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写地域而歌咏民族的宁夏

——《宁夏诗歌史》导论

广袤的大西北幅员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这里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处于塞上的宁夏和西部其他地区一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也是一个多种文化形态相通共融的地方。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市，是三万年前人类繁衍生息的圣地，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秦汉时期，被称为德水的黄河，经过秦渠流向宁夏平原，将这里的荒地旱原变成塞上江南。“天下黄河富宁夏”不仅是黄河开辟的巨大工程，也是宁夏人民创造的光辉诗篇。从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原农耕文化就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唐宋时期，“安史之乱”后，唐太子李亨在宁夏灵州登基，尊玄宗为太上皇，布于天下；同时，丝绸之路将伊斯兰文化逐渐引入宁夏。以党项族为主、以兴庆府（今银川市）为都城的西夏王朝立国190年，而政权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银夏（今陕北）到明正土司嗣斩而绝的木雅（今四川康定）存在819年。宁夏之名始于元代，取西夏灭亡“夏地安宁”之意。明清时期的宁夏，是中央政府用心经营的地方，大批中原人和江南人或移民或谪戍或流寓宁夏，带来了中原文化的宏厚和江南文化的秀丽。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古代的宁夏社会以农耕、放牧、通商、战争为主，表现在文化上一直具有从相互了解到相互认同的多元多姿的特点，这也是移民地区的特点。生长于塞上大地的民众前几代是移民而来，新移民到这里也只能把塞上当作自己的家园，而且每个民族的人数都没有绝对优势，便不可能对其他民族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除了蒙古与党项之外。虽然农耕文化、黄河文化、游牧文化、丝路文化、伊斯兰文化、西夏文化等各种文化异彩纷呈，但都学习并继承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既来之，则安之”，原意是“既然他们来了要把他们安顿好”，指的是政府；但民众理解为“既然自己来了要安定下来”，塞上就是他们的家园，所以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各族人民都能和睦相处，形成了南北认同、东西交融，既有北方之雄浑厚重又有江南之清秀柔美的鲜明特色的塞上文化。

我国最早的一本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反映宁夏生活的作品。如《小雅·六月》“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大原”指今宁夏固原一带。“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镐”指今宁夏灵武一带。这种独特的塞上文化无疑为以后的宁夏社会和宁夏文化奠定了基本的精神底色，同时也为宁夏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其深厚的精神资源。毋庸讳言，宁夏虽然是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偏远之地，但宁夏从来不缺乏文学创作的矿藏。相反，一个历史时期的苦难历程和物质生活的相对贫乏，反倒催生了文学无边的想象与真情流淌的歌唱。“陇头流水，鸣声呜咽”（北朝乐府民歌），“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堠多”（卢照邻），“蝉鸣桑树间，八月萧关道”（王昌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韦蟾），“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李益），“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张舜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马祖常），等等，中国诗人在塞上大地留下诸多名篇佳句，但不能将他们称为塞上诗人。而唐时的李益可以说是塞上诗人，因为他出生在甘肃，但他北游河朔，在塞上的幕府度过约二十年的时光，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北宋的张元可以说是塞上诗人，他是北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西夏立国前投奔西夏，官至国相，现只留两首诗和两个残句。元代诗人王翰生于1333年，先祖为西夏人，世居灵州。王翰十六岁袭职千户长镇庐州（今合肥），后又升为庐州路治中、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参知政事等，明洪武十年（1377），王翰决心不事二主，引刃自杀，卒年四十五岁。若其家族是“元灭西夏，入居内地”，那么王翰是在西夏灭亡六年后出生的，肯定出生在内地，所以把王翰说成安徽诗人或福建诗人均可，但说成宁夏诗人有点牵强。直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朱栴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册封为庆王。他在韦州城（今宁夏同心韦州镇）居住了九年，管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负责镇守塞上疆土。在宁夏城（今银川市）居住三十六年，直至病逝。他创作了大量的诗作，编纂了《宣德宁夏志》。同代的林季芳、唐鉴、陈德武、胡官升、李守中、潘元凯、承广、郭原等诗人或谪戍或流寓宁夏，而王用宾、释静明、朱秩炅、夏景芳、朱平斋、胡汝砺、胡琏、骆用卿等为宁夏本土诗人，保绩、冯清、陶希皋、杨守礼、石茂华、罗凤翔、萧如熏、黄嘉善等诗人或为宁夏巡抚或为总兵。清代的宁夏诗人就更多了，黄图安、刘芳猷、常星景、俞益谟、岳咨、俞汝钦、幻闻、朱亨衍、胡秉正、方张登、黄恩锡、顾光旭、王赐节、张映梓、黄璟、徐保字、张梯、郭鸿熙、陈日新、朱美燮、赵惟熙、锡麟、韩庆文、张维岳等。宁夏古代文学除了诗歌，别无其他，所以论述宁夏古代诗歌就代表了宁夏古代文学，或者说宁夏古代诗歌史就是一部宁夏古代文学史。宁夏古代诗歌的发展是渐趋兴盛的，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呈上升趋势，从秦汉时期寥寥几首到唐代的大量涌现，尤其是边塞诗蔚为壮观；经过宋夏元战乱的过渡时期，直接开启了宁夏明清诗歌的繁荣发展。宁夏古代诗歌既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又有古典传统的美学范式。

