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凝成的家史

我今年七十五岁，在清朝光绪年间出世，经过多个朝代，真正过人的生活应该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提起过去的苦楚，真像满山的野藤，茎叶相缠，千头万绪，说来话语可长呢。

苦难的童年

小时候，我一家人真苦。兄弟五人，我排第二，一间又破又矮的屋就在山坳里，冬天吃西北风，夏天闷得透不气来。我小的时候，整天光屁股，身上没着一寸纱，冬天落雪米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迭迭辅褊的棉被，盖不密，只得盖蓑衣。冬天的夜专跟穷人作对，好容易才熬到天光。一起来，一家人还是受冻，大人捧起火笼烘火，我只穿一条净是破洞的棉袄，没有裤子。我冻得站不安，坐不安，只得在灶洞里生起火来，我个子小，屁股坐在灶厨石上，双脚伸到灶洞里去，头和手蜷缩一团，好象冬天在灶洞里睡觉的小猫。我记得很清楚，这大概在七八岁光景，三餐净是蕃茄丝汤，有时候还吃野菜。什么“鸡舌菜”“节节栏”“青椒心”、我都吃过，最难人口的是“青椒心”，煮了好几沸还有苦味，能够配又成又臭的虾皮就算是极好啦。就这样，还不能维持生活，我不时还跟父亲到岭门地主白永利那里借钱，白永利这户地主挺毒辣，不仅利息重，而且要“月月清”，否则要数倍累进，因此，我父亲只得经常到外地赚散工解利息，生活更加艰难了。

我十二岁时侯，家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父母亲便叫我过房，给二叔做儿子，一来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二来可给二叔接香火。我二叔是个透顶老实的人，只会干活，连秤花也不认得，唉，家里虽只三个人，还经常吊锅，二婶病倒也没钱请医生看。在贫病交迫下，二婶心横了，叫我到床前说：

“才秀呀，你二婶不当用了，你到灶头盐罐里倒一杯盐油给我喝吧!”

我说：“二婶，你说口渴吧，盐滴不能止渴!”

二婶苦苦地说：“不是呀，我心头难过，喝下盐涵会清凉一些。好孩子，你去吧。”

我那时年纪小，以为真的，便倒了一杯盐滴送进去。刚端到门口，我母亲来了。

“端什么?”

“盐滷。”

“谁要?”

“二婶。”

母亲接过杯子，狠狠打我一巴掌，我哭了。二婶深沉的眼凹里涌出泪水，无声地哭泣了。母亲看到这样情景，也哭了。

不久，二婶也就死了。

十字街头

二婶死后，我母亲无法关照我，我整日跟随二叔身边。上山砍柴，种山、替地主富农牧牛，当“包月”，什么都干。“老蛇钻竹筒，节节难”，一直难到大。在过去，富户人家的子弟十六七岁就娶亲了，可是我到二十九岁才成家。（当然，现时提倡迟婚，三十也不迟）没几年，大的儿子玉奶出世，一家四口，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我的肩头了。

王壇是个穷山沟，加上地主的压迫、剥削，我无法养活四个人。人总是要吃饭的，不能眼睁睁饿着肚皮。听说温州是个大地方，生活有出路，到那里多少赚些钱来也好。这下，我就跟二叔和玉奶他妈商量。他俩虽然不舍得我走，但是受生活所迫，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二叔一遍又一遍地吩咐我，你个小子，干活不要过度，生来命苦，不要跟人家争咀，高低有个着落马上写信回来!

流浪到温州一带，有时候替地主碾米，有时候到山上找竹壳卖给乡间妇女做竹壳鞋，东一天，西一天，饱一餐，饿一餐，经常睡在巷角檐下，最后在温州西门茶叶寺地方租一斗破屋住下来。

租车拉，拼命一些，肚皮还顾牢，我就给家里去信，说站脚的地方找到了；同时时刻记住临走时二叔交代我的话，尽量忍气吞声。

有一天，雨丝蒙蒙。我租把车子在十字街头等客。上半天等到下半天，还不见叫车的人，雨又越落越大。我心如火烧：快傍晚了如果再没有人来，晚上就没有钱买米落锅。车租也成问题呢。东瞧瞧，西望望，好容易才迎来了一位客人。

这位客人，大约三十几岁，身穿纺绸长衫，尖头皮鞋，油烂烂的西装头，手拿一把白纸扇，大模大样地走到我身边，咀唇一呶，好像是指点方向，就坐上去了。

我拉起车，客客气气的问：“先生，拉哪里?”

