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书画三绝》序言

在艺术世界里，每一个艺术品类都是自成格局的，不仅各有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疆域，而且，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运行的轨迹、积累的经验，也是独特而完整的。作为具体的从艺者，以个人之短暂生涯、有限精力，要想独精一门，成名成家，已属不易；而要兼涉数种艺术领域，并且都能取得粲然可观的成就，应该说是难乎其难了。为此，在人类艺术史上，对于那些通才、巨擘，所谓“球型人才”，后人总是以仰视的态度，予以深切的关注，投射出由衷的钦慕与敬佩的眼光。

这种艺术全才，在世界范围内确曾出现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兼擅绘画、雕塑与诗歌的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即其佼佼者；迨至近代，人们首先会想到印度的大文豪、大诗人、同时又精通绘画艺术的泰戈尔；现代则有日本的文学与绘画兼长、双向发展、共创佳绩的东山魁夷。不过，就形成艺术群体，而且薪传火继、绵延无穷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同我们中国相比。

在我国，大约从唐代开始，特别是宋代以后，形成了“诗书画三绝”的特殊的艺术现象，也就是一批既长于绘画，又工诗、擅书的艺术全才，同时出现在艺坛上。盛唐时期有个郑虔，他是著名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又是一位精通天文、地理、博物、兵法、医药，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一代通儒。他在向宫廷敬献诗、书、画作品时，曾获得唐明皇“郑虔三绝”的高度赞誉；而他的好朋友杜甫又曾题诗赞誉：“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这样一来，当后人说起“诗书画三绝”来，总要提到这位郑虔。不过，最有代表资格的，应该是较郑虔晚生七年，同样诗、书、画兼擅，而且水平更高的王维。

唐代，是中国诗、书、画艺术蓬勃发展并日益成熟的关键时期。苏东坡指出：“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就是说，艺术各个门类，到了唐代，已经发展到了高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后人已经无所作为，只能仰望群星而束手屏息。作为艺术全才，苏东坡本人就在艺术道路上开辟了新的天地。且不说他本人在诗、书、画方面的惊人成就，单从推动艺术事业的发展来看，就鲜有人堪可比肩。他明确地提出了“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重要的艺术命题，以诗与画在美学境界中的一致性追求，奠定了二者彼此融合的理论基础。他还首次提出了“士人（文人）画”的概念，正式树立了“文人画”的旗帜，此后，文人涉足画坛者日见其多，开创了中华艺术史的新生面。

诗为画魂，书为画骨，绘画与诗词、书法的关系愈加密切，可说是同源同根，若合一契。宋代苏东坡、米友仁、赵佶，金代的王庭筠，元代的赵子昂，以及号称“绘画四大家”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还有元明之际的王冕，都是典型的诗、书、画兼擅的文人画家，他们或自画自题，或相互题跋，体现了中国的诗、书、画一体的独特面貌。迨至明清两代，“文人画”已渐成覆盖整个画坛的趋势。明代的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清代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高僧”（八大、石涛、髡残、弘仁）、“扬州八怪”等“文人画”群体，同时也是诗、书、画兼擅的群体，在中国的“三绝”艺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种优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像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林散之等，无一不是“三绝”群体中的佼佼者。

这一艺坛“多面手”同时出现的优秀传统，前后绵延一千余年，大批集诗人、书家、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全才，即所谓“三绝”型艺术家，联翩、接踵而出，如群星灿烂，光耀神州，丰富和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圆通和融的传统艺术精神，共同书写出一部异彩纷呈的煌煌艺术史册。

我们中国之所以出现“诗书画三绝”这种艺术奇观，原因或者说条件是多方面的。

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自古以来，就十分看重事物间的联系，强调整体观照，综合把握，追求宇宙间、人世间、艺术天地间的圆通融会的自然美学精神，体现的是天地人为一体的思想，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天地自然生生不息价值的统一，是人的真善美情怀与天地、自然厚德载物的统一。钱穆先生有言：“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这为中国艺术的发展进境奠定了宝贵的精神土壤与思想基础，从而形成了悠久的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并且渗透到诗词、书法、绘画各个方面。

