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方的诗魂

一个东方的诗魂
——闻一多诗歌抒情的智性美

刘磊夫

(湖北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在新诗的创作中，一般地说，诗人们受情感的驱遣往往多于理性的节制，现代诗人中郭沫若、徐志摩等不乏其例。闻一多却有些特殊，他原是一个学者本色的诗人，在他热情如火的诗心中流露出的常常是一个学者的严谨和理智。尤其当他外视世界的时候，他的诗更多的是靠理智的控制，而不是放任情感的驱遣，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有节制地适当地表达情感”^[1]的审美主张，使他诗歌内敛的主体情感诗化为主观的冷静和理智，成为当时新诗潮中的独特景观。

闻一多诗歌对智力含金量和精神质量的追求，首先表现在内容方面，其次也表现在形式方面，即既注重内审的理知的生活观照，又着意于外在的诗美的创造。诗在他手中已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表现，而是一种情感的思想，一种美化的智慧结晶的方式，这是他对新诗抒情的审美超越和贡献。

一

闻一多的诗歌一般地说是理知的生活观照的结果。诗歌是生活客观形态和诗人情感主观愿望进行信息编码的产物。二者结合的精神产品就不复是客体事物的原貌，也不纯粹是主观的想象，而是经过情感改造的“第二自然”，它虽不等于事实，却更忠实于艺术的真实。这种艺术创造中主观之于客观的作用，在闻一多的诗中首先表现为对生活理知的思考和过滤，这是一种“选择”，它是诗人对自然和生活深入观察后在自己头脑里进行的提炼和创造的过程。正如闻一多自己所说：“选择是创造艺术的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续，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2]闻一多总是以诗人的敏锐眼光对一切人生事物作理智的有距离的静观默察，不眩目于美，不恶心于丑，不厌烦于俗；总是在细微处、在幽僻处，对生活作了无掩饰的诊断式的透析，对历史、现实、爱情、人生作探幽发微的抉取，他的诗中更多的是诗人对客观世界少动声色的深思，是诗人热烈的情感蒸发了水汽的凝结。在闻一多的抒情诗中，无论是前期那些充满想象的虚拟性的写意之作，还是后期那些切入现实的经验化的写实之作，从题材的选取到主题的提炼，无不体现出诗人对生活认识的独到和深刻，他突破了诗歌的有限性，使诗成了诗人无限思想的载体。

闻一多《红烛》时期的诗歌创作更多的是一种在情感体验上的理想主义的想象艺术；到了《死水》时期，就形成了独特的在生活经验上的现实主义的感觉艺术了。题材拓展了，诗人的眼光由本体心灵的内视和抒发更多地移向客体现实的外视和反映，他凭自己那使物无隐遁的直觉和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发现常人难以看到的事物和事理，从而将相同和相异、普通和具体、本体和形而上、情感和理智、意念和意象妙合起来，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中折冲平衡，进而创造出自己最理想的诗歌境界。诗人往往把自己的理智作为反光镜去捕捉外在的感性材料和搜寻内存的思想记忆，然后运用“想象”这一孵化器对之加以创造性的催生，从而完成艺术创作的“转化”。想象这一充溢着智力基因的心理活动，在闻一多诗歌的选材炼意中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魅力。他常通过联想完成物与物的类转，通过幻想完成虚与实的质转，通过设想完成曲与直的意转，无论是染有哲理色彩的《红烛》，还是重在渲情的《太阳吟》，抑是设想对方相思之苦的《红豆》(之五)等，无不使其诗歌从对生活的反映迳直走向智性的超越。就连他的爱情诗也不是纯纪事的，而是理想中的爱情，如此理知的观照，成了闻诗最有分析比量价值的质素。

