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不要精神生活

人要不要精神生活

在我以往的59年间，有54年是在学校度过的——14年读书，14年教中学，26年在复旦大学（其中三年读研究生）。我一直认为在学校工作最大的优势，是永远能与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与年轻朋友的交流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必须。作为过来人，我也希望将一得之见随时与大家交流。

这些年来，一些人常表现出赤裸裸的物欲，上至党政高官，下至平民百姓，以至历来被视为神圣纯洁的学术、教育、文艺、医务、宗教、司法各界中，都有那么一些人，公然为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不择手段，不知羞耻，甚至不顾法律，不计后果。尽管表现方式不同，这些人所信奉的都是钱和物。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要名誉和地位，但就他们的目的而言，名誉和地位只是换取金钱的手段，对不能为他们带来利益的名誉和地位，他们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屣。流风所及，已经影响到大学，以至有些同学简直成了拜物教的信徒，除了具体的利益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追求。连师生关系也成了一种工具，仅仅是获得好处的手段。对作弊行为的评判也只剩下利益，却没有是非。对去年某教师的违法行为，听到的反应令人触目惊心：学校为什么要与他过不去？这种事算什么？就是钱花得少了。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自私自利或个人主义的问题，也不想涉及公与私的关系这方面，上述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此有关，我只想说一点，除了物质生活之外，人要不要精神生活？

表面看来，那些人追逐的只是某一样具体的东西，如一台彩电、一辆汽车、一套房子、一叠票子，或者一个位置、一个机会，即使如此，在物的背后也还有物质以外的东西。任何一种用品，除了它的实用功能外，一般都有其象征性的、心理的、精神的功能，往往会与身份、地位或权力有关，而且会因地因时而异。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一部单喇叭录音机就足以炫耀拥有海外关系或外汇，提着它在大街上走过，必定会招来啧啧称奇的议论和无比羡慕的注目礼。但如果今天再有人用它招摇过市，不是被当作找不到活干的民工，就会被人怀疑精神不大正常。当初这部录音机对主人来说，绝不仅仅限于录音或放音，或许他还不懂如何操作，显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满足。同样，在今天穿一条牛仔裤，除非是顶级名牌或十分特殊，否则决不会引起旁人的关注，所以穿的人只是考虑是否舒适或是否美观。但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前，如果有人穿牛仔裤，那肯定是出于精神方面的考虑——要么是刻意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么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趣，以至不惜冒受到鄙视以至批判的风险。

显然，那种声称不需要精神生活的人并非没有精神生活，只是自己不觉得，或者故意不承认而已。当然也有的人是由于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因而不得不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例如以往一些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除了设法维持温饱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精神享受，久而久之对精神生活就会麻木不仁。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对精神生活的渴望也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就连尚未脱贫的农户过年时也会在家里贴上春联和窗花，在门上倒贴一个“福”字。另一类物质生活已经极其丰富的人却还在拼命攫取财富，他们得到的钱和物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甚至为如何花掉这些钱，用掉这些物而发愁。如果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他们完全不必这样做。当一个富商在他10只手指上套上沉重的足金宝石戒指时，当一位贪官不时在计算他的赃款增加了几个零时，当一群暴发户在豪华酒店斗富时，难道能说他们没有精神生活？

过度强调精神生活，甚至企图以虚幻的精神生活来抑制或取代物质生活，无疑是不现实的，或者只能用虚伪的形式而存在。尤其是在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盲目地提倡和追求精神生活，结果往往连正常的物质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除非实行强制手段，或者采用迷信欺骗，一般人不可能在衣食不继的情况下追求精神生活。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不顾具体条件，将过多的精力和物力用之于精神生活，必然会影响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古代中国社会曾经有过相当发达的精神生活，创造过灿烂的精神文明。在一个完全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社会中，这样的追求几乎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除了少数已经担任了行政官员的人多少从事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外，绝大多数文人并不直接或间接地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也很少学习儒家经典和传统的人文学科以外的知识。他们不仅鄙视体力劳动，也蔑视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中国历史上不乏杰出的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和人文学者，但科学家、有文化的技术人才却与知识分子的总数不成比例，少数今天被我们称之为科学家的人，往往也是科场或官场失意后的业余爱好者，或者是有职务之便可利用，例如有资格参与天象的观察、历法的修订，或者保管着地图和档案。