近代诗歌创作，是从传统的古典诗歌到现代新诗的过渡，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宁夏相对来说依然比较宁静和保守，诗人创作的依然是古体诗词，几乎没有反映大的社会变革，他们都很有才华和能力，也展现出了他们的梦想和力量。与古代相似，各地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才俊被选派到宁夏为官，如吴复安、杨巨川、叶超、张维翰、徐庭芝等诗人，他们无论是造福一方，还是诗歌创作，都为宁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宁夏近代以来的诗人为数不多，诗作传世也较为稀少，但这一血脉并未断流，虽纤细却一直流到现代，从而为宁夏新边塞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尽管历代诗人为宁夏这块土地留下了许多传世的诗词作品，但有组织的活动则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在宁夏南部山区固原出现。1941年固原当地的几位诗词爱好者创办了萧关诗社，定期吟诵诗词，相互学习交流，后编辑出版了《塞上雪鸿集》。这是目前已知的宁夏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开展活动的诗社。

继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新疆提出写新边塞诗，并亲自实践以来，1982年2月7日著名诗人周涛又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引起了各方关注。同年3月，新疆大学中文系就“新边塞诗”问题召开了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并编选了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塞新诗选》。自此，在我国西部新疆，一个被称为“新边塞诗”的诗歌运动活跃了起来，而且被西部其它省份诗人所赞同。紧接着北京的《诗刊》《人民文学》，上海的《文学报》，甘肃的《飞天》《当代文艺思潮》，宁夏的《朔方》，新疆的《绿风》《中国西部文学》，青海的《青海湖》等刊物，在推动“新边塞诗”的发展上，都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唐代文学学会几次关于古代边塞诗的讨论，对新边塞诗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北京的《诗刊》，新疆的《昆仑诗词》，甘肃的《甘肃诗词》《陇风诗书画》《飞天》诗词专页，青海的《昆仑风韵》，《宁夏日报》的《夏风》诗词专版及《六盘山》副刊也都发表了大量的新边塞诗。西北各地还相继出版了新的边塞诗词集，如宁夏的《塞上龙吟》《夏风》《当代诗人咏宁夏》《丝路新韵》，甘肃的《陇上吟》，新疆的《丝绸之路诗词选集》，青海的《昆仑风韵》等。一些诗人出版的个人诗集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老诗人袁第锐、霍松林、段云、杨植霖、孙艺秋、张思温、王子纯、孙钢、王沂暖等人吟咏大西北历史和建设的诗，王孟扬、谢宠歌咏新疆、甘肃民俗风情的诗，秦克温、林家英、项宗西、周毓峰、吴淮生、阿怀东、星汉等人咏叹大西北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诗，林锡纯抒发西部人生感受的诗，都是有特色的新边塞诗。秦克温的《晨过胜金关》，项宗西的《塞上行·爱伊河》周毓峰的《出塞行》，袁第锐的《边塞新咏》，霍松林的《登大雁塔》，王亚平的《龟兹梨花歌》等都是新边塞诗的代表作品。在西部最早提出传统诗词新边塞诗理论主张，最自觉实践的旧体诗人是原甘肃诗词学会会长袁第锐先生。宁夏新边塞诗的主要倡导者、实践者是诗人秦克温、肖川。《绿风》诗刊1986年专门开辟了《西部坐标系》栏目，集中刊发了肖川等15位西部诗人的作品和评论者的论文，肖川也被《绿风》诗刊聘为编委。此时各地所讨论的“新边塞诗”，大都指新诗。实际上新边塞诗的创作，早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1935年毛泽东同志在宁夏固原创作的《清平乐·六盘山》以及在陕北填的《沁园春·雪》和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念奴娇·昆仑》等光辉诗篇就是最早也是最杰出的新边塞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林伯渠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郭沫若、邓拓、常任侠等著名诗人也都写了大量新边塞诗。与此同时，李季、闻捷等著名诗人也写了许多边塞题材的新诗，为新边塞诗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回延安》，张志民的《西行剪影》，郭小川的《西出阳关》，李季的《向昆仑》《石油诗抄》，田间的《天山诗抄》以及艾青、李瑛、袁鹰等都创作了大量描写边塞生活的杰出诗篇。