闻一多这种个人情感体验上的内审后来逐渐更多地让位于对现实生活的外视。因为诗人毕竟是一位能直面人生的智者，在他满怀幻想的同时却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外部生活严酷的真实性迫使他不得不回到现实时，也就扩大了他诗歌创作的空间和容量，并促使他超越了狭隘的现实主义，升华到一种普遍性的层次，成为闻一多理智地现实主义地观照生活的又一重要层面。如果说诗集《红烛》更多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审美特色，回国后出版的《死水》就更带着现实主义的思考的凝重。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抛开了所见所闻的具体事实的客观描写，只通过自己那种极度失望和悲愤情绪的渲染升华起一种对祖国挚着和忠贞的爱；在黑暗中仍有地火的光明，在绝望中仍含希望的信念，这种富有辩证特点的思维形式就成了闻一多爱国诗歌爆发出原子裂变一样的思想能量的有力武器。纵观其爱国诗歌，其中既有直抒爱国情怀的一代绝唱，又有讴歌祖国历史文化的典范之作，还有意识鲜明的反帝悲歌，也有不满于旧时代的失望的叹息等，这无一不是诗人用洞明世事的诗心抒发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情的结果。这是一种在理智驾驭下的客观的抒情，它使闻一多的诗更多地呈现出目光外视、情感内敛的“非个性”特点，《死水》、《洗衣歌》、《荒村》等都是如此，是诗人冷静观察社会的记录。即使是那些个性化的对人生终极关怀的形而上的诗作，诗人也带着一种浓厚的入世情怀，在面对生命的死亡的时候表现出他人少有的从容与不迫。

闻一多用一个东方诗人特有的睿智的探照灯在沉浊的时代氛围中搜寻着能寄托讽刺、教训、哲理、玄想、博爱、感旧、怀古、思乡的诗料，创造出表现对腐朽社会的深恶与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激愤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痛恨与对古老文明的沉迷、对生活的失望与对艺术的执着的既矛盾又统一的诗作，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古老的文化传统的积淀对他的生活观照、题材选择和审美情趣、表现手法等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他对祖国的向往主要的是他情绪上的爱国，他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沉迷，则更多的是他理智上的爱国。闻诗很少直接抨击现实，而是把对现实的感受通过情感和理智的滤斗，放到一种富有美感的传统文化的包装中表现出来。如《洗衣歌》中“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它以独特的民族意象表达凄切的游子情思，显得那样厚重和浓郁。同时，闻一多在反映生活时，常常采用一种客观化的视角，在表达上采取冷处理的方式。他以克制与淡出的策略收敛起自己的情感，通过奇妙的事象构成有意味的艺术境界，达到暗示和象征的目的。《欺负着了》、《罪过》等诗或运用人物独白，或铺写戏剧性场景，将平凡的生活事象审美化、诗意化和戏剧化，在通向社会人生的“所指”与归于现实生存的困厄的不谐中，包孕着诗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某种本质把握。

由上观之，闻一多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在与大化自然和人事社会的心灵契合和戛戛相磨中，始终珍重自己对外事外物的感受和感知、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体悟，从而道得人人意中语，却又千回百折费寻思。他的历史诗，有历史意味而没有史实冗赘；他的哲理诗，有哲理意味而没有哲理说教；他的生活诗，有人生意味而没有诗义诉白。如《秦始皇帝》、《月亮和人》、《闻一多先生的书桌》等诗作皆莫不如是。他在理性和感性两方面捕捉着真正的诗的意义。这使他与他的诗有如庄周之于蝴蝶，究竟是大哲化的蝶，还是蝶化的大哲?这应归功于诗人慧眼取象和诗心孕意的结果。

二

闻一多天赋玄思且个性深沉，他在抒情诗中往往通过对外在世界和事物的体认和抒写来融注自我内在意识，因而着意于事物的理性透视和艺术显示。读闻一多的一些诗，很难一下子“当即消化”，总使人处在一种“饥渴”状态，处在紧张而又冷静的思索与品味之中而不能自拔。闻诗中的智性还集中地意味着在审美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思辨特征。诗人往往通过审美与审丑的相互转化、矛盾与冲突的两极对应、抒情与写意的二重构建、悲剧与喜剧的表里为用、性灵与官觉的虚实调合等多种形式的运用，使其诗成为极富辩证色彩的审美范型。

闻一多在诗美的园地中引入了“审丑”这一美学命题，对丑加以刻画。诗中或丑美并存如《烂果》，或以丑为美如《死水》，或化美为丑如《爱之神》，或干脆以丑出之如《夜歌》等，它们一方面表明事物本身的相对性、多样性的内在逻辑，而内涵上坚守的却仍是对丑的否定和批判，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正如罗丹的名画《欧米哀尔》，一个一辈子受尽凌辱、尝遍人间酸楚的老妓女垂首打量着自己千皱百褶的裸体，其形象丑不忍睹，但它却具有高度的审美意义。闻诗中的审丑也是如此，它否定所当否定的，从而达到肯定所当肯定的目的，增强了诗歌严峻的现实批判力量。朱自清对《死水》的解读正好说明了这点：“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3]读者从中得到的正是这种万取一收的弦外之音。即使是那些幽默、风趣、超脱的爱情诗，在写相思这种美好的感情时，诗人也往往把它同丑陋的事物联系到一起，把相思说成是叮人痛痒的“蚊子”，是烧掠屠城的“军队”，借此表现那种或如涟漪般、或如狂潮般的相思之情，读来出人意表，令人忍俊不禁。

