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人类渣滓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这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吴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日：“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一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挑大敌，远种祸根，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曰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祐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曰董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机不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分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篇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分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眼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眼，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操。呜呼，在势利眼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乱民贼子，而且用尽吃奶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的奴性四溢，五体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眼，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就连人情味都看不到，而只看到了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1967年

张爱玲（1920—1995），

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去香港读书，后回上海从事写作；作品丰富，是沦陷区的主要作家。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后定居美国。作品有《传奇》、《流言》、《赤地之恋》、《半生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