1949年至“文革”期间，宁夏创作传统诗词的诗人相对比较少，只有罗雪樵、贾朴堂、赵庚、吴淮生、秦中吟、彭锡瑞、吴宗渊等数人。改革开放为宁夏传统诗词的复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诗词创作者日渐增多。1985年宁夏日报副刊编辑秦克温联络时任宁夏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作协副主席的吴淮生，并通过他联系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石天、朱红兵等，由石天牵头成立诗词组织塞风诗社。石天任社长，朱红兵、贾朴堂、肖维章、吴淮生、秦中吟等为副社长。1986年5月，秦克温在《宁夏日报》撰文《要多样化，不要单调》，批评边塞诗风格的不足。他指出，“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比起正在开发的西北地区广阔丰富的生活，风格还有些单调狭窄，亦即粗犷豪迈有余，细腻优美不足”。“不仅作为构成西部诗歌群体的不同诗人的作品要多样化，而且要求同一诗人的作品也要多样化。”他除了讲唐代更讲到了五六十年代贺敬之、李季、朱红兵、姚以壮以及新时期李瑛、雷抒雁、乔良、邓海南等诗人的创作，都曾以塞上为题材，写了不少优秀作品。秦克温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1988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正式批准成立宁夏诗词学会，挂靠自治区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张源任会长，石天、朱红兵、秦中吟（兼任秘书长）、吴淮生任副会长。学会成立之后，积极开展采风、创作、吟诵、学术研究、对外文化交流、编辑出版诗词等活动。1990年秦中吟主编出版诗词集《塞上龙吟》，填补了宁夏诗词出版的空白，作品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宁夏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成就，回汉各族人民新的精神风貌，热情歌颂宁夏壮丽山河及纯朴浓郁的风俗民情，初步显示了宁夏新边塞诗词意象粗犷，大气磅礴，虎啸龙吟，豪放阳刚之美的艺术特色。同年秦中吟出版了个人诗词集《朔方吟草》，这也是宁夏乃至全国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诗词集。

1992年5月1日宁夏诗词学会在《宁夏日报》开辟了两月一期的《夏风》诗词专版，由秦中吟主编，为全国省级党报发表整版诗词之先例，广受诗词界好评。一年以后，由张源、秦中吟联合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夏风》诗词集。1995年9月，全国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国内外100多名专家、诗人参加。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到代表驻地看望代表，自治区主席白立忱、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思忠、政协主席刘国范、党委副书记康义以及自治区政协原主席李恽和等出席了开幕式。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古今边塞诗的创作实践，继承和发扬边塞诗的优良传统，结合时代和民族的特点，反映讴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会后由秦中吟编辑出版了《重振边塞雄风》《中华当代边塞诗词精选》等书籍。另外，秦克温先生还主编了《当代诗人咏宁夏》《中国西部开发诗词大典》等，为“新边塞诗”发展鼓与呼。2000年夏天，随着中共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宁夏及时在全国率先召开了“当代诗词与西部大开发”研讨会，组织出版了《西部大开发诗词大典》诗词集。2004年在《宁夏日报·夏风》诗词专版的基础上，《夏风》改为16开本季刊。《夏风》立足宁夏、面向西部、放眼全国兼及海外华人，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以发表诗词为主，兼及民族化新诗 、诗歌评论、信息、诗人活动，为综合性诗刊。通过多年努力，推出了一批新人，团结了一大批区内外及海外老中青三代诗人、诗评家，在全国诗词界有着广泛影响。秦克温、项宗西的诗词作品入选《中华诗词·吟坛百家》诗词专栏，项宗西入选《诗词之友》封面人物，集中在该刊发表诗词数十首。秦中吟、项宗西、吴淮生、张嵩、李玉民、沙俊清等人作品入选《诗刊》，这是宁夏诗人作品第一次集中亮相中央权威刊物。从1995年以来宁夏先后邀请著名诗人刘征、杨金亭、郑伯农、郑欣淼、丁芒、周笃文、梁东、丁国成、王亚平、李文朝、赵京战等数十人次来宁讲学，播下了诗的种子，推动了宁夏新边塞诗的发展。