很能表现闻一多独特的抒情个性的另一方面是矛盾对立的诗思与运用。这是诗人多层次体验与把握的结果，它恰好体现了客观世界的这种分裂并存的真实性，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坚信理想与正视现实所凝成的矛盾冲突的心理定势。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美与丑、崇高与卑琐、抗争与忍耐、沉默与爆发等诸多矛盾中聚集并积蓄着诗歌抒情的扩张力和精神内蕴的厚度；却同时又打破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暂短与永恒，去寻求着宇宙的大命题生与死的底蕴。诗人无论是对现实的凝眸，还是对人生的反思，或是对爱情的剖析，多从现实生活的经验和体认出发，然后升华到普遍性的人生宇宙意识的层面去加以思索，并成功地运用“二元矛盾”的逻辑眼光去加以审视和表现。《春光》在怡人的风光中迸出那不谐和的乞讨声，《荒村》中“这样一个桃源，瞧不见人烟！”等，均以现实对理想的反拨而具有它的深刻性。在这里古典诗歌中追求的那种“浑融统一”被诗人创作中的“多元复杂”所颠覆和取代，在对人生与人性的关怀中尤其显得如此，《睡者》一诗，就是在夜梦中的纯美与日常中的可怕的人性对立中破译着哲学家难以解析的人类本性的真实奥秘。就连最令情感沉迷的两性之爱，也让诗人以成熟的思辨冷却后从而透露出对人生的体悟和对宇宙的追问的理性色彩。在《你指着太阳起誓》一诗里，面对爱情中最动人心弦的山盟海誓，诗人反诘道：“我这一口气的功夫/还不够我陶醉的?还说什么‘永久’?”相对于无尽的时空，人生短暂，欢乐有限，把握当下，便成永恒。“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你走不走?”这一声人类亘古以来从生命的意识里发出的仰天长问，一下子将诗意推向了人生终极的哲理思考。闻一多总是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用特殊的人生感受去体悟着世界，为读者构建着一道双重对立的诗歌景观，而诗人自己却退守在内心一隅的折磨和痛苦中，这是智慧未泯的悲哀，是智者清醒的悲剧。

闻一多的创作在抒情与表意的双轨上运行的结果形成了他诗歌意识张力与情绪抑扬相生发的二重构建的抒情模式。闻一多认为“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生命底基石上”^[4]，因此他在许多诗篇中总是拨动情绪的琴弦吟唱出颖悟的真理，构成情与意的二重协奏。《红烛》序诗：“红烛啊！/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在物质与精神的消长中，抒情主体完成了灭肉解灵的涅槃，诗人在对“红烛”的抒情体验中同步实现着对自身的意识体认，这只是某种程度的物我认同，更主要的却是贯注着现代诗人那种顽强的理性批判精神。诗人在这种意识冲突的充满内在张力的结构形式中，诗情发生着抑扬顿挫的变化，形成强烈的节奏感。这种矛盾的意识结构和抑扬的情绪节奏方式使闻诗充溢着流动的美，与传统诗歌追求的物我合一的静态意境自有其不同的现代气息。即便如《二月庐》这样描写实地实景的抒情小诗，诗人也将感时伤春的传统话题提升到人与现实世界、人与自然时空的矛盾统一的关系这一哲理意识的层面上来加以表现。诗中年去年来的燕子与诗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今年去了，明年、后年、后年以后，/一年回一度的还是你吗?”对生命淘汰的自然规律是任何个体生命无法逃避的铁则，正如古代诗人刘希夷所咏“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诗人赋予燕子以“压不平的古愁”，把诗意推向混茫辽远的历史时空，给人留下思索的余地。最后那破碎的心使诗情跌落到痛苦之中，那颗失落的诗心充满了人生的忧患，全诗就在这种诗意趋向高远而诗情走向低落的二重构建中完成了审美创造。与此不同的是《回顾》一诗，诗人因了明天的希望而对过去作了一次反思，在“太阳底笑焰——一道金光”的诗意翻转中，诗情也由平静走向高昂，最后激情喷薄而出，诗意归于沉思诗情却走向高涨。更有意思的是《花儿开过了》这首诗，它的思想脉络是：人的生命不同于自然的生命；即使受自然生命的局限，人却有着“生命底生命”，即灵魂和记忆，所以是不会凋落的；如果生命有凋落之时，亦必有荣华之时，同荣华相比，一时的凋落便不值一提；即使个体生命完全毁灭了，它仍会融入宇宙大生命之中，得到永生。在诗中，闻一多表面是步步退让，实际上却是层层逼进，把思想引向深入，引向理性思考的高度。这是一首极富生命宇宙意识的思辨之作，诗情就在这一唱三叹中起伏跌宕，错落有致，以退为进的诗意结构与迂回婉曲的抒情节奏就成了这首诗的内在主旋律。事实证明，闻一多的诗歌创作既受理性的牵引，又受情绪的推动，是二者相生相发的结果。重要的是这些理性成分被诗人用情绪包装了起来，几乎令人难以感到它总体的独立存在，这才是难能可贵的。《忘掉她》、《长城下之哀歌》等诗作都是这种富有矛盾张力的意识结构和激荡回旋的情绪节奏方式的绝唱。一面是“忘掉她”的表面的意识决断，一面却是“忘不掉”的内在情感的缠绵；一面是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的碰撞，一面是郁积绝望与焦躁渴求的情感交流，从而赋予了这些诗歌极其丰富的思想容量和无比强烈的情感穿透力。

