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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怛罗斯战役”

时间:2023-01-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不过,两大帝国也有冲突,发生于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就是较大的一次。最大的误解是把怛罗斯战役看做阿拉伯政府对外战争的组成部分,把阿拉伯呼罗珊总督的军事行动看做最高统治者决策下的行动,把阿拔斯王朝看做完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事实上,这样的结论把怛罗斯战役变成了一种断想。

说不尽的“怛罗斯战役”

在世界中世纪史中,涉及阿拉伯帝国对东方的征服以及对外贸易,必占相当篇幅;在中外关系史中,唐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的交流及相互关系也是一个较大的课题。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唐与大食在友好关系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占主导地位,阿拉伯在对外贸易中也视唐王朝为“贸易伙伴”而非对手。雄踞亚洲东西部的两大帝国共同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不过,两大帝国也有冲突,发生于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就是较大的一次。关于怛罗斯战役,不管是世界中世纪史著作的“阿拉伯帝国”章节,还是《阿拉伯通史》的相关篇章;不管是中外关系史著作中,还是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关论文论著中,无一例外都要提到,甚至有一定篇幅的论述。我国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家还有专文讨论。例如《唐代与阿拉伯帝国仅有的冲突》(李则芬撰),《唐代中国和大食在中亚地区斗争的发展和变化》(芦苇撰),《唐高仙芝远征怛罗斯与中国造纸术的西入欧洲》(姚从吾撰),《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纳忠撰),《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冯家升撰)等。问题在于,研究唐朝对外交流的学者着眼于这次军事冲突对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研究阿拉伯史的学者则要说明阿拉伯帝国对外征服的有关问题,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无意中夸大或抬高了这次军事冲突的作用。世界中世纪史著作或教科书中说,“阿拉伯帝国对外征服和扩张过程中一直打到帕米尔并与唐军发生冲突”,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里说,“唐高仙芝远征怛罗斯之后中阿关系加强、中国文化西传”,这一结论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事实上,关于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军事冲突,涉及许多问题。

事实判断之一:怛罗斯战役是不是阿拉伯帝国对外征服战争的一部分

提到怛罗斯战役,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阿拉伯国家自建立以来,不断扩张,进行了一系列征服战争,到公元8世纪发展成为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帝国。其中,对东方的征服,兵锋直指中亚,布哈拉、撒马尔汗、阿富汗、印度西北部完全落入阿拉伯控制之后,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威胁着唐帝国的边境。751年,中国唐朝将领高仙芝率军迎击犯境的阿拉伯人。这是一些教科书的普遍提法。

但真正的事实是:在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上,749年至754年是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的最为动荡的阶段。自747年阿布·穆斯林率众在呼罗珊起义到749年历时两年,倭马亚王朝军队迅速溃败,“阿拔斯人和呼罗珊的起义者占领库法城后,于749年年底在库法清真寺宣誓拥戴阿布·阿拔斯,是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任哈里发”。“750年1月,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支流扎布河畔覆没,倭马亚王朝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西逃,8月在埃及的布希尔遭阿拔斯人追杀而死,倭马亚王朝灭亡。”[1]

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局势不稳,哈里发致力于扑灭和铲除倭马亚家族,他不惜采取最残酷的手段,对倭马亚家族实行屠杀政策。750年6月25日,在艾卜·弗特鲁斯城设计伏杀倭马亚家族80余人,只有阿布杜勒·赖哈曼(拉赫曼)奇迹般地逃离。倭马亚王朝历代哈里发的陵墓遭到破坏,尸体或被鞭打或被焚毁。[2]而且,阿布·阿拔斯不断追捕和迫害什叶派的成员,曼苏尔执政后继续这一政策。其后,阿拔斯王朝统治者着手对付政敌,先后杀害阿布杜拉和阿布·穆斯林。待国内局势安定之后,又跟永久的敌人拜占廷展开边界战争。