2009年8月15日至18日，全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九次年会在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捷，《文艺报》原主编、中华诗词学会代会长郑伯农，毛泽东主席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宁夏政协主席、宁夏诗词学会和宁夏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项宗西，宁夏政协原副主席强锷、李增林，宁夏诗词学会、宁夏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秦克温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何火任、吴正裕、严昭柱、吴欢章、涂武生、季世昌和宁夏诗人、学者吴淮生等1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国，宁夏人大常务副主任马瑞文分别会见了逄先知、李捷、郑伯农、张玉凤等。这次研讨会时间不长，但对宁夏新边塞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年《中华诗词文库·宁夏诗词卷》编辑出版。该诗集突出了边塞诗豪放阳刚的主体风格，更洋溢着宁夏这块热土上“新边塞诗”的地域特征，散发着沙枣花和马兰花浓郁的清香。尽管对这一诗歌运动，后来西部各省区的诗人大都倾向于采用“西部诗歌”这一名称，但宁夏诗人还是认可“新边塞诗”。自称或是被列入新边塞诗的主要诗人有秦克温、项宗西、吴淮生、李增林、周毓峰、马启智、任启兴、段云、张源、丁毅民、贾朴堂、石天、邓万、刘剑虹、白林中、闫云霞、魏康宁、崔正陵、崔永庆、杨石英、黄正元、王文华、沈华维、张嵩、许凯、熊秀英、段庆林、熊品莲、海军、李玉民、宣民庆、何敬才、闫立岭等以及新诗诗人肖川、骆英、刘国尧、屈文焜、王庆、王景韩、贾长厚、李云峰、韩长征、葛林、柳风、导夫、沙新、贾羽、洪立、杨云才等，秦克温、项宗西、吴淮生、张嵩等诗人的边塞诗主要成就是传统诗词。当时一些关于“新边塞诗”的讨论，引起了人们对这批诗人的关注，而且渐渐地“新边塞诗”也专指旧体诗人，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指新诗。还有论者指出，古今写边塞诗的诗人既有长期生活在大西北的“土著”，也有外来者，但写得比较好的还是外来者，尤其是传统诗词。例如1997年香港回归，湖南籍诗人周毓峰的古风长诗《古剑行》获“全国回归杯大赛”一等奖，宁夏为此专门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著名评论家郑伯农先生在谈到浙江籍诗人项宗西同志的诗词曾说：“他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诗词素养，更难能可贵的是，有大视野、大胸襟。写起诗来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用的是古典的艺术形式，说的是当代人的话语，倾吐的是当代人的心声。所以，自然而然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然宁夏当地的诗人的成绩也很突出。如秦克温扎根塞上，倡导和积极实践边塞诗，被评论家称为中国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张嵩连续四次夺得全区、全国诗词大赛一等奖，跨入了中华诗词有成就的诗人行列。这些诗人的创作，有的有较强的社会政治意识，作品主要反映新时期民族寻求奋起的精神折光；有的表现为对诗人内心体验到的自然与历史的宏观把握，在或写实、或直抒胸臆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自由体形式，构成浑厚、古朴、奇崛的艺术风格。