“妈的，你管自己拉去好了，我……”

下半截的话我没有听清楚，我看看这个客人不是好惹的，只是竖起耳朵拉，碰到街头巷角，他叫我转左，我转左；他叫我转右，我转右。

拉到一条小巷里，路不平，雨又大，我中饭没有吃，体力实在没法支持，猛不防，一个车轮陷到窟窿里，车子一震动，差不多就要把车里的人倒出来。

“他妈的!”匕首一样的尖皮鞋踢到我腰部，扇梗落在我的头上。

我心里明白，车钱还在他的衣兜里，我记起二叔的话，不要跟人家争吵，忍住疼痛说：

“先生，对不起，是路不太好，不要生气，再坐上来吧!”

“他妈的，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这个坏蛋眼睛，鼻头咀巴扭在一起牙齿咬格格响，几乎要把我吞下去，吐了一口痰就准备走了。

这时候，我可火了，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给你拉车，不给钱还打人，我又赶到他前面，档住他去路，要他的钱，谁知道，一拳擂到我胸头，又用头皮鞋乱踢。

我想猛扑过去，跟他拼个死活，可是已经站不住脚了，眼巴巴地望着那个黑心肠的人，走出深巷，拐一弯，洋洋得意地走了。

咳，温州这个鬼地方，是虎口，也不是我们穷人的去处；随后，我流浪到瑞安，当时是三十四岁。

不久，二叔因为年老多病，受饥受冻，死了。我带着玉奶和他妈住在瑞安小东门。

第二年，玉奶他妈又怀孕了，富户人家怀孕是福，穷苦人家怀孕是灾，他妈还是天天帮我干活，拉车啦，家务啦，累得面像黄菜叶脸。在临盆前一筒烟时间还在理家务。我从外边赶到家，小孩已经落地。家中空空的，连一个鸡蛋垫肚也没有，去请接生婆吧。身边又断个铜板，洗洗，包包，我都自己动手。生落好几天，他妈只饮一斤酒，其余没有一点好东西落肚。我想，横直养不活，不如趁早把小孩子卖掉，便断明二十五块白银卖给别人，隔壁是个姓项的，他有良心，对我说：

“老洪呀，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肉，不要那么狠心，两个孩子并不多么，将来长大成人，你临老才有依靠。”

我和他妈想想也对，便改变主意——不卖。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于是，就给这个孩子号了一个名字叫“玉安”，因为他是在瑞安出世的，也希望今后能够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该有多久，日本鬼子打来了，飞机三天两头来，像老鹰捕小鸡一样，在头上乱捺，为了逃命，家里的东西也来不及检点，我一家人就速赶回王埴老家来了。

日本鬼子一到瑞安，我那斗租来的房子也被打进去，烧的烧，抢的抢，弄得水洗一般。

讨饭去

回到王埴，同样活不下去呀，况且又有了一个小孩。

我算算，自己命苦，不该连累老婆，儿子，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想找一条出路，有一天深夜，我突然对玉奶他妈说：

“他妈，你跟我再苦不下去了，逃命吧。”

他妈听了，擂擂胸头，哭哭啼啼的地说：

“他爸，你错了，你怎么讲这些活，嫁鸡跟鸡走，嫁凤跟凤飞，我们有三个孩子，将来一定有出头的日子，你烟赌酒嫖，四字无犯，真的没路走吗?”

我接着说：“多少年了，变龟变蛇，什么都变过了，还有什么好变呢?”

“不知道你脸皮肯剥不肯剥?”

“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脸皮?”

他妈坚决地说：“好，那就讨饭去!”

我心头热一阵冷一阵，热的是有这样一个好妻室，冷的呢，一家人弄到这样光景，给妻儿们大受罪了。

商量定当，捡点一些轻便杂物，只跟父亲说一声到景宁县去，就起个大早动身了。

那边山很高，过一个村落都要走一条很长的路，孩子们哭的哭，叫的叫，真苦呀!

有一回，孩子饿得在地上摸泥吃，我到一户地主门口去要饭，因为不懂当时讨饭的“规矩”，一只脚跨进他的门槛，被那户地主看到，马上被推出门，还挨了一顿痛骂。

到了景宁西坑地方，漫天大雪，山上积雪一尺多高，石头路上结了冰，滑得得无法开步，我饿得晕倒在破庙里，一家人咩咩哭，邻近几个穷人赶来，有的送蕃茹丝，有的送草药，把我的病医好，留我一家人到雪融化后才走。山区融雪，头尾要半个月呢。这下，我深深地体去到：只有穷人才知道穷人的苦，只有穷人才会帮助穷人!

