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不公

公平与不公

出门坐出租，有时会主动和出租车司机聊聊天，常常听到他们抱怨油价涨了，收入降低了，羡慕老板旱涝保收，日子过得悠哉游哉。

和国有单位的员工闲谈，会听到他们羡慕外企员工的收入；和服务行业的人员闲聊，会听到他们羡慕银行职工的高待遇、高福利；连京剧界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委员也在报上爆料，工资只有几千元，一场演出的出场费只有百八十块，远远抵不过一个普通歌星的出场费。

所有的这一切，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社会现象：收入的差异和分配的不均。由于收入和分配上存在的种种差别，有些人就免不了心存怨怼，心怀不平。

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的确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历史上各朝代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都打着均贫富的旗号。推翻了明王朝的李自成起义军，就是打着这个旗号攻进北京城的。但是，均贫富是否有可能实现？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了极其细密的程度。就拿医院来说，不但有外科、内科、骨科、神经科等的大致划分，还可以细分为脑外科、胸外科、心脏内科、高血压、糖尿病、消化道等上百种专科。企业也是这样，不但有计划、生产、销售、财务这些部门，还会有公关、人力资源、培训那样的部门，而每个部门之下又可以细分出很多的专业。为了使医院、企业这样的机构以最高的效率运转，机构必须雇用各种合适的人才来担当各项工作。在这些不同的工作职位中，有的位置事关全局，极其重要；有的位置需要长期的训练和丰富的经验；有的位置虽然不那么重要，也无需特殊的技能，但是工作十分辛苦，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何才能为这些各不相同的位置找到合适的人选呢？美国社会学家戴伦道夫（Darendorf）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Structural Functional Theory）作了分析，他认为，社会必须用不同的报酬把不同的人才选拔到不同的岗位上去。重要的工作需要付以高薪，难以掌握的技能需要付以高薪，而相对轻松的，普通人都会做的工作就不需要以高薪去招徕了。

因此，收入差异和分配不均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在于社会的不公，而是在于社会的劳动分工不同。只要社会的劳动分工存在，收入差异和分配不均的情况就会存在。

有人可能会说，我能够认同社会把可观的酬劳分配给那些做着重要工作和掌握了高度专业技能的人的做法，我也有做好重要工作的能力，也掌握了高度的专业技能，但是，我为什么找不到那些好的岗位，这岂不还是不公吗？

这就关系到了社会需求的问题。的确，能够做好重要工作的人才或者掌握某种职业技能的人才很可能远远不止已经在职的那些人，或许，换一个人上去，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效率可能会更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只要机构招募到了合格胜任的人才，机构的顺畅运行就得到了保证，至于外界还存在着多少合格的人才，则不是机构会去考虑的事情了。

所以，均贫富在当代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不公的现实在母胎中已经开始，有的人投胎于大富大贵之家，有的人投胎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之家，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两者的差别岂可以道理计，但是，你又能和谁去争个青红皂白呢？

也许，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公平与不公的问题，而应该是不公的程度问题。据报载，平安保险的好几名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都达到了四千多万元。中国还处在走向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平均年薪也没有超过6万元，四千多万元的天价报酬是否必要，是否恰当，有否根据，有否效果？这才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