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与我

山水诗与我——《晏明山水诗选》自序

我童年时，看见外祖父书斋墙上，挂着父亲画的一幅山水画:红色挺拔的山，蓝天上，被山映红的云，灰色的飞鸟，山下开着丛丛野花，绿绿的缓缓流动的溪流……画上，有外祖父题的山水绝句。我还没有上学，父亲就教我背诵唐人绝句，其中有不少山水诗。这是我接触山水诗的开始。

我的家乡，在古云梦泽西北的湖北云梦，是鱼米之乡。家乡的梦泽湖，碧蓝碧蓝的，美极了。我曾问自己:“世上有这样美的湖吗?”故乡无山，我最早是在小学地理课本上读到山的:长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于是，我向往山。母亲纺纱时，我问:“您见过巴颜喀拉山吗?”母亲指着纺车笑着说:“这就是巴颜喀拉山。”于是，我向往巴颜喀拉山(直到我67岁时才登上巴颜喀拉山，我也笑着说:这是母亲的纺车，母亲，您还在纺纱?……)。从少年时期开始，我就喜欢父亲的花鸟画，一幅《百雀图》，一百种姿态的雀鸟，我更喜欢他的山水画，我常站在画前出神，自言自语地说:“什么时候能登上父亲画的山呢?能在画的溪流中划船吗?”于是，我开始迷恋山水画，迷恋山山水水。

抗日战争的烽火，引我走向山，走向高原。我为抗日高歌，我流浪……1939年夏，我到了贵阳，开始写作，为宣传抗日救亡而写剧本，为思念沦陷的故乡而流着泪写诗。勤奋地读与写，而更多地是读，废寝忘食地读书。

1940年初，我到重庆，狂热地写诗，其中多数是思念故乡河湖及土地的诗，边流泪，边写作。1940年4月，我在老作家靳以先生主编的《文群》上发表第一首诗《涢水之春》(涢水，故乡的河)，一首思念故乡的诗，也是山水诗。这一年，我在桂林、衡阳、长沙、香港等地报刊发表诗，几乎大部分是为抗战讴歌与祖国山水有关的诗。从我开始学诗、写诗，就与山水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山水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国诗传统的主要题材与诗体之一。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我国最早的《诗经》中的部分诗，是山水诗的源头。魏晋以前的诗，大多涉及自然景物，是山水诗的肇祖。东汉之末，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最早的山水诗。而山水诗的真正形成，是晋宋时期。山水诗的开山人、奠基者是谢灵运。唐宋两代的山水诗取得了辉煌成就，名家辈出，灿若繁星，流派纷呈，登上了山水诗的峰巅。元明清的山水诗，虽有不少名家名篇，只不过是唐宋山水诗的继续，无变化、发展。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山水诗，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诗人们赋予山水诗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崛起。中国新诗，是新时代的产物。山水诗，以新体诗的形式出现。1919—1949年的30年间，由于漫长的苦难历程，由于内忧外患，更为严重的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在祖国山河支离破碎的严峻形势下，诗人们怎能闲情逸致地单纯地吟山唱水?尽管这样，抗日战争前，仍然出现了一些诗人的山水诗，如刘大白、胡适、郭沫若、徐志摩、康白情、王统照、俞平伯等人的诗……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诗人们风起云涌，写出大量义愤填膺的保卫祖国山河的诗，密切联系祖国山山水水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诗，为抗日战争狂热地呼号、歌唱，这是极为珍贵的。在思想内容与时代意义上，远非一般山水诗所能比拟。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诗人，也出现了大量佳作。有些诗人走上前线，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我也曾走上前线，写了一些《战地诗草》。

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左”的影响及思想约束)，山水诗依旧处于低谷，但也出现了一些在思想、艺术上有成就的山水诗，如艾青、臧克家的一些写景抒情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等，郭小川的《三门峡》、《厦门风姿》等，张志民的《西行剪影》，沙鸥的故乡诗，蔡其矫的福建诗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是当代山水诗的佳作。这些诗，或多或少地汲取了我国古典诗学的营养。我在50年代后期出版的诗集《北京抒情诗》，其中有一些属于山水诗。

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是多灾多难的，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浩劫，1979年，新时期来临了，山水诗，冲破种种禁锢，脱颖而出。近10年，山水诗如海潮涌来，以新的色彩盛开于百花苑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山水诗人及山水诗佳作。

