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世纪巴金

走近世纪巴金——巴金与20世纪中国读者

辜也平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万象更新，思想为先，欢迎辜也平教授登上世纪讲坛。

对于辜教授可能在座的同学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并不是特别地熟悉，但是我要说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可能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这就是即将迎来百岁华诞的巴金老先生。那辜教授和巴老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这个关系还是比较特殊的。在辜教授厚厚的一摞研究专著当中90%都是关于巴老的。辜教授您能不能说说您当初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巴老着迷的？

辜也平：我最早是巴金的一位读者，后来就成为一个研究巴金的。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所以我大部分时间主要研究现代文学，特别是巴金。最早读他的作品大概是在中学的时候，也就是在文革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什么书的。那么我们在那个时候读巴金是属于偷读的，因为那个时候巴金的作品是禁止的，是受批判的。我是偷偷地读，从《家》开始读，然后是《春》、《秋》，然后就是爱情三部曲。记得那个时候读了《家》以后，后来还读到解放后出版的另外一个小说《三家巷》。也写几个家庭，还有一群年青人，他们怎么样成长的故事。所以那个时候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你研究巴老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辜也平：开始比较认真地想把巴金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比较认真地读，那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大概是1980年左右。

主持人：我知道您是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现在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我想这么长时间的研究工作，您是怎么样及时获得信息，从而把这个研究做得比较细化？

辜也平：我对巴金的研究，对文献资料方面的掌握不是很先进的。或者说对我们这些有关的研究人员来说，我不是掌握得最多的。最多的比如李辉先生、陈思和先生，还有李存光先生，他们都对巴老的资料掌握得比较多。我毕业以后不是在福建师大，而是在一个山区里的一个新办的学校里面。很偏僻的，在福建也非常偏僻的地方。图书馆里的藏书，我去的时候，大概就十几万册。而且都是文革后出的作品，比较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好多有关巴金的论文里面研究的一些东西都不是资料型的，而是关于他作品的。就是说对他的作品，我是不断地在研究。当然我也尽量地想挖些资料，现在在做的一个课题也就是想发现一点有关巴金研究的新资料。因为在巴金的生平里面有一段生活是很重要的，对他的一生是有影响的。那就是跟福建的关系。他跟泉州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正在寻找这方面的资料。

主持人：您见过巴老吗？

辜也平：见过。

主持人：那是什么时候？

辜也平：那已经是巴老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是1989年见到的。就见过那一次，后来就没有了。比如说这次来上海，我也不便再去见巴老。实际上我前面很想见他。我读书就在上海，也喜欢研究巴金，也有条件拜访他，那个时候要见也有条件，但是我总觉得既然要研究一个作家，最好还是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子才能做得比较客观。

主持人：见过巴老一次，能不能说说您眼中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辜也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们那时候去了几个人。非常善良、非常真诚、非常慈祥的一个老人。所以我们回去以后，当时跟我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北京师院的老师，他握完手回去，就说我们握巴老的手，巴老的手软绵绵的。当时社会上对巴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就觉得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他已经五十几了，年纪比我大，他当场把给十个寻找理想的小朋友的那封信中间那一段就背了，他说这写得多好啊。就是在我面前始终有一盏灯，有时候它很近有时候它很远，但是在我心灵中……，就那一段，背完以后，他说：“多好！讲得多好！”但是他说还是有人对他怎么样怎么样。

主持人：的确！本月25日巴老即将迎来他的百岁生日。我想巴老拥有无数的读者和知音，很多年青人就是因为读了他的作品，才重新鼓起了追求新生活的勇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辜教授的讲座！

演讲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走近世纪巴金》，副标题是“巴金与20世纪中国读者”。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主要想谈一下巴金和20世纪的中国读者的关系。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到了21世纪读者还读不读巴金。

