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乡愁

——读骆英诗集《知青日记及后记》

读骆英先生的诗集《知青日记及后记》，我感到很亲切。诗中所勾勒的那些事，那些人以及那环境，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也许是我们曾经或仍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缘故。“文革”那段日子尽管不堪回首，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诚如作者所言：“那种贫穷，那种渴望以及那种哀怨，都变得美好了，都变成了一种乡愁，或者说一种21世纪的乡愁情结开始弥漫”。这种弥漫的乡愁，甚至有些“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不仅仅是回忆往事，怀念纯情，逃避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在，那就是反思，反思“文革”，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反思自我，乃至当下的生活。《知青日记及后记》处处渗透着作者对整个人生的一种很深的感悟，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味道，富于哲理性。

一

《知青日记及后记》共计收诗41首，虽写于2008年至2011年，但也是对“文革”的反思。众所周知，对“文革”的反思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自那时起，我们全面反思十年“文革”，并将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上来，在与此相伴随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等应运而生，诸如北岛、舒婷等人的诗歌，张贤亮、王蒙等人的小说。在《知青日记及后记》中，诗人用一首首诗歌在记录经历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心灵的苦苦探索，有感悟的快乐，也有迷惘的挣扎。很可能作者也没有料到这一点，但这恰恰是成功之作的典型特征，即作品的意蕴带有某种宽泛性，不确定性。众所周知，如今我们的声音，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虽然《知青日记及后记》很少提到“文革”，也未提反思，但事实上如此，况且诗人之所以回忆那一段生活，是在寻求“一种永恒的安宁与花开花落”般的生活美。诗人的精神向度是现代的，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生活积累，他是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审视那段历史。故而《知青日记及后记》也是对“文革”十年的反思，对那个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是从人性的角度对那场运动进行了深刻思考。其实这一审美取向，贯穿于诗人创作的始终。他的诗集《知青日记及后记》中，有一些以工作岗位命名的人物，诸如“段公安”“黄会计”“陈税务”以及“马秋芸的哥哥”中的大队书记等，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感到高人一等，感觉良好，就是这种思考的具体表现。其实，这些人和“段小妹”“马富贵”“吴雅芳”“伊忠仁”等一样，都是些普通人，可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当普通人看待，以致行为乖张、有些反常。如“马秋芸的哥哥”中，“我的大队书记又矮又胖/稳重冷静是马秋芸哥哥的酒友远亲/新婚的夜晚他们大醉与新娘共眠/夜晚据说书记趴在新娘的肚子上面”。当然，这里的新娘，是马秋芸哥哥的新娘，不是大队书记的新娘。谁给他在别人新娘肚子上睡觉的特权，是他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作怪，这就在“简单”中透露出一种复杂的人生信息。更离奇的是“之后马秋芸的哥哥依旧与书记喝酒/他的老婆负责给书记炒菜热酒。”正常而又不正常，简单而又不简单，色彩斑斓，意义非凡。诸如此类的精神变异还有“黄会计”，“由于黄会计我必须时时气派/比如说说话时我就会在田头蹲下来/比如说我的上衣兜里老插着钢笔”。以诗的形式清理记忆，定格历史。又如“陈税务”，“他的好处是即便是美媳妇抛媚眼也没用”，但“他说追着黄羊跑时看着公羊睾丸他就兴奋”。装腔作势也好，乐极生悲也罢，这些以工作岗位命名的人物，为什么都有些反常的举动，甚或出格，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其实是人性的一种扭曲，一种异化。这一切发生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正好表达了诗人独立的政治眼光和独到的艺术眼光。此类诗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文革”十年的荒诞不经，社会生活的“混乱”，还让我们体会到，一个有使命感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可能回避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状况，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历史与文化原因。十年“文革”是我国历史是少有的动乱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非常丰富而又深刻的。因此，反思“文革”的《知青日记及后记》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尤其是从爱与恨、生与死等人性被扭曲的角度，反思“文革”，是反思的一种深化，也是诗人身上所拥有的那样一种历史感和责任感的集中体现，更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

