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可以变好事。这是小时候就懂得的道理。幼儿学步时，摔倒了，再爬起来，直到稳稳当当地行走。摔倒，大抵是坏事，但正因为有了摔倒，才能逐渐地学会走路。自然，倘使一味地摔下去而走不出路来，那便是腿有了毛病，这时就甭指望变成好事，须及时送医诊治。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了，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就会对未来有着借鉴，防止和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但据说一个人吸毒成瘾，倘让他戒毒便是极其艰难。就是说，这坏事很难变为好事，可能会更加的成为坏事。然而它虽是坏事了，却可以警示别人，这叫做反面教材。譬如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一声枪响，着实警醒了全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多少年成为人们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反面教材又不是都会起到“教材”作用的。还拿吸毒来说，那反面教育的作用就微乎其微，虽说这几年对于贩毒者的严惩可谓空前，可是逐年呈上升趋势的吸毒人数，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反面教材，它的作用有限，限定在一定的条件下。刘青山、张子善的反面教材有作用，因为它是个别的、极端的典型，并没有形成一种现象，所以能够在社会大众平静的心理和思想上产生相当大的震动，杀一自然可以起到儆百的效果。而吸毒，已呈现泛滥难以遏制之势头，反面的教材多起来，谁还会把它当“教材”呢？
那么，刘青山、张子善今天还有反面教材作用吗？我看是没有了。《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影片公映至今少说已有了七八个年头，贪污腐败不但没有因这反面教材的教育而得到收敛，反而愈加地出现了形势严峻的局面。诚然，刘、张的时代背景与今不同，“教材”需作“修改”以适应现实。而事实上，这些年来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反面教材”，稍远的不去说它，王宝森，这“教材”够有分量有说服力了罢。然而他的“教育”作用又怎样呢？连他身边那些有着一定觉悟和水平的人都不能学到好的东西，包括陈希同在内。于志安，这“教材”也够典型现实了罢，可他对哪些人更有教育意义呢？贪污腐败大案要案不是依然不断地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出版”着吗？难道我们需要的“反面教材”就是这些大肆侵吞、挥霍糟践国家资财人民血汗的蛀虫吗？为着接受这样的反面的“教育”，我们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昂贵了一些呢？
但倘若不幸我们有了这样的违背我们意愿的“反面教材”，而我们又能够真正地从中吸取教训，受到启发，从而认真切实地改进我们工作的不足，防止这样的“反面教材”的再度出现，同样不失那“反面教材”作用。偏现实不是这般如人意。“反面教材”不断地出现，而这许多的“反面教材”却很难产生教育的作用。“反面教材”，究竟在教育着谁，谁又从其中受着教育，真是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所以，当我从报纸上读到有关人士称新近被查处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腐败案件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的时候，我对“反面教材”这4个字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恐惧。
一个社会的“反面教材”太多，那是社会的缺憾。如果有人不断地告诉人们，我们社会出现的问题是“反面教材”，那可能就是这个人的无能。我们现在不需要腐败的“反面教材”，而是想方设法消灭这“反面教材”。我们更需要的是层出不穷振奋人心的正面教材，如焦裕禄、孔繁森、李润五、吴天祥这样的领导干部的楷模和榜样，需要这样的正面教材来教育鼓舞大众和社会，形成一种积极昂扬的时代氛围，尤其在如今“反面教材”搅扰人心的时候。
顺便说明：我们不需要“反面教材”，其义在于腐败方面。其他方面需要不需要“反面教材”，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19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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