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被看好的，观众却很欢迎

拍成第一部电影很艰难，拍成第二部电影也并非易事。关键还是拍摄什么样的片子。《南方的岸》算是拍成功了吧，因为全国各个城市、包括小县城都放映了，北京卫视等电视台也常有播放。看过的人评价还可以，但是，我并没带到长影展映，不是出于谦虚，的确自认有许多遗憾不足之处，不好意思主动献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选对了一篇好小说，并按自己的艺术追求把它搬上了银幕。这一条我自己认定的路子还得坚持。

厂领导们想让我上戏了。这次很认真，让我从发行公司租借来《南方的岸》看了一遍。不久，有位责任编辑来找我，带来一个武打片剧本建议我拍，说是厂长让他找的我。我对内地能拍好武打片早有疑虑，原因是，我在电影局那些日子看了不少港台的这种类型片。一是看得多了有点倒胃口，大同小异，不易再有新意。这个武打本又是那种对立双方，争夺秘宝、秘籍，故事雷同老套。我最终没有接拍这个本子，后来的事实是的确没有其他导演拍这个戏。二是能拍好很费力、费时、费钱，关键是“钱”。我们资金充足吗?特殊的演员、特殊的替身、特殊的拍摄方法，哪一样都得用“钱”撑住，厂舍得或敢于在我身上下本钱吗?编辑进一步说服我，说厂长说了：“崔东升善于把握群体人物形象，能分出个儿来。这个本子人物比较多，他要不想拍就不拍了……”这话挺实，《南方的岸》人物比较多，有名有姓有点个性的人物就有七八个，主角还是一男二女，不到100分钟的电影能分别表现清楚不易，这是原小说提供的基础好。感谢厂领导看到了我这方面的能力。

让你拍的你不愿意拍，那只好走老路，自己去找。我选了几个送上去，领导都没看中。其中有一个是武汉大学在校女同学写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勉强看中了，但却让我拍电视剧，并且，这个决定也是拖了很长时间才定下来，原作者早已来信告诉我，上海电影厂派了三个编辑，先后找了校党委、系领导，又做她的工作已拿走了改编权。她信中向我表示歉意，是长影迟迟不表态，不能怪她。因为我们来往通信已几次，不但研究好了怎么改编。她还对我写首“入学歌”为主题歌的提议十分赞赏。因为我说过，老电影《桃李劫》中有首“毕业歌”流传至今，还始终没有一首“入学歌”传唱。后来上影拍成了《女大学生宿舍》，反响很好。

市场经济大潮来了，席卷各行各业，电影这个集教育、审美和娱乐为一体的大众艺术商品更不能例外。我慎重思索了一下自己的出路，决定走“三合一”的路子，一要考虑国家社会发展需要，二要考虑厂子的低成本投入还能赚钱的要求，三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和追求。三者综合一起谓“三合一”。我还是影迷或当学生时，就喜欢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轻喜剧影片，如《忠实的朋友》、《我们好像见过面》、《废品的报复》等。更爱看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东西，如《警察与小偷》、《罗马十一点钟》，还有日本的《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寅次郎的故事》等。我国电影先师们以喜剧手法拍的反映社会底层人物的片子，如《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渔光曲》、《马路天使》等，我则多次观看，颇受启发。遵循这个思路，我开始留心寻找当代现实生活中的这类影视文学作品。老天助我，还真有那么个东西在等着我，它叫《哥儿们发财记》。

《哥儿们发财记》是作家中杰英写的一个话剧本。我曾因联系他的其他作品而结交相识，他知道我和孔捷生合作了一个《南方的岸》电影。我找他求剧本时，他正忙着给北影的斯琴高娃导演(我的电影学院老同学)写另一个剧本。中杰英告诉我，他想写“哥儿们”系列话剧，继《哥儿们折腾记》之后又写了个《哥儿们发财记》，稿子已送《剧本》月刊社准备发表。他说，“我给你写个便条去要一份校对稿看看，如果你喜欢可以拿去拍电影，怎么改编都行，我就不参与了，得忙活手里这个……”我如愿以偿，拿到了话剧本校样，看后正合我意，便立即动手开始改编了。