在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巴金为中国的作者提供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他的全集有二十六卷，他的译文全集有十卷，另外还有些作品没收进去。以后还必须再补充，后面《集外集》还要再加进去。一千多万字的作品，从他开始登上文坛到现在，一直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我在后面引的材料里面，从1929年最早的文献记录里面，就有关于巴金作品的反响；到90年代后期，1998年、1999年，我上课的学生，大学生对巴金作品的感受。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纪中国读者是怎么接近巴金的？是怎么读巴金的？巴金的作品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巴金是1929年登上文坛的，他最早的作品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小说月报》有一个编辑的后记。他是年初就开始连载。然后在4月份，就是还在连载的时候，叶圣陶先生在《编辑后记》里面就提到：“曾经有好些人写信来问巴金君是谁。这连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小说月报的主编是叶圣陶先生，这是叶圣陶写的。到这一年年底，作为刊物年底都有盘点。那么这个《编辑后记》里面就又讲到今年这两部长篇小说，指巴金的《灭亡》和老舍的《二马》，在这一年里面同时连载。他就讲这两部长篇，在今年的文坛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以及博得批评者的好评。所以从这里透露出信息，在1929年巴金先生一登上文坛，就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这里，我给大家看两篇文章，一个就是《南艺学报》1979年第二期里面登了一篇老干部臧云远的文章。他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抗战的时候他在武汉。在为民族革命大学招生的时候，有好多人来报名。他问他们读过什么书，他们都说读过巴金的书。另外还有一个老干部荒煤，他在延安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招生，他说好多青年千里迢迢到了延安，他们都想报考文学院。他问他们：为什么喜欢文学？他说他们喜欢文学是因为读了巴金的书。所以你就知道巴金在当时读者的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有记者写过一篇文章，他讲他有次前往苏州，和当地的文学青年有很多接触的机会。那么在这中间，他最能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青年们对巴金作品的爱好。他说是“口有谈，谈巴金；目有视，视巴金的作品，只要两三个青年集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听得他们巴金长、巴金短的谈个不歇”。他还说：“又有一天，我在《吴县日报》上面看到了一条广告，是愿意出重价征求巴金的全部作品。”所以这个记者讲，此人不用说也是个“巴金迷”。在任何书店都高高地陈列着巴金作品的苏州，此人却还恐有所遗漏，愿出重价征集巴金的全部作品，由此可见巴金作品受人欢迎的一斑。这是他作为记者，他描写出来他亲见的事实。他写到这里，后面是他的一个估价，他的一个评价。这个记者说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固然是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名著，但要说到普及性，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却是独步文坛。（我们旁边看到的这张广告，这是《家》当时被改编成话剧以后演出时的一张海报。海报的最后一行小字特意提到，要先电话订票订座，不然你买不到。）最后他还写道：“《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真是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哪人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共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藉以号召观众了。”所以他说：“一部作品能拥有如许读者和观众，至少这部作品可说是不朽的了！”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很客观的一种文献记录。

还有一些外籍的作家，外国的教师在我们上海这边上课。一个是在中国教书的法国教授，名叫明兴礼。他后来在他的书里面就讲到：“我多次问学生最喜欢读什么书。他们的回答常常是两个人的名字：鲁迅和巴金。”所以他下断言说：“这两位作家无疑是1944年的青年的导师。”而且他说：“让我看来巴金对学生们的影响好像比鲁迅先生更大一些，所以他负的责任也比较重。”他讲到鲁迅先生和巴金先生，好像巴金先生负的责任更重一点。为什么呢？现在来看，巴金的作品比较适合年青人读的。这是明兴礼在他的一部研究专著里面留下来的历史记录。还有一个日本的学者，他在圣约翰大学主讲文学概论，就是我们现在华东政法学院那个校园。这位日本学者说：“有一次，我要求二十来个男女学生，多数是资产阶级子女，写出自己喜欢的作家。他们的回答是，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再有就是巴金。”

还有一些就是这些解放前读书的。董鼎山在讲到他的人生经历时说，巴金先生无疑是他人生的第一盏明灯。徐林正去采访陈香梅的时候，陈香梅说她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读书。问她喜欢文学吗？她说她喜欢文学。问她喜欢谁的作品，她说她那个时候喜欢两个人：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巴金。我们现在也不可想象，怎么喜欢张爱玲跟喜欢巴金两个人喜欢到一起？这两个人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就是喜欢。你们看一下1998年6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就可以看到那个访谈录。还有潘国驹、韩川元去访问杨振宁的时候，也问他关于巴金的事情。杨振宁好像是这样子讲的：《家》、《春》、《秋》在中国无疑是伟大的作品。他也看过巴金的作品，所以他也是对这个作品评价比较高。

这是1990年的时候，朱镕基去看望巴金时的照片。他去见巴金的时候，就讲到自己年青的时候就读过巴金的作品。而且还说读的巴金的第一部作品是《灭亡》，再后来又读了《新生》和《春天里的秋天》。而且他还讲到，年青的时候很崇拜鲁迅和巴金。