唐代“诗圣”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北宋画家郭熙画论中所说的写山如写人，“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晚明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丰道生书论中提出的用笔妙诀：“如屋漏雨，如壁坼圬，如印印泥，如锥画沙，如折钗股”，等等，都是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的精彩映现。它们引导着诗人、书家、画手对于物我交融、情景交融的共同追求，构成了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艺术境界的鲜明特色。此其一也。

其二，这种以画为主体，诗、书同为辅翼，三者相互结合、融为一体的综合的艺术形式，乃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就是一改过去由艺术工匠为专职画家的局面，而文人画家登上艺术舞台之后才出现的特定现象。

其三，书画同源、诗画一体，诗书画相映生辉，是和中国艺术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分不开的。由于诗与画在意蕴上相连，境界上同构；书与画在位置上相应，形态上协调；加之，艺术家们题诗、写字、作画使用着同一种性能的毛笔，这就为他们启运一颗灵心、凭借一管毛锥，自在自如地徜徉于诗、书、画之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长期以来，诗、书、画在文人现实生活中的结合，已成为艺术圈里屡见不鲜的现象。它们与现实人生联系紧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不独抒怀寄兴，写意达情，广泛渗入友朋交往、节庆礼仪之中，滋润与调节着人际关系，丰富日常文化生活；而且，关乎文化盛衰、精神滋育、传统弘扬，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就诗而言，中国古代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六经”之首的“诗”为必修课，从艺者最大的“竞技场”也在于诗。于是，整个士子阶层，无一人不能诗，无一日不说诗，无一物不入诗，形成了人人写诗、处处留题的特有现象。可以说，中国的所有艺术领域，几乎全部为诗词所笼罩。不仅戏曲、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中渗透了诗词的流脉，而且，就连文体之外、属于艺术门类的书法、绘画、音乐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为诗词所影响和辐射。汉字的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除了它自身构造的规律和书写工具毛笔的特点之外，以诗文为书写内容，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诗与书的关系而言，特定的诗情与书法形象结合在一起，共同引导着人们对书法意象的体验。中国的书法名家，自东汉的蔡邕、西晋的陆机、东晋的王羲之，到盛唐的草圣张旭，“颜体”的创立者颜真卿，“柳体”的创立者柳公权，再到北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徽宗赵佶，南宋的岳飞、陆游，都是兼擅诗文而工书法，并且，所留下的法书名作也多是自书其诗文。从这种意义上说，若了解他们的书法，不可不了解他们的诗文；而要了解其诗文，也必须观赏一番他们的书迹。

作为我国所独有的文化风景线，“诗书画三绝”现象，是不能不令我们倍加珍视的一份艺术瑰宝。充分挖掘这份艺术宝藏，大力弘扬蕴涵其间的民族文化精华，当是中年学者张晨先生主持编撰《中华诗书画三绝》这部著作的基本动因。

《中国诗书画三绝》一书，将六十五位古今“三绝”艺术家按照历史顺序排列成恢宏壮观的阵容，每位“三绝”艺术家又自成一个小的单元，有肖像，有评传，有诗、书、画代表作，有历代名家的评述辑录。整体看来，可见中华“三绝”艺术史之概貌；悉心阅览，犹如欣赏一部部诗情、画意、书韵交融互渗之生命交响曲。作为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评传虽篇幅不大，却凝结了大量的钻研、掘进之功，不乏独得之精见。编著者力求在总结、评述每位名家的“三绝”成就的同时，探索其间的文化堂奥。且不说这种探索所获得的宝贵价值，单就其拓荒的勇气、求索的精神而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我们国家的古籍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效颇著。于今，《中国诗书画三绝》又填充了一项空白。在欣然祝颂之余，唯愿老中青各界学人共勉互励，以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构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服务。

王充闾

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