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和王中先生的一段交往

追忆和王中先生的一段交往

祖丁远

我没有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过书，也没有聆听过王中先生的授课，但他确确实实是我的老师，他是长我20岁的忘年交、挚友！

这段经历，这段历史，要追溯到“沉重的1957年”！

主持王中的一次报告

1952年10月，刚满19岁的我在南京《新华日报》工作，先是编辑、记者，后来当报社总编办公室秘书，主编《新闻业务》刊物，安排组织编委会议并记录，重点学习研究和探讨新闻学理论。1956年春天，王中先生带领一批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讲师和学生在无锡《工人生活报》考察后，来江苏《新华日报》考察。领导上要秘书长姚北桦和我接待，并主持了一次由王中教授主讲的关于新闻改革的报告。当时他从共产党机关报的性质任务讲到党报的群众性问题，提出了“读者观念”和“报纸为社会服务”等观点，并讲到党报也可以办得有“共同兴趣”等问题。举了不久前上海《解放日报》刊载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与《中国青年报》记者结婚后写的《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为例，说明党报也可以发表这样对读者有“共同兴趣”的文章，使党报接近群众，办得生动活泼。

王中的报告，在当年全国新闻界照搬苏联《真理报》的办报模式，把大小报纸（包括党报）办得沉闷乏味、缺乏生气的现状下，显然是一大震动。这个报告在当年像一池静水的《新华日报》犹如投下了一块石头，激起了阵阵浪花，大多数编辑、记者感到新鲜，感到痛快，认为王中先生不仅通晓新闻理论，而且在新闻教学和办报实践中，具有非常强烈的党性原则和群众观点——即报纸的读者观念。他谈到报纸的两重性：既是党的宣传工具（阶级性），也是市场上的商品（商品性）。因为报纸虽作为宣传品，但必须付5分钱（当时对开四版的省市报纸每份定价5分）才买到一份报纸，所以报纸是进入市场的有价商品。王中提倡新闻工作者既要有党性，又要有读者观念，还要懂得商品进入市场是有价商品的理念；还要有商品意识，把报纸办得适应市场需要，即读者的需要。当年他这些理论与实践的经验、观点，给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王中先生这个报告经记录整理后，加题为《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共分6个小标题：“我国报纸的产生”、“报纸往往不受地区限制的”、“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报纸怎样为中心工作服务”、“读者为什么要看报”、“改进报纸依靠什么”。全文在我主编的《新闻业务》上发表，以推动《新华日报》的新闻改革工作。王中的报告确实在我们报社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横遭不虞划为“右派”

可是，时隔一年之后的1957年春天，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进而搞“阳谋”（当时有人说是“阴谋”，毛泽东自己强调搞的是“阳谋”），发动“大鸣大放”对党提意见，开始是“引蛇出洞”，后来便演变为一场灾难性的反右派斗争。当然，像王中教授那样一批有才干、有胆识的学者知识分子，以及像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切听党话的新党员“小人物”，不用“引”就出来了。6月中旬，王中先生在上海已率先被打成了“右派”，接着就成了全国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代表人物、鼻祖，被戴上了许多吓人的帽子：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总代表、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全国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针对了王中。接着在全国各地找王中的代理人。我在南京，当时充其量只是个崭露头角的23岁的小记者，就因接待过王中先生而被打成王中在江苏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代理人、“极右分子”。新华社发新闻，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报》等都刊发了这则近2 000字的报道。《人民日报》驻江苏记者甄为民写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共产党员祖丁远要办“同人报”》等，把它当成了一桩大事大造舆论了。其实，当时我和王中先生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接待他来报社与总编、编委等领导会晤；一次是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和全报社人员听取了他的一次报告，之间并无深交。以后一年的时间里，我对王中教授的印象逐渐淡漠了。可是，在“反右”斗争中，在全省新闻界大会上批判我，并要我交代、写检查，“怎样与王中勾结成为江苏代理人的”。这时我才对王中加深了些许记忆。每天关心各报批判王中的文章，但愈认真细读，对他的新闻理论却愈加深刻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了。他在这场斗争中“非常顽固”，他认为，他的新闻思想可以作为学术理论探讨，而对强加给他的“反党”帽子，他说：“我是不会接受的。我是不会反党的。这是你们给我的欲加之罪。你们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的话，那么请把几十年的党费退还我。”当时报上大加鞭伐，他却以笑对之……

后来，我也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农场劳教4年，摘帽后当了18年教书匠，“文革”中戴高帽游街……被折磨得九死一生，可我的心中忘不了王中老先生，他像钢铸铁浇般不屈不挠地生存在我心里。