应该看到,“阿拔斯王朝初期,对内镇压异己,平息内乱;对外争取和平,避免战争。在它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取得了迅速发展,伊斯兰教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另一个方面说,“阿拔斯人遇到了波斯萨珊王朝遗留下来的、纠结万端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同拜占廷在西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问题;又承受了倭马亚王朝遗留下来的千头万绪的国际纠纷”[3]。总之,阿拔斯王朝建国初期的两任哈里发没有精力进行对东方的征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扎格罗斯山以东的中亚广大地区在呼罗珊总督的统辖之下,这位总督是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阿布·穆斯林。他位高权重,驻节木鹿,号令一方,颇具势力,并且染指宫廷事务,干涉朝政。“751年,阿布·穆斯林派遣部将齐亚德进兵阿姆河右岸,在怛罗斯击败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部,俘唐军2万人。”[4]这一点很重要。它足以告诉我们,与唐军发生冲突的不是哈里发派遣的政府军,而是边疆守军。

有这样一种说法:怛罗斯战役中唐军损失惨重,“奇怪的是唐政府并没有因此和阿拉伯帝国结下冤仇,不仅大食商人与大唐通商不受影响,而且阿拉伯帝国还应唐明皇的要求,于757年派兵随西域军队一起帮助平定了中原的安禄山叛乱”[5]。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最大的误解是把怛罗斯战役看做阿拉伯政府对外战争的组成部分,把阿拉伯呼罗珊总督的军事行动看做最高统治者决策下的行动,把阿拔斯王朝看做完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正如各类世界史教科书中的表述留给读者的印象:阿拉伯帝国的东部扩张直达中国唐朝的边界,于是两大帝国之间发生了怛罗斯战役,唐军打了败仗却阻止了阿拉伯帝国的侵略扩张;阿拉伯帝国虽打了胜仗却停止了向东扩张的步伐。事实上,这样的结论把怛罗斯战役变成了一种断想。

张星烺先生早就指出,“助石国王子攻高仙芝于怛罗斯者,乃呼罗珊驻军之一支队,必非其大军也”[6]。可惜研究世界中世纪史的学者没有注意张星烺的观点。

事实判断二:怛罗斯战役之败与唐帝国的重大损失问题

怛罗斯战役的经过是这样的:公元750年(唐玄宗天宝九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发兵讨伐西域的石国,石国国王愿降,高仙芝假装同意,但突然攻破石国,屠杀老弱,虏掠壮丁,搜刮财物。751年(天宝十年),高仙芝将石国国王送往长安处死。石国王子逃脱唐军搜捕,求告于西域诸国,基于义愤,诸国转而与唐为敌,联合大食军来攻唐军。751年6月,高仙芝率军数万,进兵至怛罗斯(今江布尔),与阿布·穆斯林的大将齐亚德率领的大食军队相遇,对峙数日。在战斗中,唐军侧翼的葛逻禄部叛变,助大食军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二万余人被大食俘虏[7],只剩几千人撤回驻地。这些情况有较详的史料记载。《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记载:“天宝九载,将兵讨石国,平之,获其国王以归。仙芝性贪,获石国大瑟瑟十余石,真金五六,骆驼、名马、宝玉称是。”《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记载:“天宝九载,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罗斯城,以直其冤。”[8]《旧唐书》卷109《李嗣业传》、《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均有关于高仙芝败逃的较详细记载。此外,《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书也记有相关内容,大体可以反映战役的始末。

分析史料可知,怛罗斯之战的起因是高仙芝征讨石国。高仙芝为什么征讨石国?一种说法是,康姓九国之一的石国国王“无藩臣礼”,高仙芝获准带兵征伐(《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一种说法是,石国一直亲附唐朝,高仙芝因吐火罗挑拨出兵攻下石国都城。[9]一种说法是,“拔汗那王与石国不和,拔汗那王请唐帮助”[10]。不管出于哪一种情况,高仙芝首先举兵是真。石国国王不敌而降,或主动讲和。本来事至如此,罢兵当为上策,可高仙芝不讲信义,诱杀、屠城、抢掠。

很显然,是高仙芝的暴行导致石国王子向大食搬兵。

战役一开始,久经沙场、被称为常胜将军的高仙芝就犯了兵家之大忌,他远离驻地,冒进了千余里,“深入胡地,后绝援兵”,怎能不败?

