有悖人之常情。今后祸害齐国，并给你带来灾难的必然是他们几个。果不其然，在桓公晚年，儿子们为争夺国君的位置，互相攻打，临淄城里一片混乱。这几个小人一看时机到了，趁机把持了国家权柄，把齐桓公关在一座房子里，所有的门窗都封死，六合诸侯、权重天下的五霸之首，下场竟是被活活饿死。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孝道曾是中国的立国基石，也是个人的立身根本。不少朝代都标榜，“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两汉的皇帝除高祖外，孝惠、孝文、孝武、孝宣等，都是以孝字为号的。那时国家选士，秉持一个基本的信条，“忠臣必出于孝义之门”。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不爱，你还能希望他爱自己的邻居，爱自己的同胞，进而忠于朝廷和国家吗?国家选拔干部实行察举制度，先由地方官员逐级推举称为孝廉的年轻人，再由中央考察录用。这些“孝廉”，首先是以孝道闻名乡里，然后才是学有专长。在科举取士制度确立之前，这套制度还是比较开明先进的。西汉很好地坚持了这个制度，干部品质没有大问题，成为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个朝代。东汉则因为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破坏了这套干部制度，用的多是不孝不忠之徒，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酿成了后来的三国之乱。以后西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国家用人只看出身，遑论忠孝，此后二三百年兵连祸结，饥鸿遍野，神州陆沉，疮痍满目，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时期。

斯人已逝，古代君子的风采今天已不可见。但通过阅读文献，毕竟还能窥其一斑。遥想当年，古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必然都通达明理、耿介宽厚。他们懂得，为国家尽忠、就不能为父母尽孝的非常时期并不多。因此，为人子者需要尽孝时，古人会选择挂印归家，甚至某些人把尽孝放在尽忠前面，社会也能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管仲打仗时，三次当了逃兵，有人以为是道德污点。鲍叔牙却说，管夷吾临阵脱逃，不是怕死，而是因为他家有老母，如果战死谁来侍奉呢?管仲听到后感慨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齐桓公问管仲，仲父百年后鲍叔牙能不能代替您做宰相，管仲说不行。因为这个人是道德之士，崖岸高峻，眼里揉不下沙子，不能团结有缺点的人，居于机枢位置，会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古仁人君子就是这样，论私交可以割头换颈，涉及国家社稷大事，绝不以私害公。那些衮衮诸公，拿国家公器当作礼物授予私人，以培植亲信，树立死党，面对古人，应该无地自容。当然，如果他们还会羞惭，就不会这样做了。

东西两晋，司马家的皇帝，不是近乎弱智，就是类于禽兽，没几个好鸟。但晋武帝司马炎对一件事情的处理，却令人肃然起敬。有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人，对李密的《陈情表》都应该耳熟能详。西晋灭蜀后，诏书累下，郡县逼迫，征犍为武阳人李密为太子洗马。放在今天，国家主席直接给一个小人物下聘书，要他到中央做官，还不得诚惶诚恐、彻夜失眠?但是，这个李密回复皇帝说，我要伺候重病的奶奶，不能去做这个官。李密抗旨不应征，本意是要侍奉祖母，还是看不惯司马氏的荒淫失道，不愿意为司马家族服务，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但那篇不朽的文章确实言辞恳切，那片孝心石头人读了也会动容。他说，祖母刘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乌私情，愿乞终养。”司马炎看了这篇文章，没有再逼迫李密，或许是被李密的孝心感动，或许是李密必须尽孝的理由，足以给皇帝一个台阶下。这说明那时的社会舆论氛围，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能悍然剥夺人们尽孝的义务。这件事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司马炎贵为皇帝，热乎乎的脸颊贴上去，碰上的却是小人物的凉屁股，居然没有恼羞成怒，起码还有点度量和人情味，有几分可爱。

宋代以来，理学大行其道，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儒家思想的整体面貌由孔子那里的通达明理变得不近人情，由宽厚温和变得冰冷僵硬，由表里如一变得冬烘伪善。《二十四孝图》里讲的那些故事，有的很残忍甚至带有浓烈的血腥味道，如郭巨埋儿、王祥卧冰等，至于老莱子彩衣娱亲，干脆就是闹剧。可怕的是，宋明理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一千多年，这种偏执和僵化愈演愈烈。现代以来，虽然经过了一场风雷激荡的革命，理学的毒素仍然在人们的血液中流淌，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幸免。建国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左”的思潮甚嚣尘上，国家和集体利益淹没了个人和家庭利益，客里空的大道理取代了人情事理，忠孝不能两全似乎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走上了可怕的极端。各类媒体极尽无中生有、夸大渲染之能事，记者笔下的英雄模范人物不是冰人、就是高烧。如某某先进人物为了工作多少年没有回过家乡看望父母，某某劳动模范父母病危仍然坚守工作岗位云云。主人公或慷慨激昂，拼命表白没国哪有家，要大家就得舍掉小家；或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爹呀娘呀，为了国家和工作，实在对不起你们了。每每看到这样的文字，我就像吃了苍蝇一样，并忍不住要发问：在和平建设的年代，有多少情况真正需要人们父母病危时，还必须坚持工作?人一生报效国家时间很长，真的就拿不出几天时间看看老父老母吗?有几个人的作用有那么重要，以至于离开几天就会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物，我看也不值得尊重。就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我敢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不是有政治企图，就是骨子里冷血。

走上社会以来，我坚守着一个原则，绝不同不孝之人做朋友。因为我担心与这样的人交朋友随时可能遭到暗算，倒霉时被他们落井下石。假使要我为国家选拔人才，除了坚持“四化”标准，我绝不会任用不孝之人。我断定，这些只爱自己的人，平时不会为人民鞠躬尽瘁，在祖国危急存亡之际只会争着当汉奸。如果遇到《墙头记》里的老大、老二一类人物，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述为革命鞠躬尽瘁的英雄事迹，即便不当面啐他，我也会像阮籍那样，用白眼珠看他。

（2007年7月）

这几年，我读了美国作家约翰·格里森姆多部司法小说，对英美国家的司法体制有了一定感性认识。其中英美国家陪审团的组成原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我对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深入思考。

在英美法系国家，判定犯罪嫌疑人是有罪还是无罪，不是由法官说了算，也不是法典说了算，而是由陪审团说了算。但是，这些陪审员必须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普通老百姓，比如说卡车司机、餐馆服务员、小学教师、建筑工人、管子工等，而不能是所谓社会精英。这一点未必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和华盛顿的子孙们坚决认为，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民主、公平、正义的真谛，因为长期耳濡目染，沉淀于最普通大众的头脑中。是与非，善与恶，有罪和无罪，取决于普通民众作出的直观判断。相反，那些饱学之士和各种成功人士，则很容易形成偏见，失去公正判断能力。比如，在美国社会，有人认为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