亮了心眼

一家人在景宁整整讨了两年的饭，后来听说王埴老家来了共产党，专替穷人出力，凤林郑海啸、本地洪汝南都是。因此，我就回来了。

到了家里。听听共产党的宣传，我的眼睛亮了，心头也开阔了。他们看到我这个讨饭人一条心，经常叫我帮助放哨，送信，共产党是红的，山凹是红的，我想，出头日子该到啊!

可是，白龟子心不愿，便数次派兵到这里来“围剿”，同志被杀了，房子被烧了，东西被劫了，站在共产党这边的人都吃过苦头。第一趟来“围剿”的时候，村里有几十个人被抓到祠堂里大骂，我们一一个也没有讲，敌人没有办法，只关了一天就放我们回家了，第二趟来的时候，势头真大，我知洪才其等几个人被捕到水头街区署里。白龟子真没有人道，把我的双手掷在背后，棕绳打一个瓶结缚住两只大拇指，甩到梁上，那一头只一拉，全身骨头筋胳弄得咧咧响吊上去了。我全身喷出冷汗，眼前一片黑溜溜，火星东跳西跳。我心里明白，穷人横直是死，你要我说出共产党什么事情，真是公鸡生蛋——万不能!

硬法，软法，敌人都用过，在我们身上打不出油水，又把我放了。

为了不再吃白龟子的苦头，为了一家人的肚皮，党里的同志叫我暂时出外谋生去，以后有机会再来。

我单身匹马经过十八都来到现在的城西。

处处受压迫

在城西，开头我当散工，打另杂，俭吃省用，积蓄几万元纸票（即国币）向富农民吴可和当来一间房子（当时折合谷子一千一百二十斤），在契约上讲明在三年后取赎。

我一家人搬来了，指望今后能够安安稳稳地住上三年。天晓得，纸票天天跌，一个月以后，吴可和拿原数的纸票向我赎屋，我不肯，他就瞪起眼睛咬紧牙根地说：

“屋是我的，纸票一文不少，你敢强估我的屋吗?”同时他还到处讲：“洪才秀是山底人，土匪相，对他不客气。”

我本想去告他一状，后来听说是吴可和有个亲戚是当律师的，跟他猪肚连猪肠，反正告他不倒，也就忍气搬出来。你说天理在哪里，当时赎屋的几万纸票只买三支香烟呢。

地主剥削农民花样可多哩。当时我向水塔头地主孙阿栋租来九亩半田，每亩租谷三百斤，其中两亩三，田骨特别坏，那时我代别人养头牛，牛栏肥倒下不少，稻长得很大，孙阿栋看了眼睛就红起来。硬说达两亩三田，原来是三亩，一定要以三亩交租，我反驳说：“我向你交租好几年了，你为什么早不讲迟不讲，恰巧要在今年讲?”他就回话：“看到你今年稻子好才想到!”这是什么话：我准备用蛮力干，孙阿栋手无缚鸡之力，不敢跟我笃强。但又耍了新花样，拉出一个姓孙的狗腿，说自己欠他谷子，在我户下过拨，由狗腿子包催。这个姓孙的狗腿像黄牛牯一样，专讲蛮粗，我吃他不落，只得全数交租，不敢拖欠一斤一两。

还有，地主彭杨柯，就是现在我住屋右边一个。当时家里有菜园，四面高墙，当中有一座四角飞檐的拜佛楼，杨柯老婆整日阿弥长、阿弥短，其实楼上还安着枪支，要是谁爬上高墙偷看他的菜子一眼，就开枪显狗威呢。有一年，彭杨柯有五亩田的芥菜，包我代卖，工钱是相当于一百斤谷子的纸票，我每天起三更挑到鳌江镇去卖，快卖完了，又说我银钱弄不清，要我交还一百斤谷的纸票，逼得我没有办法，最后向十八都林阿定那里借来还他。

这里随便讲几件，其实受地主压迫的事情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时候，我天天在盼望共产党!

妻死

黄连苦，贫病比黄连更苦，玉奶妈病了，一病就是三年，那时候，一天只吃两餐蕃茄丝汤，吃不上一餐白米饭，根本谈不上请医生，病就这样误了。

我妻舅听说自己的妹子起不了床，从家里赶来看看，说起来伤心，我妻舅是个一手拿布袋一手拿“门头卦”的乞丐，东一个铜板西一个铜板讨来的钱买了一条不到一斤的黄鱼，送到我家里给妹子吃，怕我丢脸，先把讨饭的那一套“行头”放在东门，我烧了一碗点心给他吃，他只挟两筷就吃不下去，望着自己妹子只哭，玉奶妈也哭。我在劫难逃，在背地里也哭了一场。

玉奶妈生病以后，躺在床上不会动，家务事都由我操作。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床前灯下补孩子的衣服。玉奶睡着了，玉安还偎依在我身边，玉奶妈说：