劫后余生有新篇

经过22年“人变成鬼”（牛鬼蛇神嘛）的磨难，8 000多个日日夜夜熬过来了。1979年2月我到新华日报社，按照中央文件才得到了改正平反。从报上得知王中先生在早些时候已得到平反，并在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于是我从南京特意赶到上海，来到他那时在五角场附近的住所看望他老人家。他虽然手术后出院不久，但精神很好，见我去看他，显得格外高兴。除了给我看他的改正决定书外，还给我读了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上的一篇长文，作者肯定了王中新闻理论的正确性，评述了王中新闻学的现实意义。看上去，这篇文章经他细细读过，已有许多的红笔扛扛和圈点。我看到他很欣慰，很高兴。

王中新闻学理论，经过风风雨雨22年后才重新得以见天日，重新被肯定，证实了“明珠是不会被污泥埋没的”。

明珠永远是明珠！

自此之后，我们成了师生，他把我当作他的学生，通过几次信件。他又陆续寄给我新闻学讲义。1979年初，全国新闻单位把22年前错划为“右派”的大批同志改正平反了，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社为首的中央级报刊和通讯社向这些蒙冤的同志赔礼道歉，并全部收编恢复原工作。人民日报社不仅召回了自己报社的同志，还把中国青年报社已召回的舒展、刘宾雁等调入人民日报社当一线记者，新华社召回戴煌同志后，派去越南等国外采访。当我在新华日报社被平反时，领导樊发源亲口对我说，你不久即调回省报工作。王中先生知道我将回报社工作非常高兴，对我说，你还年轻（当时我刚刚46岁，1957年划为“右派”时，我是新华日报社“右派”中最年轻的一个），回报社工作后要继续为新闻事业作出贡献。那知半年后仍无回报社的消息，假期学校放假后我再去新华日报社询问时，仍是这位领导对我说，“省委决定不调了”（那时主持江苏省委工作的省委书记是×××，后来他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再后来，他自己到美国去了）。当然究竟是省委意见还是报社决定，我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才知道在全国唯有江苏省的新华日报社当年编辑部150位编辑、记者和知识分子中被划了超出原先毛泽东框定的5%一倍以上的15个“右派”，改正平反后（不包括内定“中右”多人），一个也没有调回去干新闻工作的。后来王中先生知道我回不了报社，不从事新闻工作了，觉得非常遗憾。后来他担任了复旦大学分校校长，仍兼任新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工作、教学日益繁忙。而我自己虽不干新闻工作了，但在工作岗位上坚持业余创作、采访，写作发表了特写、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200多万字，参加了作家协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等，出版了10多本文学作品集。

80年代后，我也自觉不该打扰王中先生，以后通信日渐减少。直到1993年4月见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报道，为庆贺王中八十华诞，从事新闻工作55周年举行的新闻理论研讨会，这时我又写了一封信向他老人家祝贺。

再吟王中言志诗

王中先生是在共产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党做更多工作和贡献的，可想不到他被打倒了22年。王中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智慧被埋没20多年，他先是被没完没了地批斗、写检讨。他从不屈服于淫威，从未认错，从未写过检查；后就劳改，从打扫厕所到干繁重杂活……那时他的生命内容只剩下“改造”两字，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言难尽的内涵；在“文革”中更是受尽了折磨，弄得全身是病，几乎九死一生。呵，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2年？！

1914年5月，王中先生出生于山东高密，原名单勣，笔名张德功。抗战前曾就读于青岛山东大学英国文学系。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山东《大众日报》编委、通讯部副部长，《农民报》和《鲁中日报》总编辑，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主任，济南《新民主报》编辑主任等职。1949年全国解放，参加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接管工作，创办华东新闻学院，并任教务长。1950年至1957年任复旦大学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1957年他在《新闻学原理大纲》一文中提出：新闻事业产生于社会需要；报纸在阶级社会里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商品性；办报要重视读者需要等的重要理论。为此他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评和不公正待遇，历经坎坷。他作了长达22年之久的“右派贱民”。1979年复出后，再次出任新闻系主任，兼任复旦大学分校校长；还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科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生导师、上海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

是的，王中先生长期从事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直关注新闻改革。1979年复出后，仍热情宣传新闻改革，接连发表了《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论新闻》、《论宣传》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论文，有许多独立的新见解。他的新闻学理论将会载入中国新闻史册！

虽然受尽折磨，王中先生却对自己的人生无悔。22年的“炼狱”把他磨砺得更坚强，更清醒。在他改正平反前夕的1978年9月，作了一首题为《答丽雅》的诗：

革海浮沉半世纪，

窥龙看蟹破玄机。

荣辱毁誉由人道，

悉心且看这局棋。

诗言志。读着王中先生的诗，使我感受到他对人生、对社会、对现实的心声。1994年10月8日王中先生在上海病逝，那年他81岁。王中先生离开我们已第六个年头了，但他那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说真话办真事的坚强性格，他那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和对新闻学理论孜孜以求的探索、研究，是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的！

王中先生，永别了。但您的精神永留人间，它将激励我前行！

（原载《新闻记者》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