二

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抒情主人公的父母双亡，只身一人生活在农村，本来就已经够苦了，可偏偏又遇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境况可想而知。“一个春节的雪夜我实在无处可去/躺在土炕上静静地发烧以及说胡话”《一个春节的雪夜》，这可能是抒情主人公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作为“黄会计”，“我因此可以常喝一块一毛八分的地瓜干酒/乡亲们最有面子的能请我出席婚宴/盘坐在炕上我会左右手划拳/其实我常常把酒倒进盖碗茶里/乡亲们都会装作没看见”。一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又在怎样漠视比自己更为可怜的人。也许真的喝不成酒，但你不能不尊重别人。这种带有自传色彩的客观写实，这种充满错位和悖论的叙事，近乎一种残酷的诗性真实。又如“马富贵”，“我是大队会计他是知青/那时他脖子很硬总跟我较劲/我派他开沟挖渠套车拉粪/也许是脖子太硬他的右耳根烂出了洞/他就天天拿报纸棉花往洞里塞个不停/有一次他请病假我就扣他的工分/他有点心疼就坚持出工”。许多年后，“我回家乡知青聚会”，“酒醉时我隔着酒楼玻璃向外张望/我想他不应该不来我有许多悔恨”。在这类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自我感情，自我的灵魂，自我的情操与自我的道德，尽管处于一种忏悔的形态，可透过这种忏悔，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与抒情主人公的那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从而也让我们意识到极左路线对抒情主人公的影响比起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要小得多。马富贵“右耳根烂出了洞”，人家请假，而“黄会计”还要扣工分，逼得人家“坚持出工”，这就不是极左路线毒害所能涵盖了的，而是传统文化中人性恶的一种曲折反映。黄会计“我常常把酒倒进盖碗茶里/乡亲们都会装作没看见”。乡亲们装作没看见，是为尊者讳，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影响。而“黄会计”在干什么，不能喝就不要喝，为什么要浪费。若干年后，抒情主人公回忆往事，“有许多悔恨”，诗人通过有限的文字，将自己的心灵完全打开和释放。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知识青年从对自我灵魂的严厉审视中走出来，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这种对人的生存关怀和生命关怀，正好印证了“诗之厚，在意不在辞”的观点。高尔基曾说“文学是人学”，作为文学中的文学，诗歌更是关于人的精神的镜子，是抒情主人公灵魂的一面镜子。从落后的乡村到向往的城市，又从对城市的批判，到对乡村的礼赞，《知青日记及后记》中这个自我反思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形象，具有丰富的精神含量和深刻的历史概括性。骆英这个和莫言一样很会讲故事的人，通过日记这种形式，讲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正是由于那样的时代背景，不同话语方式的诗人及其诗歌，不约而同地具有了反思的品质，只不过向度不同而已。这时，我们发现，诗人的作品除去了铅华，就像一个人走累了，坐在高速运行的飞机上休息时，往事浮现于眼前，带着穿越历史和人世的沧桑之感，穿梭于时空之中，又渐渐从外宇宙转向内宇宙，从行而下的思考转向形而上的思考，直至延伸到心里。骆英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告诉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能忘记历史。