“他爸，白天辛辛苦苦，夜里还要补衣服，真……”她哽住了。

我安慰她道“没有关系，以后你病好起来，这些事就不用我做了。”

“我知道，我不会好了，咳!这些针线用完，以后你连针线也要自己买了。”

我听到这里，心中好像针刺一般，怕她过分痛苦，噙住了眼泪不作声。

“他爸，你不用难过，我真心对你讲，咱们家里穷，我死了以后，用……破席捆起来埋土算了……”

“快解放了，你放心，不会到这种地步，你会好的。”我说到这里，哭了。

没有多久，玉奶妈死了，在邻居的帮助下，草草成殓，我想：玉奶妈虽然病死，实际上就是被旧社会杀死的，被地主阶级压迫死的!

翻身当主人

共产党是救星，毛主席是恩人，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

土改的时候，我家分到三间屋、八亩田、还有箩、床、桌等大批农具家具，我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些东西，呆呆地望着中堂新贴的毛主席像，满肚感谢的话说不出来，望着望着，热泪夺眶而出。

啊!我想起玉奶他妈，你死得太冤枉，太无福气，看不到今日!

土改后，还是小农经济，有不少困难，一个人种田劳力不好调度，缺这缺那，玉成只六岁放在家，他说家里黑洞洞的，不敢住，整日在门头打滚，泥鳅一样；带到田里去呢，又被太阳晒得啼啼哭哭。毛主席真懂得我们种田人的心意，叫我们走集体化道路。我和廖锡龙一班人打起一个互助组，困难因而得到解决。以后不论是办初级社、高级社或人民公社，我都带头参加，走共产党指引的路准定不会错。是呀，城西这个社越办越巩固，我们的生活也就越来越美好。

现在我家里不论住的吃的穿的都很好。土改时分来的三间房子，经过修整，很适用。过去一家五个人只有一条被棉被，现在全家棉胎有九条，被单被面有九床。穿的吗，更不用讲，过去冬天穿短裤，腿上用破布包扎起来耐寒，现在个个有卫生裤，有的有呢裤；卫生衣、衬衫、棉衣各人都有一二件，连大孙子今年只两岁也有绒衫呢，大媳妇的房间柜柜箱箱摆起来象金銮殿一样。吃的吗，白米饭任你吃，只怕肚子不饿。另外，家里还装了电灯，有便请到我家里看看。

不能忘记过去

土改后第二天，玉奶提出要参军去，这下，我心里真难过，一把尿一把屎拉扯大的儿子一去，不知道什么能回来。玉奶正经地对我说：

“阿爸，我问你，我们家里的田地、房屋哪里来?”

我被他一问，心里全通了：“好，玉奶，你单条心去吧，家里的事情你阿爸会担当的。”

入伍那一天，玉奶领到十六元津贴费，这个孩子真懂事，单手拿十五块钱给我，只留一块钱给自己用。他说：“阿爸，这是人民政府发来的钱，你拿去用吧。”

我快乐得说不出什么，只拿来六块钱，还有十元钱给阿奶带去另用。

玉奶还未回来，玉安的义务役制又轮到了，我没有第二句话坚决让他去。

玉安的部队驻在××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特地试试玉安的心，“玉安，你说在家里好，还是在部队好?”

“党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里，家里、部队都一样。”玉安这样回答。

我说：“对，有志气的青年人，就应该这样。”

现在玉奶已经转业回来了，在农械厂里当工人，已经成了家，生了一个男孩。玉安还在部队里，听说很不错，思想很进步，工作也积极，最苦命的玉成，今年也二十岁了，是公社社员，干农业。我三个儿子分别在工、农、兵三条战线，老大老二是党员，大媳妇和小媳妇是共青团员。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一切。

我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情，我一家人永远要跟党走。

（此文系秉笔代言稿。1962年春，我在城西乡体验生活，就住在水塔村贫农洪才秀老伯家里。他是单身老人，我就在他住房的一侧用木板铺了一张床，朝夕相处，获益良多。我就撰写一篇以洪才秀口述的《血泪凝成的家史》，请张鹏翼老先生用鸡毫的笔题篇名，刊于《平阳群众文艺创作选》上，同时刊发的有徐新对的《刘英同志的故事》，郑旭华的诗《岁交之夜》，蔡良骥的《写诗三题》郑志圻的小说《昆阳河畔》缪千军的鼓词《海底捞针》，美术作品有陈子安先生的封面国画《力量大师》、叶成浩的封底国画《映山红》等等，整个集子约十五万字。因为这个刊物难以找到，所在此文后面写了一段文字，便于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