2011年至2013年宁夏先后组织举办了两次“黄河金岸”全国诗歌大赛，更进一步提高了宁夏“新边塞诗”的影响力。

宁夏新诗的发展与全国诗坛大格局的发展相一致，也经历了白话诗、朦胧诗和现代派诗的发展历程。但由于受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影响，汲取信天游、花儿、民歌等形式的营养，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宁夏的新诗有政治抒情诗，有以工农业为题材的诗，有歌咏西部自然的诗，也有纯粹个体化的现代诗。宁夏不同时期的诗人，其共同点在于以生活其中的西部为背景，表现了西部特有的苍凉和辽阔，既有饱含深情的吟咏，又有直抒胸襟的豪迈，更有出其不意的洇染和意象万千的泼墨。可以说，宁夏新诗在表现内容和方式上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由于历代诗人推崇高尚的诗歌理念、继承传统文化的意义、保存诗歌活跃的氛围，才为宁夏诗歌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无形的力量，从而使宁夏诗歌在发展历程中，不为潮流所惑，不为名利所诱，始终坚守着传统古典诗词的本质成分，始终行进在中国诗歌主流的发展历程之中。宁夏诗人将塞上大地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融入创作，为西部和中国诗歌的繁荣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宁夏日报》开办副刊《宁夏川》，宁夏文联创办《群众文艺》，都推动了新诗的萌芽。这一时期宁夏新诗的创作人员较少，以朱红兵、王世兴、姚以壮等为代表，主要从事信天游、花儿、民歌体诗歌的创作。这些诗人的作品大多以歌颂新中国成立后而呈现出的崭新面貌，以及翻身得解放的普通劳动大众对党的热爱之情。诗风单纯质朴，容易被大众接受。

由于宁夏属陕甘宁边区之一，一些在全国较有影响的进步诗人如李季、郭小川、王亚凡等先后来宁夏深入生活，并从事诗歌创作，留下了《阿拉善组诗》、长诗《银川曲》（合著）等作品，极大地带动了宁夏新诗的发展。其中以李季在盐池县创作完成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最具代表。1946年夏天，该诗以《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之名首先在《三边报》上连载，引起强烈反响。延安《解放日报》同年9月22、23、24日连载了李季的这首长诗，题目改成了《王贵与李香香》。接着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延安新华通讯社又用电讯发表。好几个解放区都出了单行本，赢得了一致好评。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李季“用丰富的民间语言来作诗，内容和形式都是好的”，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一时间郭沫若、贺敬之、孙犁等诗人和作家都给予高度评价，一颗诗星在宁夏大地上冉冉升起。1957年，张贤亮的长诗《大风歌》在《延河》发表，引起全国反响。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后，从全国各地陆续来了一批支宁的知识分子，其中诗人中有早在30年代就从事新诗运动的李震杰、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当过编辑的罗飞、辽宁诗人高深、北京诗人吴淮生等。其中，罗飞的《人的标本》、高深表现西部风情的《羊皮筏子》、秦中吟表现回汉人民热爱党的《金线银线五彩线》等作品，堪称那一时期宁夏新诗的精品力作。

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王亚凡于1960年底下放宁夏农业第一线。他写道：“我要去遥远的塞北，／老红军把他的草鞋送给我，／他们那里山高又落雪，／无敌的草鞋会唱无畏的歌”（《友爱》）。王亚凡于1961年1月8日在灵武逝世，葬于唐肃宗李亨登基之地、唐代著名诗人李益所吟之地受降城灵武县烈士陵园，永远地留在了宁夏。196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之际，由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宁夏第一本诗歌集《飘香的沙枣花》，将当时优秀的诗歌作品悉数收录。

从宁夏走出的部队诗人雷抒雁、乔良、邓海南等在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雷抒雁自调到北京《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后，将宁夏视为第二故乡，写了不少讴歌宁夏的作品。他早期的诗集《春神》就是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79年，他以一首歌颂张志新烈士的抒情长诗《小草在歌唱》闻名遐迩，扣动了无数读者和听众的心，被评为全国优秀诗歌，成为我国诗坛新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诗集《父母之河》被评为全国优秀新诗集奖。雷抒雁出版的诗集还有《小草在歌唱》《云雀》《绿色的交响乐》《跨世纪的桥》等。乔良擅长小说、政论写作，但他的诗作也很有特色，《贺兰石》（外二首）等就是其代表作。邓海南的《夜间潜伏》（外四首）也颇受好评。

