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遗留棘手问题

(一)两个“公司”的欠款“官司”。

大约在1989年前后，地区农业局在大胆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导下，经过行署主要领导的同意，一下子新成立了3个办公室和3个公司，即：果树办、油料办和蚕桑办，属县级事业单位；农业贸易公司、种子贸易公司和果业公司,属企业单位。刚开始，这6个机构的正职都由局长一人兼任，事业单位副职多在本系统科长中提拔，由榆林行政公署发文任命。另外3个公司的副职，则是在府谷、子洲等县聘用来的。后来，上级要求党政部门不能经商办企业，政企要分开，局长也不再兼职，但仍然算局里的下属单位。至于企业经营状况如何，也从来不给局里分管领导汇报，其实质是打着农业局下属公司旗号的私营企业。

1998年元月的一天，行署办公室突然打电话，要我很快到行署信访局来协同接待一批上访群众。我到行署大院一看，大约有100多名农民围在信访局门前。仔细一看，有好几个我认识的村干部，因70年代我曾在榆林县岔河则和金鸡滩公社任过党委书记，又在孟家湾公社搞过几个月路线教育。我向他们一打问才知道，1996年，榆林种子贸易公司按合同收购了这几个乡、镇部分村的玉米种子，至今未付款。他们多次去公司讨要均以无钱推托，不得已才来行署反映此事。于是，我立即派车找来了种子贸易公司的陈经理询问原因。他说，欠款是因为玉米种子至今没有卖出去，因而无钱支付。弄清楚情况后，我同信访局领导一起召集上访群众代表座谈。先由陈经理承诺如何分批还清各村的种子欠款。最后我表示，原来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了，局里一定会督促公司想办法清还欠款的。当下寒冬腊月，请大家先回去，等开春后我们召集大家专门讨论这一问题。村干部们听这事有人管了，就有希望。再加上金鸡滩、孟家湾、岔河则等乡、镇的村干部对我的信赖，同意回去过了春节再说。这次群体上访事件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

事后，我向局里的老同志了解了这几个公司的详细情况。其中，种子贸易公司出现了不景气的状况，客观原因是种子市场不稳定。种子少了，制种农民就觉得原来合同定价低，卖给了每斤多付一二毛钱的二道贩子，违背合同承诺，不交给公司；种子多了，价格上不去，农民便一股脑儿按原价让公司收购。种子入库多卖不出去，就形成了欠款的矛盾。当然，在主观上，这个经理也有些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的赖毛病。根据这一情况，我叫来陈经理，一起研究讨论还清种子欠款的方案，要求他无论如何赶春节后筹措一部分资金，不然让农民再闹起来，对各方面都不好交代。他答应尽量想办法。

3月8日，我们通知为种子贸易公司制种的所有村的代表，都来榆林“农垦饭店”开会，专门讨论清还欠款一事。春节前后，公司卖了少部分玉米种子，又将一部小汽车转卖出去，共筹款20多万元，是总欠款197万元的十分之一，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得到制种农民的满意。于是，我们一开始就给大家提出了“三个一点”的方案：将筹到的钱给每个村按比例清还一点，再用库里的种子按原收购价抵顶一点，剩余的再欠一点，待种子销售了，全部还清。经过村民代表们讨论，总体是不太满意的，也有的认为可以考虑。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先把这点钱领回去，然后同所有制种农民商量，凡愿意用种子顶款者到种子贸易公司来取，其余欠款力争年内还清。

也就是这一年的7月，横山县部分农民来局里反映，农业贸易公司上一年收购了他们的绿豆至今不给钱，要求局里催促解决。于是，我们又找来农贸公司的经理边某及其公司驻榆林的负责人，向局里汇报了详细情况。经了解，得知共短欠横山农户的绿豆款20多万元，便责成他们尽快想办法还款。