那么到文革以后，在八九十年代，黄瑞旭、祝晓风和周立民都对当代青年学生的阅读状况作过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数据也可以看得出巴金的作品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而从社会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巴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直在出的，四川文艺出版社也在出。巴金一套选集，基本上他的主要作品也选进去了。但在其他的出版社里面，他们还用各种各样的标题在出巴金的作品。

刚刚讲到的是国内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海外。海外华人里面也有许多人喜欢巴金。比如张弘，后来她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的时候，就讲到她以前在南洋，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个朋友借给她一本《家》。读了以后，她说：“巴金以他的书教我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所以她要离开殖民地，要摆脱奴化教育，于是就学习觉慧毅然回国。这个是香港一个作者写的一本书，叫《作家巴金》，是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出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研究巴金的著作的第一本。70年代香港有一个文学史家叫司马长风，他出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史》，另外有一本《新文学丛谈》，其中有篇文章叫做《家——第一畅销小说》。那篇文章谈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讲巴金的《家》是新文学的第一畅销小说。《家》在解放前印了三十几版，解放后到文革前夕据巴金自己的估计，大概有五十万册。那么从文革到现在，又不知道印了多少。所以你就知道他的作品流传非常广。

为什么巴金的作品一发表，一夜之间就成名了？可能大家都认为巴金的处女作是《灭亡》。实际上在《灭亡》之前，他早在1922、1923年，就在上海很有影响的刊物《文学旬刊》上面，发表过好多诗歌和散文，但是没有反响。如果那时候有反响，说不定他就当作家去了。不过他那个时候想做的不是当作家，而是当革命家。所以他也不热心，后来就去搞社会运动了，翻译书、编刊物去了，就没来做作家。但是1929年的《灭亡》一发表，他就一夜成名。我们等等会看到一张巴金《家》发表的时候一张广告。他是1929年成名的，然后1931年4月报纸开始连载他的《家》。就这么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广告里面是怎么打广告词的？叫做“新文坛巨子——巴金先生作”，是这样子。就一两年的时间，已是“文坛巨子”。就是上海的一家报纸《时报》，你们看到那张广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两年里面他就变成“文坛巨子”了。那就是说读者非常喜欢巴金的作品。

那么当年的读者为什么喜欢巴金的作品？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根据接受理论，一个读者接受一部作品，或者说一部作品对读者产生影响，这个过程并不是随随便便地或者莫名其妙的产生的。因为读者在接受作品之前，他都有他的先在的一种知识，或者先在的一种理解，这样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期待视界。作家的作品要唤起读者，要迎合这种视界，那么才能够把读者吸引过来。但是他又不能仅仅为了吸引读者而迎合读者，他最后必须进行一种重新的定向，必须改变读者的这种视界，那么才能够吸引住读者。就是说，为此，作品必须超越原来读者的接受视界。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心理过程。