70年代，肖川《唱在金秋》、吴淮生《不到长城非好汉》、蔡锦启《给大山的通告》荣获宁夏第一届文艺评奖一等奖，李震杰、高深、秦克温、王庆、刘国尧、屈文焜、高琨、赵福辰等陆续在《人民文学》《诗刊》《宁夏文艺》上发表作品，并在宁夏第一届文艺评奖中获奖。宁夏诗人作品选《光辉永照宁夏川》于197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肖川逐渐成长为中国诗坛的一员骁将，发表了大量的诗作，出版诗集《塞上春潮》，被誉为“塞上诗人”。吴淮生出版了诗集《塞上山水》，秦克温出版了诗集《飘香的黄土》等。

80年代，肖川、罗飞、刘国尧、高深、秦克温、丁文、马忠骥、杨少青、王庆、屈文焜、马乐群、虎西山、杨梓、杨森君、导夫、贾羽、沙新、罗存仁等诗人的创作量多质优。刘国尧《一号宿舍》入选《1949—1979诗选》。肖川《中年的船，没有港湾……》入选《中国新诗年编》，肖川因创作成就突出，被宁夏党委、政府授予“宁夏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工作突出贡献奖”。罗飞《人的标本》入选《1982年诗选》。80年代后期，导夫、薛刚、权锦虎、杨云才、刘中等以《宁夏青年报》为阵地，他们的作品用半个版面推出，为宁夏诗坛带来不小的震动，为宁夏“60后”诗人集体亮相起到了表率作用。评论家荆竹曾说：“《宁夏青年报》在领导宁夏诗歌新潮流。”而杨云才一出手就在《民族文学》《诗刊》等发表诗作。

90年代，肖川、罗飞、吴淮生、秦克温、屈文焜、骆英、李云峰、沙新、马钰、柳风等诗人坚持创作，60后诗人集体亮相。他们可以分为两个诗群，即西海固诗群和川区诗群。西海固诗群是围绕六盘山和黄土高原这一区域进行创作的诗人群体，他们相对独立地行走于六盘山的周围，坚持本土化的写作立场，弘扬民族文化，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优秀传统，写出了大量既有较深思想内涵又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诗作。概括来说，西海固的诗歌呈现出本土化、民族化和传统化三大特点。代表性诗人有虎西山、梦也、王怀凌、冯雄、张铎、张嵩、周彦虎、王武军、唐晴、牛红旗、单永珍等。川区诗群是围绕贺兰山和河套平原这一区域进行创作的诗人群体，他们敢于打破经营多年的创作模式，打破业已形成的风格，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有所借鉴，似乎一直在寻找一条最适合自己的创作之道，具有探索性、现代性和口语化倾向，代表人物有杨森君、导夫、贾羽、杨云才、刘中、洪立、米雍衷、潘春生、张联等。而骆英的《知青日记及后记》，杨梓开始创作《西夏史诗》，邱新荣以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是抒情史诗和历史抒情诗，与两个地域性诗群有所不同。宁夏诗人的作品纷纷进入了全国诗选，罗飞、杨梓、高深的诗作入选《中国诗歌年鉴1996卷》，高深、刘国尧、罗飞、吴淮生、肖川、杨梓的诗作入选《新中国50年诗选》，杨森君的诗作入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此后，宁夏诗人入选全国选刊选本不胜枚举。1999年，杨梓发表的系列《西夏史诗》受到《诗刊》的关注，应邀参加诗刊社第十五届“青春诗会”，是宁夏第一个参加该会的诗人，自此由地方走向全国。2015年骆英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进入21世纪，宁夏60后诗人全面崛起，70后诗人紧随其后。首先是《诗刊》2001年8期在头条位置《每月诗星》栏目推出杨梓的个人作品专辑，《诗选刊》2001年11期在“中国当代诗人问答录”推出杨梓的《答〈诗选刊〉21问》。《诗选刊》2002年至2007年“中国诗歌年代大展特别专号”连续六年推出了杨森君的诗及随笔或诗观。《十月》推出“西海固的诗”；《诗潮》《星星》《绿风》《中国诗人》《西部•新世纪文学》《扬子江》《诗歌月刊》等先后推出《宁夏诗人作品专辑》。《朔方》大力推举本地作家、诗人，在《本期一家》栏目先后推出王怀凌、梦也、虎西山、杨森君、洪立、泾河、杨建虎、林一木、单永珍、冯雄、安奇、马占祥、李壮萍、张不狂等诗人的作品专辑。他们的作品纷纷亮相于《诗刊》《星星》《诗歌月刊》《十月》《绿风》等，并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出版一部或几部个人诗集。多次荣获宁夏文艺评奖诗歌奖。杨梓具有历史化、民族化、古典化创作倾向；杨森君从心象化创作走向西域；单永珍具有民族化、地域化创作倾向；邱新荣具有历史化创作倾向；虎西山、洪立具有传统化创作倾向；王怀凌具有本土化创作倾向；梦也、米雍衷具有心象化创作倾向；冯雄具有风格化创作倾向；张联具有同题材化创作倾向等。杨梓的《西夏史诗》、杨森君的《西域诗篇》先后列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项目。2006年，单永珍应邀参加“贺兰山•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宁夏60后诗人都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风格，互相的差异性较大，这就丰富了宁夏诗歌。但也有自我重复的现象，缺乏突破和创新，尤其在语言和语境上有模式化的倾向。或许与宁夏的地域有关，一方面宁夏并非经济前沿地带，他们的创作与经济没有多大关系，同样与全国的诗潮也关系不大，但另一方面宁夏地处西部，又无形地遮蔽了他们的视野。