三

《知青日记及后记》并没有描写乡村生活的全景，也没有展开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主要是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一种是以工作岗位命名的人物，一种是以生活中常见的人名命名的人物。可是，通过勾勒这些人物时，所透露出的种种信息，一幅有关“文革”十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图景，还是隐隐约约地呈现出来了。它不但自然朴素，而且比较清晰。虽说这幅乡村生活图景并不十分完整，可抒情主人公以及与之相关人物的心灵和情感的信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隐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是那么的纯粹而又宝贵。这种真诚的言说，是对人性的忠实记录和发自肺腑的感恩。如果抒情主人公没有如此丰富的生活阅历，那么这部诗集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事实上，任何诗歌作品都不可能逾越诗人所处的时代，尽管有的作品的生命力是超时代的，有的作品的时代背景不是那么明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在全球化的今天，骆英先生的精神向度始终是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他通过抒情主人公对自我感情的抒写与对难忘生活的回忆，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久违的年代，感受到一种激动，体验到一种可贵，这就是精神烛照的作用。爱，这样的生活选择，要保持独立的诗歌品质，就更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知青日记及后记》中所勾画出来的“地里的女人”“段小妹”“张钢”以及《一个春节的雪夜》里的众乡亲，正是塞上农民的典型形象，体现了黄河两岸儿女的可敬可爱，他们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在《一个春节的雪夜》里，抒情主人公发高烧，昏迷不醒，“一个乡亲破门而入”，“他拉着一辆破旧的板车在雪中行走”，“他们为我默念着什么都红着眼睛/退烧后我呆呆地向屋顶望了七天/老人们偷偷议论这孩子可怜可能已成了哑巴/在吃第一口面片时有人说我笑了一下/然后又把两滴眼泪流进碗里”。多么善良、朴实、热情地乡亲，他们将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甚至比自己的孩子还亲还好。“我”与他们并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他们的亲属，也不为其父母所托，何况“我”的父母早已双亡，因此，他们大可不必如此。然而乡亲们却把“我”在“一个春节的雪夜”拉到自己家里，不仅帮着治病，还将“我”真正地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对待。他们也许没有多少文化，甚至作者也没点出他们的名字，但在诗人的笔下他们却是那样的高尚和伟大，那样的可亲和可爱。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这种缓慢而又冷静地抒情，它唤起的是艰难岁月中温暖的记忆，是一种在时代的荒凉之后，向爱的靠近。“张钢”一诗中的主人公，“他家里的鸡蛋多半做了我的佳肴/他舍不得吃说看着我心疼”。“在我离开的清晨他来送我/抱来一床花被发动了他的东方红/半路上他从麦场扔上来几捆麦草/他说坐着舒服花被送给我带到京城/那天路上并没有什么秋风/我的双眼却开始朦胧”。这是多么好的农民兄弟，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人民的一种高贵品质，中华民族的一种崇高精神。朴实而又可敬的父老乡亲以及他们贫困的生活，净化了“我”的灵魂。事实上这种精神上的要求，有时甚至比诗歌技艺更重要，这是终身的追求。由此，也让我们联想到，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所以繁衍不息，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的烛照。让诗歌转向对生活的关注，成为向下的诗歌，如果说这类诗是赞歌的话，那诗人所赞美的对象，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中国的广大农民，因为他们是我国革命的坚强柱石，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他们的礼赞，表明了诗人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诗中对此的深刻思考，也让我们对黄河流域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塞上农民，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诗人在保持现在与过去多重对话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诗意栖息的精神家园的努力，让人充满敬意。