怛罗斯战役的失败,损失的不仅是数万军队,更重要的是,唐政府从此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权,也就丧失了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主动权。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鼎盛时期,“但这一时期的到来却凝结着汉族和西北边疆各民族的血汗和共同努力”,为经营西域和丝绸之路,唐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1]唐政府经过近百年与突厥、吐谷浑诸国的斗争后,逐步控制西北,进而发展了与中亚昭武九姓各国、天竺、大食、波斯的经济政治关系。在怛罗斯战役之前,与唐朝通使、通商的国家地区、部落民族多至上百,仅中亚腹地,就有石国、康国、安国、新城国、曹国、钹汗国、火寻国、米国、何国、史国、吐火罗等内附或臣服唐天子。

由于高仙芝对石国的错误策略和行动,使唐王朝失信于中亚诸国,许多亲附唐朝的国家都转而寻求大食的保护。怛罗斯战役中,“高仙芝所部全军覆灭,中国遂失去对中亚及葱岭以西所有地方的控制”。“怛罗斯战役后,大食势力进入中亚,昭武九姓国隶属大食。以葱岭为界,大食与中国各执丝绸之路一端,使欧亚大陆贸易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2]至此,唐朝近百年来在葱岭以西的经营彻底结束,其后吐蕃控制河西走廊,加之唐朝经济和军事力量衰退,没能力经营西北边疆地区,中亚各国逐渐脱离了与唐政府的政治关系。

价值判断:怛罗斯战役对“唐和大食经济文化交流”有多大的直接影响

怛罗斯战役促进了唐和大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阻碍了两大帝国间的交流?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多数学者认为怛罗斯战役虽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但对中国文化尤其造纸术的西传具有积极意义。季羡林先生指出:“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和这次战争有关”,“据阿拉伯方面的记载,在被俘的中国士兵里有造纸工人。”他们“把自己的技术传给阿拉伯人”,并通过阿拉伯人,将造纸术传遍全世界。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把怛罗斯战役当作“迎来中阿关系新纪元”的一个事件,认为在这次战役中大批汉地士兵被俘前往阿拉伯地区,其中有不少技术工匠,如造纸工匠、丝织匠、金银匠、画匠等,“这次战役促成了中阿之间第一次技术转移”。怛罗斯战役之后,中国的造纸术传入穆斯林世界。据载,被俘的中国造纸工匠协助阿拉伯人在撒马尔罕建立了第一家造纸厂。[13]这种观点也见于其他研究领域学者的文章中。例如纳忠先生就认为,“中国纸在阿拉伯人进入中亚以前很早就传入撒马尔罕,公元709年阿拉伯人征服撒马尔罕后开始使用中国纸,但不知造纸术。自从有了这些中国造纸工人,便利用他们造纸,还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造纸术”。继撒马尔罕建立造纸厂后又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建立了造纸厂。[14]

宋岘先生撰文详述了被俘的中国工匠帮助阿拉伯人修建巴格达城的情况[15],足见中国工匠还将建筑方面的有关知识也传往阿拉伯。

《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友好关系》一书的作者也认为“中国造纸术从751年以后从中亚传入阿拉伯本土,以后再逐渐传入埃及、西班牙和欧洲”[16]

另一个方面是,怛罗斯之战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传到中亚地区。“倭马亚王朝时代,中亚河外地区受呼罗珊省管辖,后来阿拔斯人控制了中亚。随着阿拔斯王朝的建立,以及怛罗斯战役的胜利,伊斯兰教在中亚立下脚跟。”[17]

