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

三、“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

闻一多的人格构成中，有一重“挑衅”的成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16]。这句话的原意是一个文化经营方面的策略：即为防止文化上之被人征服，他想办刊物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开展“批评之批评”，而“批评之批评”的用意就在于“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杀而代以正当之观念与标准”。^[17]这里说的虽然是一种文化宣传的策略，但却相当典型地表达了闻一多处事的一种风格，即要想领导一个潮流，造成一种大的影响，让世人瞩目，他认为有时非挑衅不可。

大凡非常的人物，其人格中都多少带点挑衅的成分。挑衅的成分多少，是与其志向的大小成正比例的。因为这样的人物要表现其不平凡一面，非要打破既存的秩序不可，而要打破既存的秩序，就必须采取挑衅的姿态。

闻一多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胸怀大志，要做一些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出来。他在五四时期开始评论新诗创作，写下了《〈冬夜〉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特色》等诗论华章，表现出敏锐的审美眼光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初露了他影响甚至领导新诗潮流的能力。1922年9月29日，他在致梁实秋、吴景超的信中说：“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18]直陈他的远大志向。他鼓动梁实秋等创办一个刊物，目的也是为了可以发表自己同伴的作品和评论，有利于在国内文坛造成影响，不致被人所淹没。

他在美国非常关心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的出版，多次在家信中交待如何筹集经费、如何与书局交涉、如何校对或如何请朋友删选，其意皆在为了引起国内文坛的注意。闻一多是个兴趣广泛、才能出众的青年，他对诗、画、戏都有爱好，曾经很苦恼地表示现在不知搞哪样为好^[19]。他到美国学的是绘画，但他常常诗兴比画兴更浓，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新诗。当他把这些诗汇集起来准备付梓时，考虑的就是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1922年10月15日致闻家、闻家驷的信中，他言及自己以后的打算时说：“我决定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故必需早早做个名声出去以为预备。”^[20]他说的那个“预备”，就是出版《红烛》，表明他这时已经打定主意要在文学界发展，所以要急于出版个人的标志性成果，以便在文坛站住脚跟。1923年3月20日致家人的信中，他又表示：“目下我在文坛上只求打出一条道来就好了。更大的希望留待后日再实现吧。近来作了一首写清华生活的长诗，寄给此邦各处的朋友看了，都纷纷写信来称赞，其中浦薛风尤其象发狂似的赞美我。我觉得名誉一天天的堆上我身来了；从此我更要努力。”^[21]表明他在文坛谋出路的想法更加坚定，而且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誓言要加倍努力。^[22]《红烛》出版后，他在家信中多次探问国内文坛的反响。他对《红烛》是否受到重视和重视的程度非常关注，这是与他想在国内文坛出人头地的打算相吻合的。

他回国后不久就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并且很快成了新月社的核心人物之一，随后撰写了《诗的格律》等文章，打出新诗格律化的旗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对当时诗坛的批评，是切中肯綮的，他所提出的新诗格律化主张也不失是解决新诗过分散文化弊端的一种方法。虽然新诗后来并没有按照闻一多的设计走上格律化的道路，但闻一多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证明了这一方法是可行的，他的新诗成就影响了后来一些诗人的创作风格。不过从闻一多的主观动机方面看，格律诗口号的提出也可以说是他“招牌”策略的一次成功运用。他通过这一次“炒作”，名声大振，成了国内诗坛引人瞩目的人物，可谓实现了他要在国内文坛站稳脚跟的理想。

“打出招牌”，一方面是突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免不了要挑战权威的势力。闻一多出于他要在国内领导一种文学潮流的志向，作为一种策略，他提出“非挑衅不可”的主张，表示要对国内的文艺批评一笔抹杀，就包含了挑战权威的意思。他五四时期的文艺观比较接近创造社的郭沫若一路，而与胡适等人存在较大的距离。所以当他听说郭沫若曾自日本来函对他与梁实秋的《〈冬夜〉评论》和《〈草儿〉评论》表示赞同时，在1922年12月27日致父母的信中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他的态度：“你们记得我在国时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如今果然证明他是与我们同调者。我得此消息后惊喜欲狂。又有东南大学底一位胡梦华君也有来函表示同情。但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23]我所感兴趣的是，闻一多在此家书中对郭沫若和胡适的截然相反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符合一个想出人头地的青年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在确定敌友的角色时所遵循的一般规律的。其实，闻一多是闻一多，郭沫若是郭沫若，闻一多引郭沫若为同调，并不表明他与郭沫若之间毫无间隙。比如当梁实秋被邀入创造社时，闻一多就写信向闻家驷说道：“实秋已被邀入创造社。我意此时我辈不宜加入何派以自偏狭也。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24]这说明他对创造社是有保留的。这种保留的态度，除了文艺观上的某种分歧外，主要还是因为闻一多也是一个自视颇高的才俊，他不甘屈居人下，成为创造社的小伙计，而希望自成一体，打出一番事业来。这与创造社一批诗人的作风是大致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创造社的主将们挑衅的姿态更为激烈，而闻一多则稍多了一点绅士的作风。

从这样的角度看，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又何尝没有挑衅的成分?从此次演讲的动因上说，是他激于义愤、为公理而战而不惧死亡的威胁，他的生命力迸发出了血色之花，而从他所采取的方式上看，则无疑可以说是一种强悍的挑衅姿态，是他年轻时期起就形成的一种人格的辉煌呈现。如果说以前他所挑衅的只是文艺圈里和学术圈里的权威，那么这一次他所挑衅的则是掌握了政权的当局。越是遭遇强权，越是表现出抗衡的伟力，闻一多的性格——他人格的直接表现的逻辑此时再次得到了印证，而且是以生命为代价所进行的终极的表达：他付出了生命，但历史却因此改变了节奏。需要补充的是，闻一多的这一挑衅，由于有正义和公理的道德基础，便由一种走极端的人格类型转化为一种代表了社会正义和良知的富有崇高意义的伟大人格。

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了闻一多的人格。闻一多的人格应该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他对待朋友的“信”——他说贪小惠而遗玷终身，君子不为，他宁可不出洋留学也不背叛朋友^[25]，他认为人生中“有比金钱更重要者”^[26]等，都是他人格的构成要素。但文中论述的显然是他人格的主要方面，正是这些主导方面决定了闻一多之所以就是闻一多的人格类型。

【注释】

[1]《闻一多全集》第12卷，15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闻一多全集》第12卷，5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闻一多全集》第12卷，5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4]《闻一多全集》第12卷，15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闻一多全集》第12卷，15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6]《闻一多全集》第12卷，6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7]《闻一多全集》第12卷，12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8]《闻一多全集》第12卷，3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9]《闻一多全集》第12卷，25～2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0]《闻一多全集》第12卷，1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1]《闻一多全集》第12卷，7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2]《闻一多全集》第12卷，1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3]《闻一多全集》第12卷，202～20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4]《闻一多全集》第12卷，28～2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5]《闻一多全集》第12卷，21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6]《闻一多全集》第12卷，21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7]《闻一多全集》第12卷，21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8]《闻一多全集》第12卷，8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9]《闻一多全集》第12卷，16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0]《闻一多全集》第12卷，10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1]《闻一多全集》第12卷，157～15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2]《闻一多全集》第12卷，157～15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3]《闻一多全集》第12卷，13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4]《闻一多全集》第12卷，18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5]《闻一多全集》第12卷，28～2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6]《闻一多全集》第12卷，19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