新时期，一个新的起点。在创作上，我面临选择。如何从自己的创作中选择一条自己的路，新的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波逐流了。要突破自己，要走自己的路，走新的路，包括题材、形式、风格，等等。从1978年秋天起，我每年都因工作，去南方及西部旅行，我沐浴于名山秀水中，陶醉于迷人的名胜风光中，我怎能不满怀激情地为祖国的山山水水歌唱?就这样，我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新路——写山水诗。1979年，我开始集中精力写作山水诗，为祖国的山山水水纵情歌唱。我对待山水诗的创作，是严肃、真诚的，我赞美祖国的山山水水，是由于我对祖国的深沉的爱，我的山水诗是爱的回声。尽管当时我已年近花甲，却赢得了创作的青春期，取得了我创作40多年来的丰收，从未有过的丰收。近10年，我在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发表山水诗近千首，先后出版山水诗集《春天的竖琴》、《故乡的栀子花》、《花的抒情诗》、《高原的诱惑》、《东娥错那梦幻》，10年出版5种山水诗集，实非易事。还有待出版的3种诗集和1本诗评论集。以上几种诗集的后记或自序中，我都谈到自己的山水诗创作。如果，没有新时期的曙光，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改革开放，10年间是不可能写出这许多山水诗的。我漫游过许多名胜风光之地(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去了)，我每到一地，诗如泉涌。我从诗的艺术天地中觉醒过来，重新追求诗美、诗艺术。1980年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近百位诗人、诗评家、教授、学者参加。这是一次成功的会，大家思想交锋、热烈辩论，对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很有帮助，重新认识、明确了理论与创作上的许多问题，有益于今后创作。

40年代，我在香港报刊发表过许多作品;80年代，我又重新在香港报刊发表作品，全部是山水诗。1982年12月，我的组诗《黄山，奇美的山》(5首)，在香港《新晚报》发表后，由香港著名作曲家屈文中谱成大型声乐作品大合唱诗篇(我写的是诗，不是歌词)。不久《新晚报》编者寄来几份香港、台湾报刊记者访问屈文中先生的文章，叙述作曲家读到这一组诗后，被吸引住了。他边读诗，边构思，边弹琴，立即谱出了组诗的第一首诗《天都峰，我多想伴着你》，很短时间就谱完了另4首诗。大约在半年后，又接到那位好心编者寄来的又一批台湾、香港报刊的报道，说《黄山，奇美的山》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大会堂隆重首演产生轰动效应，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及高度评价，以后又在香港音乐会堂二演……接着又传来这部大型声乐作品，获得两项台湾金鼎奖的消息。在以后的三四年间，这部作品每年在台湾公演，并在东南亚及美国部分城市公演。所以能获得如此效应，我认为主要是曲谱成功，我的组诗是不足道的。

我重视从我国古典诗学(主要是从唐人绝句中)，从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中汲取营养。外国诗，也吸引着我，给我养分。普希金、雪莱、拜伦、叶赛宁、叶芝、波德莱尔、聂鲁达……这些国外名家及其名篇，有许多是山水诗。从内容来看，大部分山水诗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山水诗的创作，主要是从祖国的山山水水中提炼大自然与生活的美，提炼人的心灵的美，并使这种美得到升华。山水诗，从广义上理解，不是单纯地写山水、写大自然景色，也不是单纯地借景抒情。山水诗的主要特征是表现美，表现美的内涵，美的升华。美是多层次的，无所不在的。表现那种高洁、纯净的美，展示那种高洁、纯净的心灵，这就要求诗人诚挚地倾注自己的整个心灵和全部感情，也要求诗人加强自己的主体意识，加强诗的浓郁的抒情意识。有许多山水诗写得很空灵，很美，这很好，但过于空灵，让读者猜谜似地猜诗，似可不必。山水诗写得含蓄些，是必要的，但不要过于晦涩，晦涩得读不懂，未必是佳作。

山水诗的创作，要求构思精巧、立意新奇、手法多样、语言精美、意象独创、形象丰美、意境幽深……同时，要求诗人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这是一个很高而又严格的要求，我自觉距离尚远，只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也许是终生难以达到的目标。写诗难，写出好诗更难，50多年的创作道路备尝艰辛。我愿继续埋头耕耘，艰辛地耕耘。对诗美的探索与追求，我不会放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瞬。

我深深感谢德高望重、84岁高龄的公木老人，为这本山水诗选所写的感人至深的长序，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与鞭策，当视为在诗路上继续跋涉的动力。我也深深感谢挚友、诗人李发模、王晓露伉俪及李发标、刘新淦瓜先生所给予的诚挚、难得的支持，以及新老诗友的热情关心。

我已年届七十有四，诗路跋涉和写作山水诗五十五载，编选这样一本山水诗选，是为了温故知新。这些诗，是从我1940—1994年所发表、出版的山水诗中选出的，分为6辑，近200首。我期待着诗友们和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晏　明　　　

1990年底—1994年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