唉，真麻烦!这两个经理都是从府谷县聘来的，开始都吹得天花乱坠，赚了钱就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结果几年下来，经济纠纷便接踵而至。平时，他们也不把农业局当成主管部门，一旦有了矛盾，老百姓就找局里来了。也不知道原来的局领导是怎么想的，成立这些公司让个人赚钱，却给局里带来了这么多麻烦事，要这些公司到底有什么用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麻烦还在后边呢！12月份，局经营管理科负责人向我汇报说，牛家梁乡城大圪堵村制种农民，为索要所欠种子款，把种子贸易公司告到了榆林东城区法庭。经法庭初步审理，要地区农业局负连带责任。原因是，在政、企未脱钩以前的几年里，局里曾收取过该公司的管理费。听到这一消息，我们立即召开局务会讨论，结论是农业局不能负这个责任，因为局里只在公司刚成立的前两年收取过少量的管理费，脱钩后再未收费。而种子贸易公司的债务是近两年才形成的，我们仅仅是个主管部门，怎能负连带责任呢？就冲这一点，农业局也要把官司打到底。到了1999年4月初，法院因为陈某在法庭上不配合，决定收审，这样使矛盾更加复杂化了。此后，种子贸易公司欠款的多数村干部便不断打电话或派人来农业局询问。局里一边要考虑农民的利益，一边要应对官司，一时也想不出个解决办法来。接着，横山县的农民也把农贸公司告上法庭，索要收购绿豆的欠款。法庭仍然固执地要连带农业局的责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得向行署分管农业的领导汇报。刘培仓副专员于5月初，召集地区检察院和法院的负责同志座谈了这两起官司中连带农业局责任的问题。检、法两家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刘专员讲了一些倾向性的意见。

过了一段时期，东城区法庭对种子贸易公司欠城大圪堵村种子款一案，作出正式判决，虽然没有再提要农业局负连带责任，却使种子贸易公司雪上加霜。他们让种子贸易公司从库房拿出一批种子按商品玉米的价格抵顶欠款，结果这些农民拿回去又以种子价卖给了亲戚、朋友或留给自己作种子用，从中赚了一大笔钱，反而使种子贸易公司赔了29万多元。因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仍被关押，即便有天大的冤屈也无人申述。对这一案件，我认为如此判决有失公允。玉米种子稍微降点价抵债还说得过去，按商品粮价格不是要致这个公司于死地吗？在这个案子中，我似乎嗅到了一点儿司法腐败的味道！

城大圪堵村赢了官司，其他几十个村的农民怎么办呢？也等着他们告状吗？为了使大多数制种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也为了让种子贸易公司起死回生，我带着人先后到岔河则和孟家湾乡政府，召集制种村民代表座谈最终的解决办法。我们提出，让他们在原定收购价格的基础上再降低一点价格。这些代表知道公司经理已被关押起来了，好不容易有人管这事，也答应了可以降低一到二成。在这个基础上，农业局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用旧农校的部分房产做抵押，向农业银行贷款100万元，用以解决这一欠款纠纷。拿出这个意见后，我又两次去看守所找陈某商量。他当然同意了，问题如果能得到解决，也不用再受这牢狱之苦了。到了2000年初，刘培仓副专员又召集地区农业银行的负责人，和农业局专题研究借贷解决种子贸易公司欠农民种子款一事。会后，农行经过认真研究和考察，终于答应给公司贷款。与此同时，我又同地区中级法院刑事庭座谈，将陈某取保候审，让他在除夕前回家过了个团圆年。春节后，用所贷之款清还所欠农民的债务，使这一经济纠纷终于划上了句号。两年来，我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但仔细一想，终于可以使30多个村子的近6000农民兄弟的利益未受大的损失，也就无怨无悔了。

另外，农贸公司所欠横山农民收购绿豆的钱，在农业局的督促下也还清了。除此，该公司在府谷县哪个银行也贷了不少款，因为迟迟未还，银行也将这个公司告上了法庭，只因法人代表边某长期躲藏在西安等地，无法开庭审理。府谷法院也未提及连带责任的事，农业局就不再自找麻烦了。后来，究竟怎么样了结的，我也因退居二线不管事了，不得而知。

（二）清理农村合作基金。

1999年元月初，我去陕西省委党校参加了为期半月的“农村基本政策和农业经营研讨班”的学习。期间，农业厅农经处招待各地、市农业局负责人吃饭后开了个会。王锋副厅长在讲话中说，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整顿，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原因是，渭南和咸阳等地、市的部分农村，已经出现了资金挤兑现象，当地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稳定局势。同时，此事已引起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极大关注，省上准备下决心彻底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研讨班”临近结束前，省委党校组织以条条讨论今后工作，省农业厅史志诚厅长讲，陕西省的农业工作，当前面临三大挑战：农村稳定、农民收入倒数第一和大旱100多天。首要的农村稳定，主要是指近期出现的渭南等地、市部分县、乡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金融风波。