宁夏70后诗人虽一度“前有60后强敌、后有80后追兵”地被遮蔽一时，但他们最终突出重围，浮出历史地表。他们以其丰硕的战果成为宁夏诗坛不可或缺的力量。郭静以安静为姿态进入他的地理，并发出优美的歌吟；安奇的古典、边塞和文人情怀三位一体，营造着他的多愁善感；张不狂的日常化、口语化、散文化的尝试，写出逼真的生命感受；杨建虎的诗以美丽、安静、温情的罗曼蒂克的气质代表了西海固诗歌的另一副面孔；阿尔接近现实，接近真实的个人写作，是一种自由的敞开的表达式的诗歌写作；谢瑞以城市为题材，其诗是从这个空间内部生长出来的，带着城市内在的隐秘和对人的捆绑；刘乐牛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他念念不忘自己所由来的乡村，一直在回忆他的爱情。还有唐荣尧的柔情而豪迈、刘学军的本土与风骨、林混的口语和精练、孙志强委婉中的跳脱、西野平淡中的奇思等，这些70后诗人风格迥异，不仅壮大了宁夏诗人的阵容，也丰富了宁夏诗歌的创作。2012年，马占祥应邀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

宁夏80后诗人刘岳、王西平、李兴民、张虎强、屈子信、王佐红、秦志龙、许艺、马晓雁、火禾、田鑫、十画、刘京等，90后诗人石杰林等，较为优秀，一直在坚持创作，让我们看到宁夏诗歌的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回族主要诗人有王世兴、高深、马乐群、杨少青等，他们以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为题材，以高昂而明快的政治抒情诗和“花儿”抒情诗为主，把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表现出一个回族诗人坚忍顽强的性格和正气凛然的风骨，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点。他们与汉族诗人一起，成为塞上大地现代诗的并肩拓荒者。王世兴《莲花滩》（长诗）和高深《致诗人》荣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80和90年代，马钰、沙新、何克俭、马忠骥、井笑泉、杨云才、丁学明、尹乔等回族诗人的出现，使宁夏回族诗歌创作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一个回族诗歌创作群体。沙新《祖国，请为他们记功》荣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二等奖，杨云才的《大西北恋歌》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新人新人作奖，高深《大漠恋歌》（诗集）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杨少青《大西北放歌》（诗集）荣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以贾羽、李春俊、杨云才、雪舟、单永珍、马占祥、泾河、秦志龙等为代表的宁夏60后和70后回族诗人，不但在宁夏颇具影响力，而且在全国诗坛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主要以西部和宁夏为背景，着力描写人的生存环境、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等。表现出北方的辽阔和西部的苍凉，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地域特色和独特的审美情感。

