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新闻》和袁殊

关于《文艺新闻》和袁殊

《文艺新闻》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的一家小型报(周刊）,它的创办人袁殊是个传奇式人物。1960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新闻》的影印本,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袁殊的所在单位。直到80年代初,才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随后又打听到他的工作单位。1984年,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委托与袁殊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士,对他进行了访问,主要谈《文艺新闻》、《记者座谈》等新闻工作经历。7月10日、11日访谈,记录经袁殊看过,但未公开发表。我根据访谈记录中的部分材料,写过一篇题为《“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是怎样公之于世的？》文章(署名史述之）,刊载于《新闻大学》杂志1988年冬季号。现将访谈记录与拙文一并发表,供研究者参考。

袁殊(1911—1987）,湖北蕲春人,原名学易。1919年,跟随父亲到上海。少年时代,就读于立达学园。1927年初参加北伐军,“四一二”事变后不久离开部队,从南京回到上海,参加狂飙社,成为该社演剧部成员。演剧部由向培良主持,成员有马彦祥、柯仲平、陈凝秋(塞克）等。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专攻新闻学。1930年7、8月间回国。1931年创办《文艺新闻》,身份为文艺新闻社代表人。同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按照党的指示在社会活动中改变颜色,由左派变为灰色,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从此,他开始了情报工作生涯,但仍以新闻工作为公开职业,先后曾在上海新声通讯社、外论编译社、《译报》、《中国评论》、《华美晚报》等单位任职。他还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的成员,担任过日伪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主干、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要职,主持《新中国报》和《杂志》(期刊）。他利用这种特殊身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从上海转入解放区,改名“曾达斋”,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受牵连,被判有期徒刑12年。1967年服刑期满,又遇上“文化大革命”,被继续关押。1975年5月,被押送到湖北的一个农场“劳动就业”,直到1979年12月才回到北京。1982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合议庭宣布袁殊无罪,撤销1955年的判决,同时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此时,他已是古稀老人,病痛缠身,但仍热情接待来访者,应约撰写回忆文章,还翻译日文小说。1984年,他曾赴南京、上海、杭州、无锡、苏州以及湖北蕲春等地,作故地重游,赋诗作文,感慨系之,但毕竟垂垂老矣,力不从心,不久又病倒。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谢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41]。

袁殊一生的事业是从新闻事业开始的。他热爱新闻学和文学,乐于从事新闻工作。1931年,他曾对当时在《文艺新闻》兼任编辑的夏衍说,他决心以新闻为终身事业；把英语的journalism译为“集纳”(或“集纳主义”）,是他的首创^[42]。袁殊把办《文艺新闻》作为一种尝试,认为这张报纸是“雏形的报纸”,这家报馆是“雏形的报馆”,而“这雏形的标准,主要依据于近代的新闻学原理”^[43]。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当局实行高压的新闻统制政策,而共产党的领导层又屡犯“左”倾错误,在这样险峻的形势下,众多的左派报刊都存在时间不长,有些只出一两期就被查封。《文艺新闻》坚持公开出版了一年又三个月,确实不容易。在中国新闻史上,它算得上是一张成功的“合法”报纸。它创造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例如,不打左派旗号,而以独立的、客观的面貌出现,报馆地址公开,报纸公开发行；灵活运用编辑手段,讲究宣传策略(突出的事例是披露“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重视同读者的联系(曾组织《文艺新闻》读者联欢会）；善于利用各种社会条件,同国民党当局周旋；按时出版,不脱期,等等。这些都是袁殊努力的结果,夏衍曾这样写道：“我不止一次和冯雪峰、钱杏邨等人称赞过袁殊的积极和能干。”^[44]

袁殊写了不少新闻理论文章,还积极策动或参加组织新闻团体。就在办《文艺新闻》期间,他同新闻学者任白涛、黄天鹏、谢六逸、陈望道等过从甚密,报上经常刊载新闻学文章,开辟过一个“集纳版”,在徐宝璜逝世一周年时还发了纪念文章。在袁殊主持下,《文艺新闻》发起组织中国新闻学研究会。1931年10月21日该会成立,26日发表宣言,说明该会成立的动机与目的,宣布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45]。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执委会还通过了研究纲要,规划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要求建立“新兴新闻学及新闻事业之有历史价值的基础理论”^[46]。1932年3月20日,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许多会员成为它的基本成员,但袁殊却未参加。

袁殊的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他与同行们来往很多。1934年夏,袁殊与恽逸群、陆诒、鲁风、吴半农等相约,每星期聚餐一次,自由参加,自由议论。起初只有几个人,以后增至10多人,甚至20多人,大家在一起边吃边谈,从时事到业务,无所不谈。大家觉得从交谈中收获不小,有人建议最好出个刊物,扩大影响。于是,就产生了《大美晚报》中文版上的《记者座谈》周刊,每逢周五出版。从1934年8月31日创刊,出至1936年5月7日,迫于时势休刊,共出90期。袁殊为《记者座谈》写了许多文章,后汇集成《记者道》一书,1936年11月由上海群力书店出版,作者署名怀云。《〈座谈〉休刊的话》也收入了本书,袁殊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一段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话：“现在,这个周刊正式休刊。但是,这不是终结,整个中国的新闻事业,追随着整个中国的命运,必然有很多更困难的和更有希望的前途；而新兴集纳学术运动,也必然有无止境的更新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的结束,也可以说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袁殊还写过一首歌词《新闻记者歌》^[47],经过施谊(孙师毅）③的修改,交聂耳谱曲,可惜聂耳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溺水身亡,成为永远的遗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曾对在上海负责党的文化和宣传工作的胡愈之、夏衍等,传达党中央指示：广泛团结爱国新闻工作者,组织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贡献更大的力量。在周恩来的倡导和支持下,胡愈之、夏衍、杨潮(羊枣）、恽逸群等迅速筹建新的团体,袁殊参加了这一活动。同年11月4日,范长江、杨潮、夏衍、恽逸群、邰宗汉、朱明、袁殊(碧泉）等商定,新组织定名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1月8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南京饭店宣告成立,通过了简章,推选范长江、恽逸群、杨潮、袁殊、朱明为总干事,邵宗汉为候补干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为今天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从2001年起,11月8日这一天成为中国记者节。袁殊为这一团体的组建出了力,只不过此后他迅速改变了面貌,同这一团体再也没有联系了。

袁殊是我国报告文学的最早的研究者和提倡者之一。1931年6月11日,他在上海劳动大学劳动文艺研究会就报告文学问题作了讲演。7月13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18号上,发表了他的文章《报告文学论》,对报告文学的内涵、特点和意义等作了论述。《文艺新闻》还发表了夏衍、楼适夷等人的评论报告文学的文章,并刊载外国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张报纸成为我国最早的倡导报告文学的阵地之一。

《文艺新闻》和袁殊,在中国新闻史上已占有一席之地,我提供的只是一些研究资料,期待今后能够看到更多的材料与研究成果。

(原载《传播学研究集刊》(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