《哥儿们发财记》不是有深刻思想政治内涵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可以进行深邃艺术探索的东西。但想编好拍好，也绝不是容易的事，需要认真动一翻脑筋。在改编前，我先写了个《导演阐述》，作为我编导的指南。

我是这样阐述自己的认识和追求的：《哥儿们发财记》片名醒目，通俗易懂，顾名思义是写当下的年轻人如何发财致富的故事。

“发财”是人人都懂的老词儿，曾一度遭贬，忌讳成灾，几近被废除。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到来，它也回到了人间，成为最受欢迎的新潮喜庆词语了，不仅逢年过节“发财”之声不绝于耳，平时言谈中也常常不离口。“发财”是什么意思?词典上的正规解释是“获得大量钱财”。是啊!国家要昌盛，民族要兴旺，一个集体要生存发展都必须“发财”，就是一个家庭或个人要想过上好日子也得发点小财。所以，谈“发财”本身是无罪过可言的，关键是如何“发财”。掠夺侵占是帝国主义的伎俩，盘剥榨取是剥削阶级的手段，而坑蒙拐骗、贪污受贿、盗窃抢劫等是罪恶分子的勾当；只有用聪明才智、身体力行去劳动创造，才是文明发财的正路。”

“这个故事写了一群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一段普通生活，反映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奋斗、探求，战胜困难，陶冶情操，走上正确人生之路的；同时也讽刺、抨击了一些思想僵化的人和丑陋的社会怪现象。”

“这个故事涉及了一部分普及专利法的内容。我国1985年实行专利法，至今(1987年)才两年多，人们普遍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我国每年申请专利才两万多件，而日本这样一个人口远少于我国的国家，每年申请专利达60万件。相形见绌，惭愧啊!财富也要靠发展创造创新来积累。这个故事如果能引起人们对专利法的关注，也是很欣慰的。”

“这是一部通俗娱乐片，具有丰富的喜剧元素：现代城市青年的浓郁欢快生活气息，轻松愉快的故事情节，富有感情色彩的个性鲜明的人物，风趣含蓄的对话，机智幽默的动作，妙趣横生的幻想境界，明朗的色调，活泼的节奏，多样和谐的音乐构成，清新的讽刺，富有余味的思索，等等。按习惯说法，它应属于‘轻喜剧’，但是，何谓‘轻’?人们的理解又不尽相同。这又不能像举重、拳击一样界定出严格的量化标准。只能去意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探索。我理解的‘轻’是针对‘闹’、‘怪诞’、‘过份地夸张、滑稽’而言。我喜欢‘幽默’，幽默是喜剧的自然气质。幽默的情趣是在瞬间的恍悟中让人琢磨一下，才咂摸出味道来。幽默不同于以逗笑为目的的‘滑稽’。幽默是有意识地用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或对某些事物态度的一种方法。它能给人美的享受。幽默能引人发笑，但笑不是目的，是手段，只有当笑中有了思想内容，笑后有了思索回味的东西，这个笑才是有价值的；否则，笑仅仅是生理上的刺激反应，一时感到喜悦，很快就会不舒服，甚至痛苦难堪了。笑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哈哈大笑、嘻嘻小笑、无声微笑、少表情暗笑……凡此种种都算有了喜剧效果，不能持偏见。这应该是这部影片追求的样式和风格。”

我很快完成了电影剧本的改编工作，经中杰英审看同意后，交给了厂领导。“编剧”署名排序仍按老规矩，原文作者中杰英为先，我为后，并不写“执笔”二字，稿酬二一添作五。我直接找厂长苏云，他让我去找副厂长刘儒审阅。据说苏云即将调任去北京，当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刘儒是很关心我的一位厂领导。他曾对我说过：“你净给别人做嫁衣了……”意思是忙活了好几年全是替别人干事，说明他了解、理解我。所以，他很快点头，《哥儿们发财记》在长影开拍了。有知情者告诉我，“你早找刘儒就好了，你去电影局的事情他不知道?”是啊，后悔已晚了，我只会按规矩办事，不懂“灵活”之事理。