但必须看到,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唐朝和阿拉伯关系的改善,使得751年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战俘受到特殊的待遇。中国造纸工匠协助阿拉伯人在撒马尔罕开办了造纸厂,将造纸法初次传入穆斯林世界”。“在库法也有许多中国的技师在那里操作,杜环曾亲眼看见”[18]。显然,沈福伟先生的这一看法更为客观,值得重视。

彭树智先生认为,“751年底(天宝十年)的怛罗斯战役的意义从文明交往方面讲,超越了军事胜败的话题,在唐军工匠传播技术上赋予了深远意义”。“战争作为一种暴力交往形式,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往往表现在过程与结果的潜层次上。”“怛罗斯战役之所以要特别提起,是因为这次战役的后果在文明交往上超越了战争本身。”“有唐一代,不但有‘怛罗斯之战’,也有借大食军队平定安禄山、史思明之乱,收复长安和洛阳的史实,更有阿拉伯商人云集广州、泉州,以传播伊斯兰教的盛况。这是上承秦汉下启宋元,实为中阿交往的兴旺时代。”[19]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怛罗斯战役的失败给唐王朝带来的损失,其基本观点如笔者前面所述,中国失去对中亚及葱岭以西所有地方的控制,等于是唐朝近百年来在葱岭以西的经营宣告失败。对于唐王朝对外贸易的发展不能说没有负面影响。只是大多数人不从这一方面去看而已。

本文的看法是,怛罗斯战役对唐和大食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并不大。自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直至8世纪末,阿拉伯与中国唐朝的友好往来基本上是连续的,并不因怛罗斯之战而间断。据《册府元龟》记载,从651年(唐永徽二年)到747年(天宝六年),阿拉伯遣使来华共计二十四次。752年(唐玄宗天宝十一年),黑衣大食谢多可密遣使来华,这是阿拔斯王朝正式与中国通好。753年3月、4月、7月和12月阿拔斯王朝使节四次进入长安。754年4月,黑衣大食遣使来朝。755年7月,黑衣大食遣使贡献。756年7月,黑衣大食遣大酋望二十五人来朝。此后,公元758年(5月11月两次)、760年、762年、769年、772年、774年、791年、798年每年都有黑衣大食使者来华。[20]这至少说明,阿拉伯与中国唐朝之间,自倭马亚王朝就有使者或商团往来,互赠礼品,不曾间断。当然,这些使者或商团并不一定都是官方的。有些商人和旅行家,冒充哈里发的使者,向中国皇帝贡献贵重礼品企图受到尊重或得到帮助。其实官方或民间的往来,意义是一样的,都表明了两帝国间的交流,因为这是在7、8世纪,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国际关系标准苛求古人。

客观的史实是:怛罗斯之战前后,阿拉伯帝国处于政权更替之时,是多事之秋,无暇东顾;中国唐朝西境先有突厥的威胁,后有吐蕃的威胁,四年之后的安史之乱几乎使唐王朝覆灭,根本无暇西顾。仅军事方面而言,两国为帮助属国而用兵,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不断,怛罗斯之战只是较大规模的一次。然而其后唐朝还向阿拉伯国家借兵,阿拉伯人、突厥人及畏兀儿人组成的军队到中国,帮助唐政府平叛。唐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没有间断。阿拉伯与唐帝国的关系不因怛罗斯之战而中止,经济文化交流不因怛罗斯之战而减弱。那么,怛罗斯之战是否推进了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笔者认为二者没有直接联系。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实行“和平外交”,是751年之后两国关系密切的关键性因素,与怛罗斯战役的胜负关系不大。

结语

放在世界史的大视角来看,怛罗斯之战的发生,是由居住在阿拉伯和唐帝国边境的小国(或部落联盟)间的冲突引起的。这些中亚腹地小国(或部落联盟),有的受中国保护,有的隶属阿拉伯帝国。阿中两国都派兵支援自己的属国(或部落),因而发生了直接冲突。这次战役的结果是阿拉伯获胜,俘虏了一批中国人。[21]如果唐王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能妥善处理与石国的关系,这场战役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从阿拉伯史的角度看,怛罗斯之战对新建立的阿拔斯王朝几乎没有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阿拔斯政府忙于处理内政,并未注意到东部边疆有什么战争发生。更何况,为支援石国而派兵与唐军作战的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政敌。所以,这次战役不影响阿拔斯王朝与唐帝国的关系,这本是很正常、很自然的,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呢?