那么巴金最早的比较成功的作品是《灭亡》、《新生》和《死去的太阳》，都是关于革命的。最早一两年里面突然之间变成了“文坛巨子”，他怎么变巨子？主要是靠《灭亡》靠《新生》，倒不是靠我们现在看到的《家》。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大家都知道巴金写过《家》。一般人对他的《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就不是很了解。但是你们想一下，刚才朱镕基去见巴金的时候，他讲到他读巴金的第一本作品是什么？他读的第一本作品就是巴金的《灭亡》，然后是《新生》，然后《春天里的秋天》。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真读过的，一般人他不会知道巴金写过这些东西。这些作品保证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灭亡》写什么？写一个革命者叫杜大心，自己已经得了肺病，还整天为革命拼命工作。最后为了复仇，去暗杀戒严司令。暗杀没成功，自己最后也牺牲了。这部作品受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民粹派”写的那种小说的影响特别明显。《灭亡》以后写《新生》，《新生》以后写《死去的太阳》。《死去的太阳》写的是五卅运动，五卅运动的时候他在南京东南大学的附中里面读书，所以他后来根据那一段的经历就写了《死去的太阳》。这几个作品在那一两年推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么读者是怎么反响的？我们来看一些当时的文献记录。这些材料你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当时这方面的书很多，而为什么巴金显得特别突出。有一个叫孙沫萍的读者就讲到：“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显然的，已经划成两种敌对的壁垒：富和穷。穷者永远是被榨取、被残杀。那豺狼般凶、猪般蠢的富人，却站在榨取来的血脂中享乐。啊！这个世界里所听见的，只有悲痛的呼号和那恶魔的淫嚣。”巴金的小说《灭亡》里面就写了贫和富的对立。对这个都是充满着罪恶的社会，是用爱来拯救，还是用憎来拯救？巴金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巴金还把重压下的痛苦者的反抗力也表现出来了，《灭亡》里面也写了反抗。“从反抗者的号角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他们就要复仇，以他们内心底燃烧着的热血去复仇。这个残杀的局面，总不能维持多久的。在最近的将来总须有一个极大的破灭”。但这个残杀的局面指的是什么？因为《灭亡》里也写到，革命者复仇最后被残杀了。1929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局面呢？1927年4月份开始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那个时候杀了很多共产党人，杀了好多革命党。所以1928年到1929年年初，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是白色恐怖非常厉害的一个时期。所以他这里面讲到，这种残杀的局面总不能维持多久。你们知道当时的许多革命党都是年青人。年青人在这种情况下，心里有一种压抑，有一种愤懑。必须有人帮他们把这种呼号喊出来。孙沫萍还写道：“革命什么时候才来呢？我这样地自己思维着！”就是说在看了这部作品以后，我就在想“革命什么时候才来呢？”这是文章作者的一种期待，是作品里面人物的疑问，实际上也是读者的一种疑问。大家都在期待着革命的到来，他这个作品就给人家提供了这种东西。所以当时还有一个批评家，笔名叫做刘西渭，就是李健吾，后来他跟巴金也成为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所以他讲话就比较客观。他说：“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实的沾着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们和我看古人那样一尘不染、一波不兴吗？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对于今人，甚乎对于古人，我的标准阻碍我和他们的认识。用同一尺度观察废名和巴金，我必须牺牲其中的之一。”废名的作品你们看到过吧？他的作品带有一种禅的味道，非常宁静的味道，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现在好多人喜欢废名的作品。但是李健吾就讲到“我必须牺牲其中一个”。“因为废名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但是李健吾最后讲到：“人世应当有废名那样的隐士，但是更应当有巴金那样的战士。”这是作为一个学者的比较客观的评判。但是你联系一下当时那种白色恐怖时代，那是年青人很受压抑的时代，是高度的专制的时代。年青人当然读了巴金以后，那是会很有感触，会很喜欢的，因为巴金把大家的一种希望说出来了。

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系列的作品，就是《沙丁》、《利娜》、《海底梦》等等，这些也都属于是写革命的。那么在这些所有写革命的作品里面，巴金主要谈什么呢？主要谈革命。那个时候关于革命的小说，实际上巴金不是第一个。那为什么巴金影响最大？而且他最后成为伟大的作家。当时我们看到写革命题材的小说家里面，最有名的是蒋光慈，被称为“光慈式”的小说，就是革命加恋爱的小说。这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一种作品。巴金、蒋光慈的小说也是，还有其他人也写过的。

在这之前，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出现了一大批作品。那是些什么样的作品呢？那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茅盾的《蚀》三部曲，叫做《幻灭》、《动摇》、《追求》。《幻灭》是写什么，是写革命前的；《动摇》是写革命中；《追求》写革命后。革命后怎么样？所有人都有追求了，但是所有人的最后追求都失败了。总体上也还是流露了一种反面的情绪。柔石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也写了一部小说，后来改编成电影，拍得很好，叫做《早春二月》。写肖涧秋到了芙蓉镇，最后也是从芙蓉镇落荒而逃。他原来是想到那里去避风，最后还是得逃窜。世外桃源写进去，但是还是不世外，最后还是落荒而逃。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两种小说都非常流行的。一种就是幻灭式的，还有一种就是沿着原来那个革命加恋爱式的。

但是巴金的小说在这里面提供的就不仅仅是一般的恋爱小说。年青人你让他看这种幻灭小说，那是他经历了这一段以后，他去看幻灭可能有点……。好多年青人抱着一种热情刚刚出来，在这个时候，他更主要的是受革命小说的影响，他渴望一种比较积极向上的，应该给他们一种力量，他们要寻求的是这种东西。而我们从这些读者的反应里面也可以看到，巴金的这些作品就是从正面给人一种鼓舞、一种力量、一种理想、一种希望。然后他们就把巴金的作品作为一种生活的教科书，沿着他指的道路往前走。

我这里面好多这种资料。吴罗薏，这是一个中学老师，退休了。她80年代回忆说，最初读的作品就是《灭亡》和《新生》。她说：“《灭亡》和《新生》给予我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推动我努力争取投向革命的洪流中去。”所以巴金作品号召人们走出社会、走出家庭，参加到社会革命中去。