要拍《哥儿们发财记》还有一个动因，我在北京读大学五年多，对北京有深厚的感情和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分配到长影工作后，每年都会有因公出差的事要去北京或路经北京，对北京的亲切感犹如故乡。中杰英虽然是广东人，但多年居住北京生活工作，对北京老百姓的生活情调、言谈笑语特色都相当熟悉并掌握，所以，《哥儿们发财记》片要拍出“北京味”来应该是我俩的共同追求，这其中选景的特色要求相当重要。钟鼓楼的夜市、老胡同与四合院、繁华的商场、宽敞的大街、故宫的护城河与角楼等都一并进入《哥儿们发财记》片。我还很想表现一下北京的时代变化，应有新景观的出现，但那时还变化不明显，如：很想拍点缤纷耀眼的夜晚闪烁霓虹灯的镜头，但是晚上开车跑了几条白日繁华街道，都距希望甚远，哪像如今现代化的北京夜如白昼。无奈，只好在西单商场门口拍了几个镜头，均没达到意愿。不过，故事和人物等可是现代的，与旧景一结合，也能反映出北京改革变化的时代印迹。

演好喜剧，演员很重要，我没敢冒险用新手，但却冒险用了没有演喜剧经验的男演员男主角陈剑飞，女主角宋春丽(两人来自八一电影厂)，另两位男主角是廖京生(中央实验话剧院)、钟吼(来自大连话剧团)，这又是一部群体人物形象戏，其他的“哥儿们”演员来自长影、北影及在当地临时选用。著名电影评论家王云缦观看后说，“长影敢用非喜剧演员演喜剧很成功，这个经验值得研究、尝试。”

《哥儿们发财记》片也应该有一首主题歌呀!唱什么?因为是轻喜剧，唱点幽默诙谐的吧。我由衷的感慨，即兴写了几个字，算不似歌词的歌词：

生活，生活，生活是什么?

是吃?是喝?是玩?是乐?

还是有点别的什么?

作曲　竹风、唐远如　演唱　蔡国庆

《哥儿们发财记》是部小制作，除了刘儒等少数领导支持拍摄外，其他包括中层领导并不看好，投资才50多万元。在审查双片(只有画面片和台词录音片两条)之后，在长影二楼会议室谈意见时，少有肯定声，多数人怀疑不会卖几个拷贝。可是，市场说话了，各地订的拷贝并不少。有意思的是，时任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赵实同志(现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在当时的一张《北京晚报》上发现了一篇文章，说北京八月份上映了22部影片，最受欢迎的四部，不受欢迎的五部。受欢迎的四部中便有《哥儿们发财记》(另外三部受欢迎的影片是《原野》、《欲望的火焰》和一部外国片)，而不受欢迎的五部中长影占了两部，那可是投拍时各位领导看好的片子啊!赵实同志拿着那份晚报给时任厂长闫敏军看，并评论说“喜剧片是受观众欢迎的”。此事是此后赵实同志告诉我的，并把那张晚报送给了我。省委组织部到长影征求意见准备选拔几位厂党委副书记时，我作为民主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长影主委为赵实同志进了一言，以此事为例，说明赵实同志公平正派，业务上有水平，对创作干部关心、负责。由于她的努力证实，我拍喜剧片的路子总算打通了。

《哥儿们发财记》的市场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喜剧，更因为它是与时俱进的现实题材，紧贴老百姓的生活，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电影史证明，以往不同时代受市场欢迎的电影，都与当时老百姓所思所想所关爱贴近，这是事实，也是一条真理。电影的思想内容及形式，跟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晴雨表。搞电影的人应该及时地捕捉，不应该反其道行之，自我欣赏、闭门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