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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处女”的自嘲

时间:2022-0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人才的埋没与老化是渐进的、隐蔽的,损失价值难以计算,在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被人忽视。但是,这种现象,在旧时代“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功”的用人制度下,却是难以避免的。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三字经》里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死后,韩琦深深悔恨,写了“名儒升用晚,厚愧莫先予”的诗句痛悼他,但已经无济于事了。由于阻碍重重,最后以破产而告终。

我这里想说的是有关用人的问题,先从清代大诗人袁枚的一首诗说起。

《商丁孙尊歌为秦将军作》中有这样四句话:

人才那得如金铜,长在泥沙不速朽!

愿公爱士如爱尊,毋使埋淹嗟不偶!

立意十分清楚。诗人通过为出土的商代铜尊作歌,向执掌铨衡的当政者呼吁:爱惜那些怀瑾握瑜的隽秀之士,及早选拔、任用他们吧!不要使他们像古代铜尊那样终古沉埋,不见天日。铜尊埋淹几千年,一朝出土,光洁如新;人才却埋没不得,数十载光阴驶过,他们就会老朽的呀!

寥寥二十八字,蕴蓄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确如袁枚所言,人才不像古董和矿藏那样,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使用。如果硬要用物质产品作比方,人才倒有点像放射性元素,一个“半衰减期”过去,放射性元素原有的核数就要减去一半。人的知识像人本身一样,随着世事推移、形势发展、时代进步,也是会不断老化的。

人才学专家王通讯认为,人才的选用有一个时机问题。这是因为人才之才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它在客观上存在一个类似“抛物线”的过程:才能萌发——才能发展——才能鼎盛——才能衰减——才能薄暮,像人由少而壮、由壮而老一样。

王通讯还引述了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渡边茂的调查资料: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大致分为成长、活跃和总结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二十七岁,第二个阶段从二十八到五十四岁,第三个阶段从五十五岁到八十一岁,各为一万天左右。对于从事开拓、开创性工作的人才来说,如何在其发挥才能的最佳时期即活跃阶段,选用到最适宜的位置上,实现才尽其用,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架机器、一座房屋弃置不用,所造成的浪费是有形的,损失价值也易于计算,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人才的埋没与老化是渐进的、隐蔽的,损失价值难以计算,在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被人忽视。所以,诗人在这里大声疾呼:“人才那得如金铜,毋使埋淹嗟不偶!”

但是,这种现象,在旧时代“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功”的用人制度下,却是难以避免的。梁启超在其名篇《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曾经激昂愤慨地指出:

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挨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

这样无限度地拖下来,封建制度下的读书士子,就只能是待到捞得“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时,已是“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了。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了宋代的一个典型事例。宋仁宗嘉祐元年,“散文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以文才名震京师,许多名臣向朝廷推荐他,欧阳修专门写了《荐布衣苏洵状》,但足足拖了七百多天,朝廷才召试他。气得苏洵托病在家,拒不赴试。他想的是,即使马上起程,赶到京师,也得几个月;到了京师待命,还得几个月;诸公考其文,更要一两年;如果有幸合格,交相府拟议,又要一年时间。这几关都能闯过,才能得到一官半职。但捱到这时,他已经老迈不堪了。后来虽有宰相韩琦极力奏荐,但苏洵终其一生,也只做了一任九品小官。

苏洵大器晚成,和他的儿子苏轼不同。《三字经》里说:“苏老泉(苏洵的号),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苦奔苦曳,捱到了四十七岁,才遇到欧阳修、韩琦两位大贤人,慧眼识珠,鼎力举荐,希望朝廷能够破格使用;可是,宰相富弼却认为,提拔太快不好,主张“姑少待之”。这样,就等啊,等!结果,两年过后才召试他。八年过后,苏洵便赍志以终。一个王佐之才就这样生生地被埋没了。苏洵死后,韩琦深深悔恨,写了“名儒升用晚,厚愧莫先予”的诗句痛悼他,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在旧社会,这类人才悲剧多哉伙矣,可说是俯拾皆是,无代无之。宋代詹义登科后写过一首《自嘲》诗:

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

佳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还有个乾隆时代的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九十九岁才考中了举人。他也写了一首自嘲诗,以老处女自喻,抒写他中举之后苦辣酸甜、百感交集的心情:

行年九十九,出嫁弗胜羞。

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

自知真处女,人号老风流。

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据说,这位谢老先生一直活到一百二十多岁。幸亏他得享高寿,不然,也就衔恨于九泉,永抱无涯之戚了。

由于官职得来艰难,这些封建官吏便视之如命,唯恐失去。结果许多人只好“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唯恐稍有疏怠,前功尽弃。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尖锐指出的: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为新进之楷模,但往往因阅历已深,顾虑重重,畏葸惧事,以致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整天懒懒散散混日子,更不肯自动请求去官,直到老死为止。而那些埋没下层、无缘得进的英才奇士,却不能直接取而代之,照例要循官阶、按资格,一步一步地往上蹭。这就是当时有用之才奇缺的根本原因。

对这种极端不合理的现象,有些封建君主也曾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力图纠正。金大定二十八年四月,德高望重的阿鲁罕被拔擢为副宰相,四个月后,以疾乞致仕,不久便病故了。中兴令主金世宗万分感慨地对臣…下说:

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

针对这个问题,他决定采取三项果断措施:一是命令那些老不堪用的官员及时离职;二是打破按资格升迁的陋习,明确提出要破格选用人才;三是注重培养年轻人,使他们早日参政,得到锻炼。但这些很好的打算,后来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由于阻碍重重,最后以破产而告终。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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