还有谭兴国，四川的一位巴金研究专家，他写了《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在里面引用了一段研究资料。他说他找到了一本旧版的《灭亡》，有一个读者在上面留下了一段话。这位读者写道：对于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来说，不能因为恋生而不去反抗，即使死首先降临自己身上，也将义不容辞。从死里得到新生。然后他又写道：“的确，没有牺牲是决不会胜利于任何事业，为了被压迫的同胞，凡是有血性之青年，也不应怕个人的‘灭亡’。”读者的话是看了这个作品以后，很有感触留下的。

因为我准备做这演讲，或者说我准备写这方面的论文，和我的学生有时候也会谈到这些问题，也向他们了解一些情况。他们跟我讲，图书馆里面巴金的书上面有好多这一类的批语。他们就给出了个点子，建议把解放前的版本到解放后的版本，统统找出来，然后把上面的批语收集起来。这项工作完成后，我们发现，在读者心目中，巴金这个形象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巴金形象跟我们现在，跟你们接触的巴金形象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就是《家》的作者，我们都非常熟悉。没进大学，没读中文系，我还不知道他有《灭亡》。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什么文学史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只知道《家》，《家》对我们影响很大。

但是对这一些人，你们可以看到，影响的都是这一批革命小说，他们读了以后觉得应该沿着巴金的路走。所以巴金最早引起读者喜欢的就是这样。这个有一些例证，有一个中学生读者写道：“本来在这新旧社会的过渡期间，青年人是具着莫大的热情与希望的。他们要创造，要奋斗，要发展自己。但他们又不得不在顷刻间失了望了。”青年都是要创造，要革命。但是1927年以后到1929年这期间，青年是深受压抑的，所以他们在顷刻之间就失望了。他们感到当时的社会并没有赐予他们发展的道路与机会，“而他们的热力却是薄弱的，他们吃不消这个打击，他们未曾锻炼下坚苦的耐心。自然的，他们产生了彷徨、惆怅和迷茫。他们没有一丝出路和去向啊。烦恼与苦闷日久了，自然把他们逼向浪漫、狂欢、纵欲、颓唐的路上去”。那么巴金的小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所以这位中学生读者说：“巴金先生的小说却正是他们的一个疼痛的针砭，当头的一棒。由我自己说，由我向朋友们得来的消息说，他们都在巴金先生的小说里，窥出了青年人的一条路向。证明了他们从前一切的卑鄙与无聊。他们是都被唤醒了。而这也正是巴金小说成功之处，他揭出了这一个时代中青年人的苦痛的病状，又指示给他们一个去路。”这是登在《中学生》杂志上面的，30年代的《中学生》杂志上面的。当时一个中学生，他读了巴金的作品以后，联系他自己的感受来谈的。你就看到跟那个时代有关的，那个时代年青人需要这样，这是他个人的体会。

1932年的文艺年鉴里面，现代书局的文艺年鉴里面，也谈到了巴金的作品。也是持同样的观点，也是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对巴金的感受，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年鉴认为在他绮丽的风格，在热烈的场面下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的是什么呢？就是“抒写着全人类的疾苦，以博得广大的同情”。在他的作品里面，“没有那种叫人精神涣散的弊病”。不是叫你消沉下去，沉没下去，而你应该抗争。年青人你应该奋斗，应该往前走。这就是30年代巴金刚刚登上文坛的时候，他受到读者喜欢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他受同时代的读者欢迎的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问题，从《家》开始的读者是怎么样读巴金的作品的？