审美形态中的悲剧与喜剧也成为闻一多表里为用创造诗美的法式。英国著名作家华波尔说：“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5]至性至情的闻一多，那种基于对现实的深刻认识的悲剧情结往往却以喜剧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一种欲哭还笑的沉郁的情感蓄势与潜力。诗人常在险隘处弄着神技，用夸张的手法让假丑恶更加喜剧化，然后机警地一击，撕开表象现其内在的荒诞，从而完成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由爱而恨的愤激的诅咒。其中有“一沟绝望的死水”、“多么古怪多么惨的荒村”、“腐朽的渣滓”、“狰狞的黑暗，咆哮的静夜”等，荒诞中有诗人的真情在，它是闻一多忧患意识的悲剧性情结的艺术投影。因此他的诗往往在喜剧式的滑稽与幽默感中也交织着悲剧性的严肃思想和崇高感，唤起人们对理想对美的追求。《天安门》一诗，通过人力车夫自诉天安门“遇鬼”的故事，意在为屈死的学生鸣冤，为他们的正气立传。我们从中却看到了现代文学中华老栓之于夏瑜、阿Q之于“白盔白甲”的革命党的那种蒙昧，读出了现代中国先觉者那种深心的悲哀和寂寞。然而理想主义的悲哀更在于诗人体味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人生和生命存在的悲凉。在《志愿》一诗中，当生命被虚化为无意义的时间的自然流逝时，生命便也实际结束：“关上窗户。过了好久罢——过了一生。”凄恻的伤感便油然而生。同样《伤心》一诗，令人动容的是诗人那种对于春天的痴迷之情和挽留不住的悲哀，以否定的方式传达了诗人生命意识中的敏感和挚爱。而生命存在的现实的促迫在《废园》中更是具象化了：“一只落魄的蜜蜂，/象个沿门托钵的病僧，/游到被秋雨踢倒了的/一堆烂纸似的鸡冠花上，/闻了一闻，马上飞走了。//啊！零落底悲哀哟！/是蜂底悲哀?是花底悲哀?”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当群体社会走向衰败和毁堕，个体生命几乎是无可挽回地成了悲剧性的殉葬品。就连人类最无功利的爱情，诗人却以超脱的态度、调侃的笔调用最具功利性的商业活动的语言来描述，使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分裂形成一种幽默轻松的喜剧效果，在这种冷眼旁观的世相中蕴含着诗人洞悉世情的智慧。在《红豆》之四十一中，诗人谈到爱情的酸甜苦辣时写道，“辣的先教礼教尝了”、“甜的红豆都分送给邻家作种子罢”！诙谐的笔墨表达的却是一种严肃的理性批判和豁达的人生心态。这些悲喜相生表里为用的诗，外表看似轻松，内含却是坚实的力量；外表看似冷峻，内含却是地火般的热能；外表看似含泪的笑，内含却是深刻的理性思索、强烈的讽刺意味和锐利的批判锋芒。

