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楼东酒家、高桥大市场、墨华斋……长沙街头招牌匾额上,这些苍劲纵逸的书艺,吸引了多少行人的目光,书家“胡六皆”其名,当然为人熟知。
第一次进他的书房,是夏日一个凉爽的午后。下了石级,便瞥见窗口那微微晃动的身影,苍苍白头,吃桑老蚕似的轻轻颔动——老人正在凝神静气作书。我们在简陋的木沙发上促膝而坐。老人寡言,几乎是我问什么,他才细声细气回答一二。有时,我们的谈话中断,默然对坐,听得见窗外杂花落地、泥蜂扑翅的声息。老人搓手微笑,一脸慈祥谦逊。我静静环视这间书房,领略这里特有的恬静的氛围。房里的一切,均可以“简朴”二字概括。木沙发、敞书架、矮杌子,均已脱漆陈旧。特别显眼的是置于窗前的那张书桌,四根圆柱脚已显不稳,横档钉上铁皮,桌面凹凸不平,又以三夹板钉一又长又宽的木板置其上,便于老人作书。我断定这老掉牙的书桌定有来历,一问果然——竟是“文夕大火”劫后之物。50年岁月从桌边流过,老人在桌边晃动单薄瘦弱的身子,晨昏挥毫不歇,那些获国际大奖的作品,那些被中南海珍藏、被毛主席纪念馆珍藏的作品,那些载誉日本、东南亚华人世界的作品均在这方桌上悄悄诞生……
书房是主人的精神家园,人格的写照。在书香墨香之中,与世无争的老人却同我“争”了起来。
不久前,我任责编的一本书请老人题写了书名,按规定是出书后送样书发稿费。为免老人跑邮局兑款的烦劳,我先垫付整张100元:“一点薄酬,请笑纳。”老人没有笑,却瞪了我一眼:“题个书名,贵社的润笔是五六十元,你不要哄我,我晓得行市。”他在对襟褂子中抠了又抠,没有钱找,喊来儿子,硬盯着他找我50元才罢休。我也认真道:“市场经济,商品社会, 钱,可不是什么坏东西。”老人一改木讷寡言的神情,正色道:“请你莫把我当‘商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要的当然要,但决不一味奢求。我写字,为艺术,为友谊,为有益世道人心,晚蚕吐丝而已。世上事,有为而有弗为,知足而不知足……”
老人一再与我谈“知足与不知足”。他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小在母亲严督之下,早课百字,晚课百字,为古文和书艺打下扎实的童子功。“文夕大火”,一夜沦为难民。近半个世纪也是坎坎坷坷、跌跌绊绊走了过来。60年代初在工厂劳动,被机器轧断右腕,咬紧牙练左书,终于双手握笔,左右逢源。他的字,取王羲之、赵孟頫纵逸温雅之气,糅汉隶魏碑之法,笔意姿肆汪洋,结构方劲古拙。气骨沉着,波磔雄强,饮誉海内外,特别受港台同胞及日本友人欢迎。
有许多朋友为他张罗出专集,办个人书展,他却淡淡一笑:“出书办展,劳神费力,几多麻烦!一切随缘,不必强求。”他拿出一本装帧精美的《中南海珍藏书画集》,内中收了他书的一联:“壮岁喜新节日,老来惜旧年华。”老人说:“我自己并没有寄去,不知这件作品是怎么拱过去的。也许是我送给哪位朋友,他荐了去,却没有告诉我。”他送人字画,既无底稿,也从不记录,拿走了也就完事了。
老人的书房中有一副自书的对联:“蒲觞斟寿酒,杏苑起新居。”外适内和,心旷神怡的情绪,溢于纸端。
联中所提到的杏苑,是他的新居东瓜山杏花苑。我常常骑个小摩托,去杏花苑“寓庵”中拜访先生。先生与我谈诗论对,古典诗词,信手拈来,给我许多教益。每次谈话之后,不出一星期,先生必来电话:你来一下啰。我去,他必赠以书作,大多是上一次谈话所提的诗词联对。
先生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赋性颇多中国文士之气,襟怀坦荡,淡于名位,一生坎坷,安之若素,与人交,笃实可亲。博学洽闻,于诗词属对功力深厚,且才思锐敏。即席吟唱或嵌字作联,顷刻即就,每多妙趣。
先生为枫林宾馆题字:秀色可餐。这一成语,既赞扬了位于岳麓山下宾馆秀美的环境,也夸奖了宾馆女服务员的美丽,令人粲然。
先生在长沙烟厂举办的笔会上,即席题咏烟五律一首:
苦想凝神后,停杯不饮前;
行文添活力,绕指起云烟。
结爱身心外,含情口舌边;
芬芳丝万缕,缕缕共缠绵。
先生将一根常见的有害之物——烟,写得如此温柔缠绵,令人叫绝。
1996年冬,香港某出版社请我代向六皆先生约写“我的母亲”一文,将收入“名人忆母亲”一书中,定于1997年春天出版。先生高兴答应说,不如我来讲,你帮我整理成文,来得快些。
先生深情回忆,抗战苦难岁月里,母亲带他们兄弟姐妹逃难到河西。贫困和惊骇中,母亲病倒农民家中,百无聊奈,孝顺的六姐想起古人割臂疗亲的办法,于深夜真的割下一块臂肉,用罐子煮了,让母亲喝汤。姐姐的臂肉并没有救活母亲……
讲到动情处,七十七岁的先生两眼红润,潸潸欲泪。
稿子很快写好,送给先生过目。先生仔细看过文稿,点头称好,希望快点看到出版的书。
先生兴致很高说,再给你写几个字吧,你看写点什么?
先生书法,喜以隶书及魏碑笔意作行楷书,风格独特自成一家,极富书卷气而无俗姿,誉播书坛,许多人以昂值相求而不可得。
其时,我正准备在岳阳老家建纪念先人的老屋,以母亲的名字命名,请先生题两个大字:蒲园(母亲名蒲姑),刻石于门楣之上。先生欣然答应:我也为你的孝心感动,一定等春天暖和了,脱了棉衣以后,为你写好这两个大字。到时,香港的书也该出版了。
1997年春节后的一天,先生忽然打来电话:蒲园二字已写好,你来拿吧。我说,春天未到,棉衣未脱,就为我写好了?香港的书还没有寄到啊。先生说,为你写好了这两个字,完成了一个心愿。当然希望早点看到那篇文章……
谁知刚过元宵节,我忽然接到多年前市文联老同事谢午恒的电话:六爹病危,希望能见你一面。六爹老叨念“出版社的李老师,香港的那本书”……当时,六奶奶不知“李老师”为何人,恰好谢午恒在场,便说,肯定是李渔村。便打电话给我。
等我赶到东瓜山杏花苑,见到的是哀乐声中那慈祥的老人遗像……
六爹去世一个星期后,我才收到收有“耋耋之年忆慈亲”文章的那本书。老人像有什么预感似的,没有等到春天,没有脱棉衣,就提早为我写好了“蒲园”,却没有看到文章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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