这里面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像《家》这样的作品。刚刚我们讲到的是20年代后期，30年代刚刚登上文坛的时候，巴金一下子就吸引住读者。他为什么吸引住读者？我们说他满足了年轻人的那种期待，但是又超越了这种期待，跟其他作家又显示出他不同的地方。那么到30年代以后，他成名以后，他的大量作品出来以后，他的作品给人家给读者一个总体的印象是什么？他的再下来影响比较大的一部作品就是《家》。这就是当时《上海时报》连载《家》的时候特意在旁边做的一个广告，“本报今日起揭载新文坛巨子——巴金先生作长篇小说《激流》”。那么这是初版本的《家》。他的《家》出版以后，后来就被称作第一畅销小说，影响很大。那么那一个时代的读者，他们是怎么读《家》，读《家》、《春》、《秋》的？《家》、《春》、《秋》连起来被称为《激流》的三部曲，《家》的影响很大，那么《春》和《秋》后来就连续下去了。我给考察一下，读者在接受《家》《春》《秋》的过程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接受现象。读者阅读巴金作品的特点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阅读热情的持续性，几十年不变的年轻读者，或者广大的读者对这作品的接受热情几十年不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传播形式的多样性。巴金作品《家》的传播不是仅仅作为一个纸质的文本在那里传播，从20世纪30年代起它就被改编成话剧，改编成电影，就一路演下来了。到80年代以后又有了电视，那就是80年代中期拍的。然后在剧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黄梅戏的《家春秋》，也有沪剧的，好像京剧也有，现在好像越剧也在搞，川剧也在搞。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些传播渠道，所以我说它是传播形式的多样性。现在还有更不得了的传播途径，就是在网络上面。网络上面《家》的整个版本都是用数据，你可以拷贝下来。《家》、《春》两个作品都有，《秋》还没有，他们还没把《秋》做上去，不然就非常完整的《家》、《春》、《秋》做上去了。我去检索一下，网上关于“巴金”的关键词进去，有关巴金的目录有多少？好像是几十万个。你们以后有空可以去试试，看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第三，巴金的《家》、《春》、《秋》的传播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它传播过程的互连性。好多作家好多人好多读者在谈到他为什么读《家》的时候，都给我们非常具体地讲到他为什么读巴金作品？不是因为图书馆，也不是因为教科书，都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了巴金的《家》。很多人读了巴金的《家》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他读完了以后，又偶然地被别人把他的书拿走，就是这样子。我当时最早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也是，我们同学中间在传，因为文革所有书、像这种书都是受批判的，偷偷地在传。那么最早就传了一本《家》过来，看完以后大家说还有一个《春》，然后就等着看《春》。因为这些人的命运，觉新怎么样，最后怎么样，觉民，还有淑英，这些人留在家里的怎么样，大家都想关注的。所以第一本传完了，第二本很自然地，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来。它传出去，就在民间一直在传，在学生里面传，这个是很特殊的一种现象。有一个人叫薛家柱，他抗战时候在苏州附近的一所学校。他在文章里面讲到，他是通过《家》知道巴金先生的。“我从哥哥那儿偷偷地拿到这本《家》来读时，我完全被作者那种炽热的情感和真挚的言辞所感动，一边读，一边流着泪。我以少年人的幼稚和狂热，在油灯下面高声朗读。朗读《枙激流枛总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一边同书中的那些人物一起哭泣，一起受苦，一起诅咒黑暗的社会……”。还有陈丹晨，当代的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写了本《巴金评传》，这是大陆出的第一本《巴金评传》。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也讲到他怎么读巴金，他是从他姐姐那里知道巴金和他的《家》的。她姐姐读书读得入了迷，到吃饭的时候叫了都不动。后来他才知道他姐姐是在读巴金的《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也喜欢上巴金，开始读巴金的作品。然后他讲，过了十几年，他自己成了大人了，他的一个妹妹在中学读书，就把他书橱里面的《家》《春》《秋》拿走了。不仅自己读，而且还借给同学阅读。后来等他发现书被拿走，找她要的时候，他妹妹再去找，她说也不知道那本书流传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就看到，这里有一种互联性，就是说通过师生之间，亲友之间这种传播。但是很主要，大部分是在年轻人里面传播，年老的没有这种激情。