四

我国著名诗人艾青是诗的散文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曾说：“就是为了把诗人从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风气中摆脱出来，主张以现代的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赋予诗以新的生机。”（《诗论》新版《前言》），这可以看作是艾青对“诗的散文美”所做的最后而又最具权威的阐释。《知青日记及后记》正是用“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写的诗，是一种地道的具有散文美的诗作。首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诗中常常引用“撒尿”“不对劲”“不检点”“麦垛”等地方特色鲜明的词语或短语，使诗作呈现出一种粗犷的原生态美，极富张力。它乡土味浓厚，语言清新自然，富有活力，尽管不押韵，也没有严格的格律，但在艺术上自成一格。且语言简洁、准确，并喜欢用叠词与象声词，常常有一种对偶句和相对整齐的排比句式，善用比喻与拟人，日常生活口语，甚至大白话，节奏时快时慢，如此等等，都来自塞上的民间语言，它是那样的朴实、生动，与书面语言截然不同。这些都与花儿这种民间歌谣极为相似，全然没有学院派诗人掉书袋的那种矫揉造作之气，尽管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样标准的学院，可没有一点欧化的倾向。其次是采用小说的手法，利用情节、细节刻画人物。诗人摈弃了宏大叙事，致力于微观叙述，他的想法是凝神于细微感触，在细节性的描述中勾勒出生活的真相，通过对事件或事故的讲述，托出生命在其中艰难的成长过程。在“张钢”一诗中，“他说拖拉机颠坏了腰阴天有点酸痛”，正因为张钢有这个切肤感受，所以“半路上他从麦场上扔上来几捆麦草/说坐着舒服”。这个小小的细节，不但前后照应，而且是“张钢”这个艺术形象呼之欲出，生动感人。诗人在快节奏与冷抒情的奏鸣中，张扬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这是爱的记忆的复苏，是对人生的至诚礼赞。不同的语言取向，也预示了不同的生活和价值取向。在挖掘细节方面，作者以朴素的方式接近真实，更多地关注生活层面的现状，且精雕细刻，常常有不俗的表现。不仅如此，当作者以诗歌的方式观照生活的时候，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感情便就被激发了出来。为了看美丽的“段小妹”，“有一天我从城里带回一架老式相机/她不得不站在我的镜头之前/终于我能够眯着眼看清她美丽的脸/我还说这种相机好用但是对焦太难/在她快要流泪的时候我终于按下快门/黑白照片中她的痛苦和不安更令人爱怜”。

抒情因素的介入，以致这样的细节不仅可信、生动，而且和生活本身一样美丽。这样的诗来自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来自塞上，它的地域文化信息形成艺术符号存在于诗中，让后来者不断地思考。当然，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诗人，作者也善于以情景交融构成意境，以对比的方式表情达意，以意象呈现意义等，这一切都与我国古典诗词一脉相承。骆英的诗始终明快而又朴素，味在笔外，诗在诗外，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其实，诗人骆英是一个阅历丰富、世事洞明、胸怀宽广、眼光高远的成功企业家，他不仅喜欢写诗，还喜欢探险，他是中国诗人中唯一完成世界七大峰登顶和南、北极探险的诗人，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不同身份之间差异性较大，且非常热爱生活的人。骆英先生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怀，“让我们看到万物是美的，生活的本质是美的，这个世界其实没那么差”。鼓励人们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美失去信念。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作者处在一种安逸的生活中，如今有许多人围着他转，可在他的深层意识里，诗人感到这个世界是他存在的一个暂时的形态。以致他的叙述总带有一种忧患的调子，带着对未来的一种恐惧和忧患，带着“何处是归程”的疑虑不安。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诗人无疑是寂寞的。但骆英是自由的，又是执着的、乐观的，求新求变的意识极强。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具有明显黄氏风格的新体自由诗，在最没有诗意的时代寻求诗意。

骆英从1976年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近十种，许多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是一位成绩突出的当代中国优秀诗人。《知青日记及后记》清新自然，内涵丰富，笔致简洁，不仅有个人化信息，而且与“我”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地域及民族特点等密切相关。它不仅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个人的生命历程，民族的精神谱系，地域文化的影像等，而且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多棱镜，更是那个时期知识青年历史的多面镜，是一部艺术形象大于思想的成功之作，故而它不仅仅是“越来越浓，以至于终有一日会痛哭失声”的“二十一世纪的乡愁”，它是对“文革”的反思，也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思考，是游子“一息尚存的向上的核心价值和美学志趣”。拯救我们的是爱，而不是其他。这种感悟的穿透力来自抒情主人公心灵和情感的力量。在《知青日记及后记》中，诗人不仅完成了个人的精神梳理，而且针对当下对现实或生活关注度减弱的情况，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由此回到简单、纯真、善良和平和”。

屈原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原载《黄河文学》2014年2～3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