宁夏女诗人的创作相对滞后，大部分女诗人只是业余爱好了一番，写了一些发了一些诗作之后就沉寂了，或转战其他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刘秀凡、陈幼京、范一凤等为代表的女诗人开始在刊物发表作品。她们的诗歌，保持着较为上乘的质量，从根本上忠实于个人的疼痛与隐私，大胆地呈现女性生命的体验，以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女性心理的深层挖掘，在宁夏诗坛形成一定的影响。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陈晓燕、王慧、唐晴、莲子、李壮萍、羽萱等人成为女诗人活跃的代表，诗作发表于《诗刊》《民族文学》《十月》《绿风》《星星》《朔方》等，先后出版了个人诗集。其中不乏不让须眉的优秀之作，为宁夏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90年代至今，宁夏女诗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又涌现出了赵晓宁、胡琴、王江辉、林一木、朱敏、查文瑾等一批女诗人。她们的诗歌内容宽泛，观察深刻，不断在创作中探索独特的话语方式；她们的诗歌，面向词语本身，较为复杂地挖掘了诗歌语言潜在的魅力；她们的诗歌重视生活题材，强调结构之美，借助于意象构建倾听语言与敞开生命的形式。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宁夏60后诗人集体崛起，70后诗人冲出重围，80后诗人勇于革新，形成了宁夏诗歌史上最为强大的力量，这一“塞上集团军”集体走向全国诗坛，部分诗作被译为外文，成绩卓然。但在宁夏现代诗人风光的后面，离不开一大批促进宁夏诗歌繁荣的幕后英雄，诸如李震杰、肖川、秦克温、吴淮生、贾长厚、冯剑华、哈若蕙、余光慧、高嵩、刘绍智、荆竹、杨森翔、屈文焜、葛林、杨梓、杨森君、漠月、梦也、张铎、左宏阁、导夫、张嵩、葛林、闻玉霞、王武军、唐晴、单永珍、白军胜、白草、闻玉霞、安奇、阿尔、谢瑞、王晓静、瓦楞草、牛学智、倪万军、火东霞、王西平、王佐红等。他们或评论、或编辑、或出版、或组织，是宁夏现代诗歌较之于古代、近代最为不同而特别的方面，也是众多而且是最为有力的推手。诗人和评论家对宁夏诗人作品予以批评，或长篇专论，或评论诗作，或作序诗集，是宁夏诗歌繁荣“鸟之双翼”中重要的一翼。各个报刊、诗刊、内刊、民刊、网络、出版社等编辑，为宁夏诗歌的筛选、编辑和面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秉烛伏案，修改润色，点石成金，让每一首作品都穿上最美的嫁衣出现在读者面前。各级宣传部、文联、作协、学会、报刊社等，组织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诗会、研讨会、诗歌节等，促进了宁夏诗人与全国诗人的交流；各级文联进行诗歌评奖，肯定成就，激励创作。这对开阔诗人视野、提升诗人境界、提高创作水平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是的，诗评家、编辑家、活动组织者，他们辛劳于幕后，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他们一双双有力的大手，把县市诗人推到宁夏诗坛，再把宁夏诗人推向全国诗坛，为宁夏现代诗歌事业做出默默无闻而非常突出的贡献。

诗歌创作从来都是关乎灵魂的事业。诗歌可以是照亮人类精神的灯火，可以是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注，也可以是人类美好情怀的诗意表达。在宁夏诗人的心目中，诗歌是一个圣洁的词，他们对诗歌往往怀有宗教般的虔诚，抱着一种神圣感来从事创作，态度严肃而认真，天然地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诗歌，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奉献给诗歌，他们愿意成为诗歌的殉道者，而不去关心诗歌能够给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回报。正因为对诗歌事业的认真持守和痴情奉献，宁夏的诗人在不长的时期之内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并赢得了读者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是的，回首塞上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回顾宁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梳理从塞上到宁夏、古体到现代的诗歌发展脉络，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塞上及宁夏诗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学传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尊重诗歌规律，敢于探索和创新，担当起了讴歌人民、鼓舞人心、憧憬未来的光荣职责，创作了大量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俱佳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生动抒写了宁夏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充分展示了人民生活当中真善美的情愫，深情描绘了宁夏人民奋斗拼搏的历史画卷、心灵图景和精神世界。他们的创作不仅集中体现了诗人的良知、才华和品格，审美把握了宁夏各族人民生存状态、生活情景和命运轨迹，而且成为宁夏文学中与小说一样有力腾飞的一支翅翼，成为备受外界关注的一张响亮名片，成为宁夏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杨梓主编《宁夏诗歌史》，阳光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略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