那么《家》为什么会传播得这么广呢？1931《家》发表，1933正式出版。杨苡在她的《雪泥集·前记》里面说，巴金跟她通了很多信。她说“一二九”后，他们这些中学生都有“觉慧”式的热情与苦闷，他们向往走觉慧的道路，打开“家”的樊笼，就要冲出“家”。所以你不要小看觉慧这个形象。你们现在如果看电视连续剧或者看电影，看《家》，现在的学生看到觉慧的时候，就一直发笑。看到他跟鸣凤谈恋爱，怎么这样子谈恋爱，他们觉得不像，觉得好像很荒唐，怎么这样子，好像很生硬。实际上觉慧在当时年轻人的心目中影响很大，好多人会说他们冲出去参加革命，那是因为他们读了巴金的《家》，读了觉慧。觉得应该向觉慧学习，然后才往外冲，最后才走上革命队伍的。有一个读者跟巴金不认识，也没见过巴金。她想见巴金，后来在巴金生日的时候，她就托人送了祝福去，好像是封信。她说自从读了巴金的作品后，“从此我生活里面有了航标灯，领航着我背叛家庭，走向自立，走进大学，进入社会。由一个弱女子，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勤奋工作的共产党员。”就是读了巴金的《家》开始，就这样走出来的。她跟巴金不认识，她是通过别人把这个祝福，把她的这种心意表达。还有一个叫罗迦，他在这里面也讲到，他说他读了巴金作品，“掩卷之后，我为书中的真挚的言辞和热烈的情感所震动。我不能自已，我流泪，我抽泣，同时我发誓，我一定要像作者那样，去用自己的笔向这黑暗的旧社会抗争。我要诅咒，我要奋斗……”所以你看到，巴金的作品总体上是给年轻人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的，引导人家去投身到事业里面，到理想里面去。当然也只有这些人，后来才会来写文章，那些比如说沉默的可能后来就没有写，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样。这些都充分地显示出了在20世纪30年代，巴金的作品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的。就是说，《家》成为鼓舞人们去奋斗去抗争的一种作品，觉慧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大家都觉得要向觉慧学习。这是电视连续剧里觉慧出走的时候，提着箱子，一个人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家庭，走出社会。在20世纪30、40年代，觉慧对年轻人影响很深的。正如当时的青年学生所说：“巴金认识我们，爱我们，他激起我们热烈的感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了解青年男女被父母遗弃后生活的不幸，他给每个人指示得救的路，脱离父母的照顾和监视，摈弃旧家庭中的家长，自己管自己的生活。对结婚问题，是青年们自己的事，父母不得参与任何意见。”这是巴金教给年轻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金的作品在当时很受这些年轻人的欢迎。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记者的文章里面讲到，《家》、《春》、《秋》改编成话剧，连演几十场，改编成电影，也连演多少场，改编成京剧，连演京剧的共舞台也改演《家》，很有号召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又不仅仅是青年读者喜欢的。如果单单是青年读者喜欢，那么青年会长大，长大以后，他们就不喜欢了。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像这一部，读者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阅读来理解。《家》、《春》、《秋》这些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拍成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看很多老人家也喜欢看《家》、《春》、《秋》。那他总不至于还想读了以后，像觉慧一样再冲出家庭，再走向社会吧。但是他关注的是另外一些问题，他们讨论的是另外一些问题。所以《家》可以给读者提供不同的接受的方向，不同的读者对《家》都可以接受。比方说当时拍《家》、《春》、《秋》的时候，好多演员都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组里面的。比如说演梅表姐的演员，就是演林黛玉的演员。好多人已经讲过了，说《家》、《春》、《秋》跟《红楼梦》有点关系，这是一个现代版的《红楼梦》。所以《红楼梦》大家喜欢看，家庭里的老太太，那个大娘大妈们喜欢看《红楼梦》，她们也就喜欢看《家》。她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样的，大家都喜欢看。年轻人喜欢看，中年人也喜欢看，看看觉新，看看高老太爷，也觉得有点意思的。所以它能够给人家提供不同方面的东西。

《家》的最重要的意义和贡献是什么？意义早已被定格在那里，就是反封建，走出家庭。这是被读者广泛接受的，已经被定格。被文学史家、批评家定格在那里的。《家》就是这样的。那么巴金的作品再一次引起反响是什么呢？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随想录》。当然在十七年里面有一个作品是很重要的，后来改编成电影，影响非常大。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学生都看过，现在的一般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看过那部作品，而且受它感动过。这部作品就是《英雄儿女》。巴金在60年代初期写了中篇小说叫做《团圆》，后来改编成《英雄儿女》。《英雄儿女》中王成和王芳的形象，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那部电影里面的那首主题曲《英雄赞歌》，传播是非常广的。后来他的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80年代初期写的《随想录》，这再一次引起很大的轰动。

《随想录》总共五卷，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随想录》先在香港的报纸上面连载，然后在香港先结成集子，然后在大陆再出集子，最后再合成。1986年出齐，大概用了八年的时间。文革后，那个时候巴金已经是七八十岁了，80岁的老人写的这四十万字的书，影响很大，文艺界，批评界给他评价很高。

巴金的《随想录》，最早是在香港出版的，在香港连载，后来书也是在香港先出版。《随想录》第一集这个封面很漂亮，设计得很雅致。但那时也有不同的声音。香港有一个大学的老师组织的一些学生讨论巴金的《随想录》，香港的这些大学生觉得大家对《随想录》评价太高了，觉得巴金的作品没有那么好。他们主要从哪个角度呢，他们嫌老人家讲话太啰嗦，没有文学技巧，艺术性很差，甚至连标点符号也嫌，谈得非常多。

