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解读屈原的历史语境

一、闻一多解读屈原的历史语境

从1930年秋天开始研究楚辞，直到1942年3月《楚辞校补》出版，闻一多的研究重心是对楚辞进行文字的校释。此后，闻一多关注屈原及楚辞的焦点转向对屈原的解读，如《端节的历史教育》、《屈原问题》、《人民的诗人——屈原》等。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初闻一多对屈原的解读是其学术的转折，也折射出其人生的转变。要明白这种转折的意义，就必须了解闻一多解读屈原的历史语境——20世纪40年代屈原论争的再度升温，和屈原论争升温的直接缘起——诗人节的设立^[1]。

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这时，迫切需要一个有号召力的民族灵魂，激励国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6月10日是端午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纪念屈原的诗歌朗诵会，会上有人提议以每年的端午节为中国的诗人节，以纪念杰出的爱国诗人屈原。

第一届诗人节活动在1941年5月30日(农历端午节)举行，参加诗人节的有国民党要员于右任等，也有“左翼文人”郭沫若等。老舍与冰心、胡风、郭沫若、臧克家等53人联名签署了《诗人节宣言》，并以《诗人节缘起》为题撰文，载于当日重庆《新华日报》，决心“效法屈原精神”^[2]。

1942年6月18日的第二届诗人节，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和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了高尔基和诗人节的联合纪念活动。就在这届诗人节上，国共两党对屈原形象的阐释出现分歧。孙科、于右任和郭沫若虽然都把屈原认做是反抗暴政的诗人，但于右任等把谴责暴政的矛头指向外部——德意日法西斯，而郭沫若则把谴责暴政的矛头指向内部——国内的统治者。^[3]另外，在此之前的年初，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获得成功。郭沫若笔下的屈原形象与国民党政府的意图不符，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是借古讽今，发泄对当局的不满，于是禁止《屈原》再次上演，并淡化诗人节。

1943年的端午节是6月7日，没有举行集体性的诗人节活动，官方报纸也很少有诗人节的消息。而且，这一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宗族社会组织遭到破坏，社会伦理受到冲击，宣扬尊孔读经，提倡中国化。

蒋介石提倡的尊孔言论遭到共产党和左翼文人的反对。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个文化选择的问题摆在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前。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发表让闻一多也感到极其震惊，他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4]

在对待屈原的态度上，朝野两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深刻的原因在于，官方与民间的屈原形象反差极大。国民党塑形的屈原是忧君爱国，共产党和左翼文人塑形的屈原则是反抗国内暴政，主张抗敌御侮。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和左翼文人的屈原形象代表了当时民众的一般情绪，从而主导了对屈原的阐释。在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的背景下，闻一多对屈原的解读反映了他的政治心态，也可以说是对现实文化问题的回应。

1944年6月25日的诗人节茶会上，金陵女大的孙次舟教授称屈原是楚王的文学弄臣，招来很多指责，并由此引发知识界关于屈原更加激烈的争论。孙次舟以《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屈原问题的最后申辩》解释他的屈原是文学弄臣说，并在其文章中提到，闻一多曾有与其类似的观点。

闻一多的确曾有过与孙次舟类似的观点，正因为如此，一个官方出版社在这个时候约请他写一部意在贬低屈原的书，闻一多拒绝该出版社的约稿。同时，他却接受了郭沫若的邀请，并在年底撰写出《屈原问题》，发表于《中原》，一来兑现对郭沫若之承诺，二来回应孙次舟的文章。

这次围绕诗人节就屈原问题展开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学术问题：“其一是一桩学术公案的重新提起，即由疑古派而生的中国古代的诗人屈原的身份问题。其二是中国民俗中端午节是否是纪念屈原而设，把端午设为诗人节是否合适。”^[5]这次论争虽是20世纪20年代学术旧案的延续，但早就埋下了当时政治与文化选择的伏笔。

事实上，不论是屈原肯定论者还是屈原否定论者，他们的屈原形象都不是对历史的还原。本来，现代人眼中的屈原作为一个文化形象，是创造式的，并非再现式的。主体“我”作为一个言说者，“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6]。鉴于此，了解各派的批评意图极其重要。实际上，官方的介入，中共的推动，使屈原论争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其背后存在着国共两党的政治诉求。“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观点去分析，否定派可以说是代表了政府的认场，肯定派虽则代表了民间立场。”^[7]而且，如果这场论争仅仅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也不会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参与，它还涉及西化与中国化的文化选择问题。我们现在理解闻一多对屈原的解读，就不能忽视这些阐释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