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写一些小稿投给报刊。那时投稿,只要将信封剪去一角,注明“稿件”二字,便可不贴邮票。不花邮资,投稿是一种乐趣,一种作文练习。发表了,当然高兴;即使“石沉大海”也无所谓。那年秋天,我给《长沙日报》寄了一篇千字文,寄出后自己也忘了,不意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两张赠报,那篇被冠之为“随笔”的豆腐块文章,在《橘洲》上刊出了。从此,我与“橘洲”,与“橘洲”的编辑们,结下了半生文字缘。
有段时间,稿子发表了却是没有稿费的。由《橘洲》发来一纸通知,拿着通知去报社群工组领取纪念品:一支圆珠笔,一个采访本,或一本什么书。负责此项工作的是苏大姐,她总是笑容可掬:“采访本是要蓝壳的还是要绿壳的?绿壳的好看!”对于领来的采访本,我倍加珍爱,天天带在手边,时不时记一则素材,抄两条摘记,凑一首歪诗,成为我身上的一种点缀,一个精神单间,一张思想温床。
那时候,报社每年都有一两次笔会,读书班,或新年团聚会,有时还与市文联联合举办。每次聚会,文朋诗友,欢聚一堂,十分亲热。有次笔会散会时,副刊部负责人握着我的手说:“小李呀,你在会上的发言很好,副刊文章一定要有文采。言而无文,传之未远嘛。”他方正的脸上,金丝眼镜后是一双笑眯眯的眼睛,态度温文尔雅,湘南话言辞简洁,极富文采。想不到,我在小组会上讲的几句话,他竟记在心里了。这次我才得知,他就是谢作孚编辑。
有一次,天下大雨,传达室喊我有客会,一个高大个一边脱雨衣一边走进来,竟不相识。大个握着我的手:“我是报社的,你那篇散文,人物对话太浅露……”他老兄操一口衡阳腔,不擅言辞,甚至有些木讷。我认真听他断续的讲话,弄清了他要我修改那篇散文,改好了便可发表。当时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为一个陌生的投稿者,大雨天骑车走一个多小时……此时,充溢我心间的,不是作品即将发表的喜悦,而是诚挚友情给我的感动。以后,我与这位又编报又写诗的王俞(欧阳俞),或书信往来,或登门互访,多年至今,情同莫逆。
稿子发表多了,编辑与作者的交往也多了。那是个大热天,周石山编辑带着左润明编辑来到我的住所。大编辑来访小作者,我有些手足无措。西瓜也没有一个,只好白开水招待。左大编辑早已看出我的尴尬,随意坐在竹床上,眯着眼睛笑:“你别张罗,我们是路过进来坐坐。”一口江浙腔,带着很重的鼻音,随和而亲切。
几十年过去了,报名由《长沙日报》而《长沙晚报》。时光在流逝,人事有代谢。我由青年作者的“小李”而成了“老李”。“橘洲”副刊给我帮助大、交谊深的编辑,除了上面的几位还有白发苍苍的黄林石,年富力强的刘小莽等等。他们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退休了,有的还在“橘洲”耕耘。他们是良师,是益友,是文朋,是知交。他们对事业的热诚挚爱,为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将永远留在他们曾经烛照过的作者的心头。
如同文学湘军中的许多作家一样,我也是从“橘洲”上起步,走上文学创作和编辑之路的。面对书山稿海跋涉的艰辛,便经常记起“橘洲”那群南腔北调人,便知道如何对待事业,如何对待生活。
长沙晚报桔洲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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