回到榆林经了解，农村合作基金会，是90年代初，陕西学习外省经验，经过试点后推广兴办起来的，业务上受金融部门的监督管理。其目的是，为发展农业经济，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而融资。资金较多的农民，可以入股的方式成为股东。基金会平时可吸纳少量存款，放贷赢利后还能给股民分红。更主要的是方便农民小额贷款，支持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在2月份，专门讨论稳定问题的榆林地委会议上，我汇报了影响农村稳定除了乱收税、费，加重农民的负担外，还潜在着部分县、乡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矛盾，以引起各位领导的重视。3月份，农业局给下属各单位颁发年度任务书的大会上，我着重讲了农村工作的两个重点，即增加农民收入和确保农村稳定。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问题，通报了渭南等地、市的资金挤兑现象和省农业厅领导的意见，让大家开始密切关注我区的动态，发现问题，及时反映。

10月上旬，陕西省政府在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后，紧接着召开了全省“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工作会议”。除了农业、金融等部门外，榆林行署专员张智林也参加了会议。省政府根据渭南、咸阳等地、市出现的混乱局面，作出了通过清理整顿，不再继续办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同时，要求其资金除了还清农民的分红所得和利息外，所剩资金和债权、债务一律移交给农村信用社或农业银行。会后，我一边向分管农业工作的副专员刘培仓汇报省上会议精神，一边让经营管理科尽快摸清全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底子。经过一段时间调查摸底，榆林全区当时有7个县、市的19个乡（镇）成立了22个农村合作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156人，资金总额为11906万元。其中，集体资金仅有540万元，3年以上的股金为983万元；资金最多的靖边县金额为8252万元，最少的佳县金额为180万元；资金最多的乡（镇）为靖边县张家畔镇，有5285万元，最少的米脂县桃镇、横山县塔湾乡和靖边县东坑镇均为80万元左右。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首先确定了靖、定、横三县为清理整顿工作的重点。因为，这三个县的资金总额为10330万元，占全区的86.76%，这里清理整顿好了，全区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11月底，刘专员带领农业局和人民银行的负责人去靖边召开了西三县“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步骤和具体做法，正式拉开了这一艰巨工作的序幕。

2000年1月中旬，行署召开专员办公会，专题讨论了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问题。会上，根据省政府的文件要求，成立了“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局，由我兼任办公室主任。接下来，“清理整顿办公室”草拟并以榆林行署文件下发各县（市），要求加强领导，力争半年内完成任务。然后，我们先到靖边这个重点县，参加县上召开的第一次“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领导小组会议”，集中讨论确定了4点具体实施意见，而后转发各县（市）参照执行。地区同时要求靖边县抓紧工作，并将清理进度给地区农业局三天上报一次。

这次靖边之行，我了解到从县到乡以至合作基金会负责人，对这项工作在思想上存在着抵触情绪。因为，这里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运行基本正常，并没有出现资金挤兑现象，而且入股的农民从中得到了好处。当时我想，省政府似乎有点因噎废食，当初动员各县、乡大办农村合作基金会，现在部分地、市刚出现点问题，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该是积极地想办法加强管理，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能老是走“不管则乱，一管就死”恶性循环的老路。如果农村合作基金会都停了，那方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初衷不是又成空话了吗？然而，形势发展也是难以预料的，万一陕北的农民听到关中资金挤兑的风声也闹起来要求取出存款，甚至抽取股金又怎么办呢？还是按照省上的要求办比较稳妥一点，况且上级的行政命令也是不能违抗的。

从靖边回来以后，我将情况向刘专员作了全面汇报。直到4月初，全区借款金额仍有8259万元，还没有清收回一半，特别是1440万元的逾期借款更是难以回收。鉴此，行署召集各县（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清理整顿的进展情况，并且要求明确表态完成任务的最后时限。会上，张专员对两个情况不明又决心不大的县（市）长给以严厉地批评，责令其回去后全力以赴抓好此项工作，决不能拖地区的后腿。最后，还要求各县（市）和地区农业局给他一天汇报一次清理进度。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专员又带着行署办和农业局的负责人到靖边、横山等重点县督促检查，办公室同时派人到其余5个县检查进度，掌握情况。农业局经营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在科长罗志勇的带领下，不辞劳苦，放弃了节假日休息，每天轮流值班，电话询问各县进度，按时向张专员电话汇报清理整顿进度情况。

4月底，榆林行署召开常务会，专题讨论了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问题，并确定第二天晚上召开全区电视电话会议，通报各县进度，表扬先进，批评后进，以加速清理整顿的进程。会后，又组织了两个工作组下到各县检查督促，刘专员负责巡查，我又先后两次到西三县帮助基层破解难题，以保障按时完成任务。就这样，到6月底，全区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工作接近尾声，逾期借款基本返回，只剩284.2万元难以收回的资金视为呆、坏账处理，用各基金会的自有资产折价抵顶，使全体入股农民和存款者在经济上没有受到损失。整个清理整顿工作也未出现任何混乱秩序，为陕西省政府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