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意外地考进了县一中。在那年六月份，语文大考小考测试中我一再出错，而数学成绩更是从四年级开始就再也没及格过。最喜欢我的语文老师对我投来失望的目光，我自己更是无比的颓废。每天只是机械地背着相关的习题，糊涂地考了小升初的考试，想着自己肯定考不上。谁知道考试成绩出来我大吃一惊，我居然上线了，而且，比分数线还多了一分。
就这样，我和我的三个好朋友，一起进入了泾源的最高学府——泾源县一中，而且是一个班。
初中第一次上英语课简直就是听天书。我们的英语老师叫张明欣，个子不高，脑袋有点大，长得棱角分明的。不知哪位有才的学兄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头猩猩”，而且一届一届流传了下来。初中三年的英语课，就是听他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猩猩”的语言，我们在底下茫茫然不知所以，考试时也是ABCD地乱填一通。
我们的数学老师走马灯一样换了好几个。第一个老师是个文弱书生型的，听说一肚子学问，可讲给我们的并不多，一个学期下来，我们班整体数学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一。校长大怒，发配了我们的数学老师，亲自接管我们班的数学，想着用雷霆手段整治一下我们，别拖年级的后腿。可事与愿违，他老人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他是一校之长，而且是县一中的一校之长，今天得出差，明天要接待上级部门检查，后天要去友校观摩，等等。我们刚刚有点适应他的教学方法了，他一忙就指派一个数学老师来教两天，过两天再一忙，又换一个来，如此反复，倒把我们教得一塌糊涂，数学愣是没有什么长进，而教过我们数学的老师太多，我都没什么印象了，加之我的数学很差，连他们的大名都忘了，实在失敬得很。
语文老师是个很有福相的男老师，叫沙亚平，未语先笑，很是可亲。许是我语文学得好，老师在课堂上对我提问得比较多。老师一周总会安排两节作文课，写作文几乎对我没什么困难，不管是真情流露还是凑字，我总是比别的同学交得早。这是我初中唯一骄傲的事情。
美术老师保养得很好，面相很年轻，举止优雅，穿着得体大方，说话特好听。记得有一次上课学实物素描，我们班的郭宝瞪着讲桌上的蒜罐和捣蒜锤无从下笔，就那么呆呆地看了十几分钟。美术老师几乎是飘到他面前，轻轻地敲了敲他的课桌，用她好听的声音说：“这位同学，你是没有笔呢，还是没有本儿呢，还是不会画呢？”郭宝回过神来看着老师，死活没吭声。老师的这句话被同学们私下学了很久，可那种好听的韵味却怎么也学不来。
说起这个郭宝我忍不住想笑。记忆中的郭宝有点像非洲人，不怎么活跃的一个男孩，他的手很大。那时我们一周调一次座位，恰好那次就把我和他调成了邻桌。我忘了当时什么情况，只记得我低头看着一堆数学题正发愁呢，郭宝用他那只大手使劲拍了一下我的头顶。确实拍疼了，我想都没想抄起屁股底下的方铁板凳，朝他砸了过去，幸好他反应快跑得及时，板凳砸在教室的门上了，要砸在他身上真够他受的。那次之后我们班的男生基本上对我敬而远之，用泾源的方言说：“这女子潮着哩，惹不起！”
或许因为这件事，我们精明干练、颇有女强人风范的班主任，政治老师张春燕，在初二下学期让我出任班长，好在同学们都挺好，我这个班长也就勉强混到毕业了！
泾源一中一共就俩地理老师，不知什么原因，前辈学长给俩老师起的外号都叫“大嘴”，一个马大嘴，一个李大嘴，而且这俩老师是出了名的脾气差。大凡上地理课我们都是正襟危坐，专心听讲，稍有不慎就会被罚站一节课。可见这老师还是凶一点好，会让学生从心里重视所上的课。
最有意思的可能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了，他讲课时老喜欢讲一句“啊”一下，再讲一句再“啊”一下。我们班有那好事的，有节课什么都没听，专心地数生物老师一节课“啊”了多少次。下课后他报给我们的数字居然有一百五十多次，惹得大家笑了很久。
至于其他几位老师都没那么多的印象了，实在惭愧得很，也是我的数理化一塌糊涂，故连老师都淡忘了。
初中三年的数学作业都是抄好友的才上交的。那时候她老骂着不给我抄，我就撒娇耍浑软硬兼施地求她。因为我实在是搞不懂那些方程式怎么解，那些路程怎么算。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不愿意算哪怕稍微复杂一点的账目。
如今和老师同学再也没有相聚过，时过十几年，昔日的同学不少也为人师表了，借此教师节祝老师同学身体安康，一生幸福！不知你们的学生私底下有没有给你们也起个稀奇古怪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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