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贾生》诗的论辩

说起古代的治国精英，我觉得有两个人绝不应该遗漏掉——

一个是“磻溪一老”，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吕尚。传说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垂钓磻溪，被周文王发现了，载回朝廷，尊为“师尚父”，后来辅佐周武王灭了殷商。他是中国历史上久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

另一个是“洛阳年少”，西汉初年才华横溢、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贾谊。他在十八岁时，就经老师吴廷尉推荐，应征召入朝，被汉文帝立为博士，倍加重用。但是后来，以高才见嫉，屡遭排挤，仕途颠踬，一波三折，年仅三十三岁就英才早逝。

一个八十，一个十八，如此悬同霄壤，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的因素在。用老用少，用早用晚，既有古代士子本身的个性、命运、机遇问题，又同朝廷对待人才的态度、政策直接关联着。宋代的邢居实，少年有俊声，曾写诗给著名诗人陈无己，说：“微意平生在江海，尘冠今日为君弹。”说的是，我志在江湖，无意于仕进；今天，为您弹冠相庆，祝贺您即将出仕了。陈无己写了两首和诗作答，其一曰：

汉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飞接羽翰。

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

诗意是：以你这样超迈凡尘的少年英俊，如果生在汉代，是一定能够得到重用的。可是，现在不行了，如今看重老成练达，只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才能登上高位。所以，还是尘冠高挂吧，如今并不是弹冠出仕的时候。

这里说到了汉初朝廷重用少年英俊，确也是事实。贾谊就是一个显著事例。文帝时，每当提出问题组织朝臣们讨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个“子午卯酉”；而少年贾谊却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对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他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因而得到文帝的高度赏识，一年之中三次超迁，官至太中大夫，还打算进一步把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级的职位。

贾谊上书文帝，主张改革政制，逐步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以全力击溃匈奴，强调民为邦本，慷慨陈词，指斥朝政。有一些意见已被文帝所接受，付诸实行；但也因此触犯了当时一些当权大臣，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等的切身利益，因而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由，联合起来，对他加以排挤、攻讦。再加上贾谊年少气盛，看不起文帝的宠臣邓通，认为他不学无术，只知逢迎、拍马。为此，邓通怀恨在心，经常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汉文帝便对贾谊逐渐地疏远了，直至把他贬出京城，安排他去做长沙王的少傅。

对此，唐代文人多持批评态度。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刘长卿过贾谊故宅时，也恨憾交识，写下了“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的诗句。“圣主”也好，“有道之君”也好，全抵挡不住身旁奸佞的谗毁。而贾谊自己，就更是满怀着悲愤，抑郁不平。他想到了与自己身世、命运相类似的爱国诗人屈原——他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的！于是，惺惺相惜，感怀不尽，在他南行路过湘江时，写下了一篇《吊屈原赋》，表达其对前贤往哲的无限景仰之情，也倾吐一番自己的怨怼与悲愤。

后来由于文帝的思念，贾谊又曾一度被召回长安。不过，当时尽管老臣灌婴、周勃等，或已死去，或遭罢黜，但是那个宠臣邓通还在皇帝身边，这样，贾谊仍然未能获得实际上的重用，不久，便被派往山东定陶，到梁王那里当了太傅。不过，人才是难以埋没的，是金子总要发光，锥处囊中也要脱颖而出。

贾谊不愧是一个盖世奇才，虽然远离枢要，却能高瞻远瞩，居安思危，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里面潜伏着的严重危机。针对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就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写出见解深刻、针对性极强、富有高度预见性的政治评论。

单就文学性来说，这也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散文，以其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气势磅礴而垂范千古，传之久远，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曾说，贾谊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毛泽东也予以高度评价，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围绕着他的身世、际遇，包括是否得到了重用、信任这类问题，后代诗人写出了许多史论式的诗篇，提出了不同看法。就中以唐宋诗人的三首《贾生》诗，最具有代表性。

我们先来看宋代诗人张耒的《贾生》诗：

贾生未免孝文疑，自古功名叹数奇。

逐得洛阳年少去，白头绛灌亦何为！

诗的主旨，是要说明为政应该起用新生力量，充实新鲜血液，提拔年轻有为之士，否则，就会暮气沉沉，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作者明确指出，汉文帝把“洛阳年少”贾谊逐出朝廷，剩下那些白发苍颜的周勃、灌婴一辈老臣，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是从不重视提拔新进的角度批评汉文帝的；当然，用意在于借古讽今，说的是汉文帝，剑指的却是本朝掌权者。

唐代诗人李商隐也写过一首《贾生》诗，同样批评了汉文帝。“可怜”二字，表明了他对汉文帝虽然召“访逐臣”，却并未加以重用的惋惜之情：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所写的背景是：贾谊在长沙住了几年以后，文帝又把他召回长安，并于祭神祈福之后，在未央宫的正殿（宣室）接见了他。谈话中，问到鬼神的本源等问题，贾谊都对答如流，文帝听得入神，不觉向前移动，以便靠得更近一些，这时已经是夜半了。

李商隐的诗是说，汉文帝求贤才，访逐臣，一片思贤若渴之情，十分可嘉；但是，当贤才果真来到了身旁，却又只问鬼神之事，而并不涉及治国安民的大计，这哪里是真正重用呢！

关于这个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封建统治者“叶公好龙”，拉开很大的架势，似乎要重用贤才了，实际上却根本不知用人，李商隐的诗可说是这种意见的代表。另一种看法，以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的《贾生》诗为代表：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认为，汉文帝实际上还是重视贾生的，尽管没能提拔他为三公九卿，但他的政治主张已被施行，所以不能说贾谊是怀才不遇。自古以来，又有多少位列三公九卿之人，获得的只是一个爵位，而对其政治主张，皇帝则根本置之不理啊！所以，遇与不遇，恩宠厚薄，不在乎爵位之高低，而在于他的政治主张是否得以实施、采用。

应该说，王安石的诗抓住了要害问题，它不仅阐明了有关用才方面的卓越见解，而且，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就是这样写的：“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看得清楚，王安石的诗正是从这两句史论中化出来的。

当然，从普遍意义上说，李商隐的看法也很有道理。知而不用，用而不专，多疑善忌，“叶公好龙”，恰恰反映了封建君主在选才、用才上的阶级局限性。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