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见上海《时报》上有一个广告，其标题为“通讯教授典故”；其下云：“……搜罗群书，编辑讲义，用通信教授；每星期教授一百，则每月可得四百余；……每月只须纳讲义费大洋四角，预缴三月，只收一元。……”有个朋友和我说：“这一来，又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学生的求学钱要被他们盘去了。”我答道：“一个月破四角钱的财，其害还少。要是买了他这本书来，竟把这四百多个典故熟读牢记，装满了一脑子，以致已学的正当知识被典故驱出脑外，或脑中被典故盘踞满了，容不下正当知识；这才是受害无穷哩！”
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有时读那古人的文章，不过是拿他来做个参考；决不是要句摹字拟，和古人这文做得一模一样的。至于古人文中所说当时的实事和假设一事来表示一种意思者，在他的文章里，原是很自然的。我们引了来当典故用，不是肤泛不切，就是索然寡味，或者竟是“驴头不对马嘴”，与事实全然不合。我们做文章，原是要表示我们的意思。现在用古人的事实来替代我们的意思：记忆事实，已经耗去许多光阴；引用时的斟酌，又要煞费苦心；辛辛苦苦做成了，和我们的意思竟不相合，——或竟然相反。请问，这，光阴可不是白耗，苦心可不是白费，辛苦可不是白辛苦了吗?唉!少年光阴，最可宝贵，努力求正当知识还恐怕来不及，乃竟如此浪费，其结果，不但不能得丝毫之益，反而受害，——用典故的文章，比不用典故的要不明白，所以说反而受害，——我替诸君想想，实在有些不值得！
1919年
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
我也和林玉堂先生一样，以为“近日论孙中山、哀孙中山、悼孙中山的文章也尽够多了，我又何必来照例做无谓的文章以扰读者?”但我一向总觉得孙先生是“国民之敌”；这个意思，我现在却要说它一说。
孙先生以国民之导师自任，大家也都公认他是国民之导师。不但我认孙先生是国民之导师，我并且希望国民奉孙先生为导师。但从事实上观察，截到现在为止，孙先生确乎还是“国民之敌”。
“国民之敌”，是易卜生一本戏剧名著底名目。戏里底主人翁斯多克芒医生发见了本地浴场底水里有传染病菌，想要去改良它。不料浴场董事会和一班股东们因为改造浴场要耗损资本，所以拼死反对斯多克芒，地方上又都是些没有眼睛，只会盲从附和的人，于是斯多克芒竟被市民大会宣告为“国民之敌”。(以上钞自潘介泉先生底《易卜生传》)
孙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国民之敌”。
国民要大清皇帝或真命天子坐在金銮殿上；孙先生偏要排满，而且还要废除皇帝。国民要爬在青天大老爷底公案下面，褪下裤子，等着打屁股；孙先生偏要叫人民去管理政事。国民以富人享福而穷人受罪为天经地义；孙先生偏要来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国民安于晴天踏香炉，雨天踹酱缸，刮风时间“七香散”，粪便四溅，泔水激扬这种“精神文明”；孙先生偏要来鼓吹物质文明。国民最爱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孙先生偏要劝大家把修身底工夫做得有条有理(《民族主义》第六讲，第一三○——一三三页)。国民甘心做驮“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两块大石碑的赑屃；孙先生偏要叫他们“知”(《孙文学说》一书，几乎全部都述此义)。国民愿意苟安旦夕，喜欢维持现状；孙先生偏要提倡奋斗，主张革命。其他国民要如彼，孙先生偏要如此，说起来真是更仆难终。一句话，国民要静坐或倒退，而孙先生要抖擞精神地跑，而且要向着寥廓无尽的前途不息地跑。
孙先生这种精神，真是我们这疲癃老朽的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圣乐；他具有这种圣乐，他当然是一位良医。可是有祖传痼疾的国民们，是以做“膏肓间二竖子之伥”为天职的，见了良医，便咬牙切齿，不与共戴天；他活着，他们咒他死——咒他不得好死；他死了，他们于是乎大乐……但因必要，故又在笑眼中挤眼泪。
有人说我这话过火吗?我绝对不承认。我只承认我底文笔太笨拙，不会描写他们这种鬼心思百分之一二而已。谓予不信，请闭目一想；不是孙先生发表远大的建国方略，他们便说是“大炮”吗?不是孙先生实行救国救民的事业，他们便说是“捣乱”吗?只此两个名词，便如见其肺肝了。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这不是孙先生是“国民之敌”的铁证吗?
老实人于是驳我道：这是过去的事。近数月来，颂扬孙先生者日见其多，可见国民渐渐明白了，我们应该“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才是。
我乃哈哈大笑道：你别傻啦!您看!十三年前称孙先生为“孙汶”的，十年前散布“《孙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称他为“国贼孙文”的，半年前还是称他为“孙大炮”的，“近数月来”，都亲亲热热地叫起“中山先生”来了，甚而至于叫起“元勋”“伟人”这一类的字样来了!最奇妙者，竟有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也送花圈到社稷坛去，居然对于十三年前他想拿来处以极刑的“孙汶”称起“孙中山先生”来!!!(岂独令人“肌肤起粟”，简直要“毛骨悚然”！）这是什么缘故?老实说吧，全是为了“段执政”近来和孙先生有了往还哪(虽然……)。要是……他们马上 就…… 谓予不信，请到毗骞国王那儿去查民国元年孙先生来京时和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底流水账簿。
我写到这里，没有勇气再想下去了，且引一段话来结束此文：
“孙文来了，怎么好!听说这回是段执政约他来的，他许不至于捣乱吧！”
(这话是去年年底孙先生扶病到京之日，我在一个饭馆子里吃饭，一位伙计低声向我说的。)
1925年
(声明)文中所说的国民，是指国民全体中底最大部分而言，并非指国民全体。如有人自己觉得不像此文中所说的国民那样，则我所说的就不是足下，请足下不必脸红。为免除“超老实人”误解计，特此郑重声明。
柳亚子（1887—1958)，
江苏吴江人。早年就读于爱国学社，树立反清革命思想，后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创办南社，以文学鼓吹革命。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始终信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和右派开展斗争。“四·一二”政变后，亡命日本。1949年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人大常务委员。著作有《磨剑室诗词集》、《柳亚子诗选》、《柳亚子先生书信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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