再从中国唐史角度看,怛罗斯之战前,唐在中亚的属国很多,边境较安宁,自怛罗斯之战后,唐的西境失去许多藩属国,其损失远大于战役失败和两万人被俘。但从总体来说,唐失西域还有复杂的因素,并且,许多因素与阿拉伯人在怛罗斯打了胜仗唐军打了败仗没有关系。所以,无须夸大怛罗斯战役的意义。

当然,怛罗斯战役又牵涉到许多相关问题,本文只是探讨最关键的几个方面,还有一些细节,尚存疑问。例如,宋岘先生说“怛罗斯之战还使中国军队携带的大批的精美瓷器与丝绸成了大食联军的战利品”。既是千余里的远征,士兵带那么多的精美瓷器与丝绸干什么?疑问之二,关于中国军队中的工匠,有学者说,当时中国的军队大都是唐王朝由民间强征而来的,手工工人很多。是否如此?为什么他们都参加了这次远征呢?如果说守军驻地有大批工匠,或者怛罗斯城早有中国工匠,那倒是很好理解的,可出兵怛罗斯是劳师远征,不是长期驻军,这一点令人不解。总之,许多疑问还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

附记:

本文只是发表于一家理科学报的社科版,自认为不会引起注意。后来偶然发现,李方《浅析怛罗斯战役与唐朝西域局势》一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1期)有引用,但未加评论;郝帅斌的《怛罗斯之战与唐阿冲突》一文,对拙文有评论,对我的观点有肯定,也有质疑。

现抄录郝帅斌评论如下:

“对这场重大战役的研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白寿彝先生就开始撰文论述,指出此役是唐帝国在西域霸权的没落的征象,之后陆续有学者对怛罗斯一役进行论述,90年代,尤以北大王小甫先生的专门著述较为详备,认为怛战是一场遭遇战,阿拉伯帝国方面的主流政策是和平的。但随着近年来史学研究的进步,对于此战,学界有不同的声音,张晶如先生从中亚突骑施姓氏派系斗争角度来解释战争爆发的原因,李方、王三义等学者对边将高仙芝的个人行为多有谴责,但李方认为战役虽出于偶然,却是唐与阿拉伯帝国冲突的必然结果,王三义先生认为阿拉伯上层实施的是和平政策,怛战是边境上的意外冲突。”

“我们或许可以像教科书那样把这场战役看做是阻止阿拉伯人东进的一次虽败犹荣的战役,但我们也必须同意王三义的观点:打响这场战役并非是两国上层的初衷,作为一场边境守军之间的冲突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

【注释】

[1]哈全安:《古典伊斯兰世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181-183页。

[2]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20页。

[3]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0页。

[4]哈全安:《古典伊斯兰世界》,第187页。

[5]吐尔逊·皮达库:《怛罗斯之战与造纸术西传》,刊于《历史研究》,期数和页码不详。

[6]张星烺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页。

[7]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8]《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中华书局1980版。

[9]刘迎胜:《丝绸之路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第100页。

[11]李明伟:《隋唐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12]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13]马树德:《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刊于《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第42-48页。

[15]宋岘:《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刊于《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73-84页。

[16]《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友好关系》,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

[17]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册,第486-487页。

[18]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19]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20]张星烺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149-153页。

[21]卡米勒尔·雅德博士:《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刊于《历史研究》1958年11期,第4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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