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的祠堂

文_彭晓兰

在我们乡下，老爷就是爷爷。认识我老爷的人都说他的人生是用酒写成的。

老爷个子高大，身体瘦弱，皮肤很白，眼睛混浊，年老时留起了长胡子，不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深蓝或深黑的长衫。粗粗一看，以为是旧时像孔乙己之类一根筋的秀才。他声音尖细，话语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飘，似乎总落不到地上。

老爷姓李，大名“耀宗”，不是本村人。奶奶也是邻村的。据说他们结婚后穷得没地方住，本村汪姓人就让他们住在了汪家祠堂里。那时的祠堂原本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每年“清明会”，也就是清明节，本村所有同姓的人都会到这里吃饭，听辈分大的人训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祠堂慢慢没有了用处，汪家的长辈发话了：“两间破茅屋空着也是空着，让两个外姓人住也算积点德。”老爷和奶奶在汪家祠堂共生育了3男3女。

寄人篱下的老爷开始借酒浇愁，越喝越上瘾，到最后，一天三顿都离不开酒。奶奶嫁给他之后一直过得不顺。离不开酒的老爷脾气暴躁，从来不去想如何让家里吃了这顿有下顿，只要有酒，就能听到他“哈哈”的笑声。如果奶奶没有给他打酒的钱，那就惨了——爷爷会拿着家里拇指粗的烧火棍满院子追着她打！实在没钱时，奶奶的花衣服都会被他拿到街上去卖。因为穷得叮当响，生了那么多孩子也养不活，3个儿子中的老二和老三都在襁褓中就被送人了，奶奶哭得落下了月子病。老二被送到了邻县一户临街的人家，老三被本村一户没有男孩的彭姓人家抱走。老三就是我爸。

奶奶是个传统的女性，善良，逆来顺受，送走两个孩子也是迫不得已。我一直觉得老爷不爱她，否则不会在她坐月子的时候还每天晃悠着，去街上喝酒喝到天黑才回家，也不会在她炸好酥肉回娘家的空当，偷偷地把肉吃个精光。

老爷对奶奶没有感情，对膝下的子孙也没有过多的关心，几个子女完全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中长大成人。儿女长大后早早地成了家，又早早地养育了一个个孩子。对这一切，老爷是没有感觉的。生活对他而言，就是喝酒——醉酒——酒醒——又喝酒……“我是不做活路的人。”这句话常挂在老爷的嘴边。他是我们乡村田野上的幽灵。在大家踏着露水蹲在田埂上割猪草或牵着牛往河边走时，大部分的时候，他会一摇一晃地穿过院坝，沿着小河去赶集。村里到集上至少要走40分钟，无事赶集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侈——田里那么多的活儿等着呢！傍晚，下田的人扛着锄头、抽着烟往家走，家家户户的房顶冒出炊烟时，老爷就沿着去的路回来了。这时的他满脸通红，眼神更加蒙眬，身体摇晃得更加厉害，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稍不注意，摔个四脚朝天是常事。这一路上的人都知道，他栽进鱼塘、扑向稻田、被冲入小河等“光辉事迹”不计其数，被其他村子的人用木板抬回家就有好几次。

奶奶80岁时因脑出血去世，子女们哭得死去活来。小姑不停地说：“妈这辈子不值啊！”送别奶奶的时候，老爷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柜子上摆着一个碗和一瓶酒，旁边还摊着一小把花生。他不时啜上一口，嘴里嘀咕着什么。他的手指还是那么白晳修长，只是长长的指甲缝里钻进了许多黑色的脏东西。他的长衫上沾了很多灰，在缭绕的烧纸钱的烟雾中，有一股腐朽的味道。不知什么时候，大家发现少了一摞纸钱。小姑把它从老爷的柜子里找了出来，她的眼泪又来了：“爹，你一辈子和妈争，死后这点纸钱你都要抢！以后我们买给你就是了！”老爷混浊的老眼在灯光的映照下湿润而闪亮。

老爷很幸运，在奶奶走后，几个儿女不计前嫌地照顾着他：有人定期买来烧酒和叶子烟，有人来为他洗衣洗被。那时的他因为年老了，不大上街喝酒了，但窝在家里喝的时候多。他懒得做饭，有时抓几把花生就着酒就可以过一天，不出门不下炕。抿一口酒，咂巴几下，手在嘴边一抹，剥一颗花生塞进嘴里，在磨碎花生米的同时，自言自语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话，像要把这些话同时磨碎在心里。他没有朋友，幸好也没有疾病，独自一人过了几年，倒也清静。

这样的日子结束得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那一天，他喝了点酒就晃悠到外面去了，不知什么原因到了铁路上。提速后的火车呼啸而来，老爷倒下了。没有人知道最后时刻他在想什么。

那一年，老爷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