艺术美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抽象与形象结合，闻诗的创作常借助灵感与官觉的虚实调和，让鸟啼花落皆与神通，这是闻诗富有思辨韵味的又一因素。闻诗中内在的灵性与外在的官觉或相谐，或相悖，无不使其诗臻于艺术之至境、收取艺术之至美。诗人受西方诗歌智性思辨的影响是无疑的，但诗人的根基却是东方的传统文化，因此闻一多在面对诸多形而上的诗思元素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从传统经验中去寻觅形而下的抒情载体，让成熟的思想感慨在信手拈来的即兴中完成。这类作品如《快乐》、《宇宙》、《忏悔》、《玄思》、《钟声》等，尤其是《红荷之魂》，将“荷花”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形象加以历时性的展示后，进一步揭示其神圣飘逸、质朴纯净、正直高蹈的内在神韵，使其成为抒情主体的精神寄托与写照，读者读过此诗则有如经历一次灵魂的净化和官感的满足。在这位自称“东方老憨”的诗人笔下，“月夜”是他诗中常常出现的景象，并由此引发出对生命、对世界的忡忡忧心和重重思虑：听着“凶狠的风声，悲酸的雨声”，他彻夜难眠(《雨夜》)；望着遥天的月亮，受伤的伤口鲜血淋漓(《美与爱》)；想象“素敞朱冠的仙鹤”，愈觉黑夜的狰狞与咆哮(《幻中之邂逅》)……诗人惯于在这“静夜”中感受着那动荡不安的大世界、思索那百感交集的人生。就连最不具形体的“时间”、“宇宙”等抽象概念也成了诗人吟咏的独立对象，而赋予它们最感性的具体显示。如《宇宙》：“宇宙是个监狱，/但是个模范监狱；/他的目的在革新，/并不在惩旧。”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在于诗人已跳出前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传统窠臼，将这等诗歌元素从个人身世感伤的寄体中剥离出来成为相应独立的审美对象加以阐发，为中国现代新诗注入了新的艺术激素，从而更多地显示出主观的务虚色彩，收到了得意忘象的审美主体效果。与此有些不同的是《所见》一诗，强调的似乎更多的是审美上的客体官觉效果，诗人着力铺写完“浓阴、老柳、野藤、木桥、小河”之后，重重地点染了一笔：“谁家洗衣的女儿，穿着绯红的衫子，/蹲在绿阴深处，打得砰訇砰訇的响?”它与古代山水田园诗中表现出的道悟的空灵境界和悠然自适的情怀有所不同，这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把诗情拉回到了烟火人间，在这物与物、物与人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影响的世界中，分明能使我们感觉到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相互映发的活力与生机，因而也更使人容易亲近。诗人思想的精灵一旦附丽着生动的官觉形象便产生出饶有情味的艺术魅力。在爱情火花的闪耀中，诗人灵感所至，多次在《红豆》组诗中用宛若篆书的香烟形象地表现那袅袅情丝，并让它具有视觉、嗅觉、知觉的形感、质感和动感，产生出那种虚实相谐挥之不去的撩人韵味。

总之，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在内敛和抒发情感、蕴蓄和辐射意趣上充分发挥着主观的理性调节作用。他将内容抽象化，超脱内容的胶瑟，将形式感性化，摆脱形式的枯燥，他的诗既非纯理性的“哲理”，也不是纯感受的“泥实”，而是从感悟的“智慧”中透出悠悠的意味。他既追求内在的思性美，也追求外在的感性美，他在审美形态上力避外在技巧，创造着现代诗歌的内技巧，其诗在世界的二元模式中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无限构建性和开放性的审美范型，诗人并以其娴熟的艺术运作充分显示出一个东方诗魂的睿智。“梅止于酸，盐止于咸，而美在酸咸之外”，这，应该就是闻一多的诗吧?它，是一种以心相传的诗！

【注释】

[1]闻一多：《律诗的研究》，《闻一多全集》第10卷，15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12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朱自清：《序》，《闻一多全集》第1卷，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4]闻一多：《泰果尔批评》，《闻一多全集》第2卷，12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转引自龙泉明：《运行在不同轨道上的浪漫主义》，《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意识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