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出版中心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忆起了与之十载交接的过程。
也许是偏爱吧，在我的几代书橱里，“上海版”的图书竟然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尤其是东方出版中心，买书、读书之外，1998年以来，我还有幸成为它的作者。记得我们的交往始于一份约稿函。当时他们正在策划编印一套文化散文丛书，我是其中的作者之一。关于这部书稿，我有这样一个设想：通过诗、思、史的结合，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生机、美感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心灵撞击力，把对往事的钩沉变成哲思、理蕴的意义追寻。散文中要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独特理解，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人性的认知，寻求一种面向社会、关注人生的意蕴深度。这样，就有望把读者带进悠悠无尽的历史时空里，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从单调的丛残史迹中获得诸多意蕴与情趣。
当我在电话中把上述想法向尚无一面之识的青年编辑张爱民陈述之后，立即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并提出一些恰中肯綮的建议。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也从中感受到编者的创新意识和较高的业务水平。尔后，《沧桑无语》的书稿写出来了，也仍然是邮件传递，时在1999年年初。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很快就印了三次；后来又再版、三版；而且，同台湾尔雅出版社作了版权贸易。这个期间，我又接到了责编的第二封约稿函，希望能提供一部以人生感悟、人性关怀为主旨的书稿。这样，《何处是归程》一书，又有幸在这里出版了。当时，一次签了两万册的合同。印出后似乎销售得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理想，但出版中心仍然严守信诺，及时而顺利地寄付了稿酬。尽管事情不大，但也标志着一种诚信，一种风范。相对于国内有的出版社，合同上分明写着“出书半年后寄付稿酬”，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个半年，仍然还是一毛不拔。也不说不付（因为没有理由），只是，不声不响，一拖了之。
在我的印象中，东方出版中心的工作效率和出书质量是很高的，编校工作十分认真。尤其是责任编辑，工作不厌其烦，非常负责任。两部书稿中许许多多地方，都曾被一一研索、叩问，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又能做到充分尊重作者意见，叫不准的地方绝不师心自用、擅加改动。此其一。
其二，风清气正，一切按原则办事。由于我身在北方，远离上海，除了与这位年轻的责任编辑通过多次信函、电话之外，再没有同出版中心发生过任何联系，至今我也不知道编辑部大楼是面南还是向北。他们着眼于书稿水准，至于作者生疏还是熟悉，到场还是不到场，全然不加考虑。说到这里，忆及一件往事。两部书出版后，有一次，主管编务的副主编和编辑室主任来到沈阳，闻讯后我赶往宾馆会见。因为两部书稿都是经过他们审定的，自然心存感激，倍觉亲切；然而也只是欢然道故，既未想到送点什么礼品，甚至也没有请他们品茶、吃饭。尽管是天性使然，但过后，我仍是觉得有些歉疚。当我在电话中表达这层意思之后，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认为一切都纯属正常。这使人记起一句老话：“始信今时有古风。”两部书的出版，出于同一位责编之手，直到前年我出席华东师大举办的文学活动，我们才在上海锦江饭店见上一面，此外，也再没有其他往还。堪称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样就有了第三条，编辑、作者之间，相知相重，守信重义，结下了深厚情谊。每当忆起这十年岁月，都觉温馨、清淳，余韵悠然。其实，若说是“没有其他往还”也不尽然，三十年来，他们出版了大量文史类优秀图书，我不时地去信索取，总能如愿以偿。记得，一次我从南美访问归来，应南开大学文学院之邀，准备给研究生做一场《关于拉美作家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的讲演，急需一本美国作家莫内加尔撰写的《博尔赫斯传》，知道1990年代东方出版中心印行过，但已过去十多年了，恐怕早已无从查找。谁知求助的电话打过去第三天，我的责任编辑便把书寄过来了。一时大喜过望，真是说不出的感佩。
列宁有一句名言，开展纪念活动，“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作为国家级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前路正长，任重道远。鉴往以知来，我们有理由确信，她一定能够依靠其强盛的人才资源，发挥特有的优势，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在新的三十年中创建更加辉煌的业绩。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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