我经历过贫穷的生活、三年自然灾害中吃不饱饭的日子、计划经济下极度匮乏的供应、“文化大革命”期间接连不断的运动，深知必要的物质条件的重要性。我从每月37元工资拿起，从不到11平方米的房子住起，完全理解成家立业的艰辛。现在的年轻朋友失去了计划经济和“单位”的“保护”，既获得了我们无缘获得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而更注重现实，更善于竞争，这本身是一种进步。

但是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凡事只考虑物质利益，忽视社会对正常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看不到精神生活对社会进步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不理解精神生活给个人带来的乐趣，甚至将“经济效益”、“为现实服务”作为衡量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唯一标准，把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当成唯一的追求，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仅仅要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物质需求，任何一个社会都不难做到的。而且如果将人的需求都物化了，例如吃饭就是为了获取必要的营养和热量，那只要生产达到标准的复合食品就行了；如果穿衣只是为了保暖和遮羞，那也只要制造统一的制服就行了。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吃饭和穿衣并非单纯的物质需要，而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所以才有所谓的饮食文化或服饰文化。随着生产的发展，要满足人们对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精神生活所占的比例必定会越来越高。如果社会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不足，剩余的生产力就会无用武之地，经济的发展会缺乏动力。另一方面，人们的余暇时间会越来越多，除了用之于健身养生之外，都离不开精神生活。这反过来又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应该越来越多，才能满足全社会在这方面的需求。

追求精神生活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但精神生活离不开人的个性，不能简单地复制，也不一定能不断进步。对个人而言，如果不从小重视人文素质的培育，在年轻时不形成基本的精神生活的兴趣，以后的生活方式很难改变。物质条件是可以积累的，但前人在精神方面的高峰，或许永远没有人再能超越。精神方面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人来传播的，一旦中断，或许再也无法恢复。精神活动的价值既不能用物质来计算，也难以用现实来判断，今天视为无用的东西或许正是前人经验的结晶和未来智慧的源泉。所以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不讲求精神生活，甚至完全停止精神活动，当时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这样的中断肯定会导致某些精神活动的衰退或断绝，尤其是那些不绝如缕的孤门绝学。一个人如果长期不讲求精神生活，即使物质生活能不断提高，或者“事业有成”，却往往隐藏着更大的危机。近年来，过劳死、知识分子早逝、因精神压力引起的自杀、“成功人士”不可思议的结局等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尽管有各种原因，但精神生活的缺乏或失常无疑是重要因素。

有些事如果完全从物质利益出发，的确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如对待作弊的态度，不少同学认为如果别人作弊而自己不作弊，作弊者又没有被发现或受到惩处，自己在竞争中明摆着吃了亏，所以在作弊无法禁止的情况下，只能相机行事，随大流。实际情况或许真是如此，但如果我们能从精神方面考虑得失，就会认识到守住道德底线的重要性，就有可能远离作弊的大流。

有些年轻人从小就背唐诗，读古籍，练书法，学外语，弹钢琴，知识丰富，多才多艺，但所作所为却极端自私，唯利是图，或者言行脱节，表里不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显然是由于种种原因，使他将这一切都当成谋生或逐利的手段，而不是提高人文素养的途径，因而在增加知识，掌握技能的同时，性情并未得到陶冶，境界没有得到提高，灵魂也没有因此而净化。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关键在于确立一种信念，树立一种信仰，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如果完全用物质标准来衡量，来选择，完全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那就根本不会爱这个国，因为中国无论如何算不上最富有、最安全、自然环境最优越、资源最丰富、气候最适宜、法制和管理最完善、人际关系最融洽的国家。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国家，他自然也不会爱任何国家。对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所大学不也是如此？如果缺乏基本的精神基础，这些岂不是都要解体了吗？

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现实的忧虑，更需要能起防微杜渐的作用。对于精神生活已经比较充实的年轻朋友，愿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愉快、高尚，也愿你们与更多的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