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人要做文学家。
一种是自命风雅的人，觉得政治是龌龊的，做生意是卑鄙的，而有涯之生恰值有闲之年，于是笑傲风月，寄感遣愁，做做文学家罢，这一类的清高文人，其实很少真能“清高”者；所谓身在山林，心萦魏阙的人，古来就很多，现在是更不用说了。
又一种是相反的。他们知道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管你；他们知道在万般商品化的社会里，文学也有商品化的危险，而且已在逐渐商品化了；他们知道文学不是个人得意时作消遣失意时发牢骚的玩意儿，文学是表现时代，解释时代，而且推动时代的武器；他们要做文艺家，正因为关心着政治的腐败，社会的混乱，以及文学商品化的危险。
这两种人，是两种人生观，两种世界观。在现代中国，这两种人同时出现于文坛。而且在现代中国，因为政治的腐败，斗争的剧烈，所以这两种人的前者自然而然会成为保守派，成为现状维持者，成为麻醉剂，烟幕弹；而后一种人就会走上了前进的路，成为现状的反抗者，成为革命化。
全中国现在到处产生着属于后者一类的文学青年!
然而文坛的现象还不是那么简单。介于上述的两种人——两种文学观之间，还有许多脸相，许多阶段。例如推崇文化的神圣尊严独立，力斥那些把文学作为个人消遣发牢骚的观念，——所谓艺术至上主义者，就是新式的“清高”文人，他们客观上和旧式的“清高”文人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反之，戴着最最革命者的面具，对于现实的罪恶不发一弹，——或者只放几声空大炮，可是对于在文艺道上艰苦地挣扎觅路者却明枪暗箭，一齐都来，诸如此类的“战术”，也是新旧“清高”派所目逆而心许的。
“志在文学”的青年走进了这迷宫式的文坛，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是那么样盘旋曲折，到处有陷坑，滚板!于是不免要长叹一声道：文学家不可为也。
假使万幸而躲过滚板，跳过陷坑，居然摸上了到光明之路，那时候，文学家也许做成了，但是做人可就难了；小头目想收罗你为爪牙，贩子们想把你当作猪猡，于是乎你感到文学家的“不自由”了。假使你一定要维持自己的自由，一顶反动的帽子就会加到你头上，甚至会有被绑票的资格。
不过据说，立志要做文学家的青年还是很多。如果他们只知文学家可为而立此志，那实在太昧于时势，如果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就可敬。这种人，在绝顶聪明者看来，就是傻瓜。绝顶聪明者看透了文学家不可为而仍可为；他们往往从左边走上了文坛就待价而沽，或者就从右边下去，把文坛当作功名利禄的垫脚板。在他们，做了文学家以后，做人就更加容易了!也就是这些绝顶聪明人使得现文坛幻出了种种眩目的花样色彩叫初进文学界的青年傻瓜莫名其妙。
可是文坛的继续开展却有赖于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傻瓜!
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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