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诺效应

多米诺效应

美国人对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感到害怕,还暴露出他们的另一种具有特殊意味的心理,这就是:既然苏联人能够成功地发射第一颗卫星,那么他们也就同样有能力发射第二颗、第三颗……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就认为:“他们能发射这样重的一颗卫星,他们一定能够发射更重得多的卫星。”

这是一种因果链式的运思方式。它认为,任何原因与结果之间都不是一种单向的一一对应关系,某种原因所引起的结果可能会成为其他结果的诱发原因,如此陈陈相因,思想和行为过程中的多种因素便链式地关联在一起。由于这种特性,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显然难以真正奏效。换言之,考察经验事实和观察问题,必须把尽可能多的因素或条件通盘加以考虑。

美国出兵越南,一定程度上便是由美国人因果链式的运思方式所推动的。5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越南游击队的不断打击,法国军队在其殖民地上的命运岌岌可危。面对如此情势,艾森豪威尔总统仍然坚持不卷入的姿态,因为在他看来,一旦美国军队卷入印度支那战事,只会导致更深更全面的战争,从而酿成更大的悲剧。

然而,美国社会各界更多的人则是主张美国军队武装干涉印度支那。这些干涉派人士提出,如果任由共产党在印度支那一条战线上取得胜利,那么,整个世界范围的所有战线的安全也就会遭遇到危险。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其《戴达鲁斯》一书中就说过:

苏联和中国地面部队的调动,可以使美国丧失欧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同样,如果这个关键性地区里的男男女女不论由于希望或者失望而转向共产主义,这种力量平衡也会丧失……。如果我们成了集权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民族孤岛……,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从设想印度支那失守到设想美国孤立,是一个漫长的思维历程,其间尚有许多思维环节;但不论这些思维环节有多少种,链式的运思能力都能够清晰地把握其中的因果链条,从而为某种可能的结果寻找到最有说服力的某种原因。

在武装干涉派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艾森豪威尔也逐渐发生转向,他先是批准对法国军队进行物质援助,继而也认同了武装干涉派的因果链式思维。艾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便说,印度支那的命运所关涉的远远不是法国的威信问题,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取得胜利,便会迅速扩大势力,接着便使美国失去重要原料的来源,接着便使自由世界失去整个东南亚,接着便使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线(指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福摩萨—日本)受到威胁,接着便是危及到美国本土……。说着说着,艾氏觉得这种情势十分类似于人们常玩的多米诺骨牌,于是他就顺手把“多米诺骨牌”这一新隐喻加进到他的讲话中:“你竖起了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头一块,那么最后一块的命运肯定也会很快倒下来。所以这就是全面瓦解的开始,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样一来,“多米诺骨牌”就成为人们因果链式思维方式的喻称,因果链式的思维方式本身也就更加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在多米诺骨牌中,第一块骨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在因果链式的运思活动过程中,最初的原因也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一旦最初的原因得以确准,那么思想与行为的整个过程也就得以顺理成章地梳理,而一旦最初的原因搞错,思想与行为过程也就整个地面目全非。

心理学家爱德华·德·波诺曾经运用掘洞原理中的垂直思维来说明“多米诺效应”,并把它同横向思维作了对比。垂直思维是从单一的观念出发,然后循着这一观念深入推进,直到找寻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横向思维则是对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然后再着手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德·波诺认为:

从逻辑上说,使用适当工具可以将洞挖得又深又大,形成一个真正好的洞。但是,如果挖错了位置,无论如何加以改进也无望使洞置于正确的位置。对于每个挖掘者来说,无论他多么清楚这一点,他还是容易继续挖下去,而很难改变位置重新开始。垂直思维是将同样的洞挖得更深;横向思维则是另找地方进行新的尝试。^[2]

依据“多米诺效应”,错误的问题或原因必然会一发不可收地引发错误的结果;垂直思维的最大局限性也就在于,作为出发点的观念或问题一旦出错,整个过程会难以中止地跟着出错。在关于是否出兵越南的那场争论中,反对干涉派的李奇微就是同样依据“多米诺效应”来提出论证的理由的。李奇微了解越南境内的复杂地形,认为美国武装干涉是一种悲剧性的冒险行动。他在呈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书面意见中说,如果同意出动美国的空军力量,那么调派步兵就只是时间问题。顺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推论下去,李奇微会说,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