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接受，他们不了解《随想录》写作的环境和作家写作的背景。后来我在教书的时候，问到80年代大学生、90年代大学生，他们对《随想录》好像也是看不懂，表示不喜欢。当然也有研究生，我说你去看看能不能从《随想录》读出点东西，叫他去研究。研究生在读《随想录》的时候，就比较客观，他说，辜老师，我读不懂。他不敢说我不喜欢，而是说读不懂。我说你怎么读不懂？他说，我字都看懂，每个字都看懂。那当然，研究生每个字都应该看懂，巴金的《随想录》文字都很白。但是我想想，他说，老人家保证不是吃饱了没事还来写这种一般文字，里面保证有什么东西。他就看中里面有话，但是具体是什么话，他说他没办法搞懂，因为他没有那个背景。所以《随想录》就是要有那种知识背景，对那一段历史特别地了解，那么来读才读得懂，有一些话恐怕到了后世还得加注释。巴金的作品应该说是属于那种有“五四”精神的作品，而巴金也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那种知识分子。从这个层面讲，巴金的《随想录》应该属于那些具有崇高人文情怀，带有感时忧国精神的读者。这样来读《随想录》，他可能才读得懂。所以不是一概而论地说巴金作品永远属于青年，都是为青年写作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具体说来还是应该得到一定的修正。

第三个问题我们讲一下巴金和读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当然我们主要研究读者跟作品的关系，但是作品既然是作家写出来的，我们就应该把作家也纳入到这里面来探讨一下。

巴金跟读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前阵子编了一本关于巴金的书，然后里面引了他的话。他最早告别读者，好像是《随想录》的最后就是告别读者了，因为最后的事情做完了。《随想录》以后，他就准备不再写了，但实际上后来他还在写。那就再告别读者，后来又写，他又写了一个后记，里面又告别读者。他最后一次告别读者是到1996年《巴金译文全集》全部出版，他九十几岁了，然后有个告别。从八十几岁开始跟读者告别，一直到1996年。所以我分别给这些告别起了一个个名字，叫做“一别读者”、“再别读者”、“三别读者”、“四别读者”。好像他要搁笔，他要告别读者，但又有点依依不舍，有点藕断丝连，一直割不断。

他一直跟读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跟读者通信，在精神上有一种连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跟读者的关系。我这儿有很多关于他的照片，读者跟作家的照片。有一个也是我们上海作协的作家徐开垒先生。徐开垒先生当时在《文汇报》，文革结束以后，巴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经徐开垒的手发出去的。在徐开垒先生的一本书里面就谈到，巴金的这篇文章出来，在当时的社会引起的轰动。徐先生说：“顷刻之间，如地动山摇，大批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丢开读者写给编辑部的信近千封不说，单是由我经手转给他的读者来信，就有一百五十多封。”巴金也讲到，经常有读者给他写信，把他当成一个知己，告诉他许多事，甚至请求得到他的帮助，把自己内心隐藏的东西告诉他，希望他能够帮助他脱离困境。所以巴金说，我也曾尽我微弱的力量回答那些充满信任和热情的来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巴金尽量这样子做，巴金跟读者的这样的关系，他是非常负责的。他20世纪30年代成名后，有读者写信问他，巴金先生你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人，是什么把你养育大的？巴金就写了，是什么把我养育大的，所以他就写《我的幼年》，我是怎么成长，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后来又有一个人读了以后说，你再跟我们讲讲是什么人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人。他说，你也不要给我回信了，你就写一篇作品告诉我们。所以巴金就又写了一篇《我的几个先生》，进一步解释是什么人影响了他。第一个先生就是母亲，第二是一个轿父，第三是一个老师。有人来写信，巴金就用作品的形式去回应读者。

那么他的读者，有的人谈到很苦闷，想冲出去，有的一味就想往家外冲。我们可以看到巴金给读者的回信不是一味地说，那你们都冲吧，那还是不行的。他在一封信里面写道，那是给一个女孩子的，说你不能冲出去，你现在应该充分利用你那个环境，在那里读书，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叫大家都冲出去，大家都去流浪，都去漂泊，那么大家都乱套了，作家要为年轻人负责。所以他在那封信里面又讲到：“朋友，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当然知道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巴金接着说：“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难却在如何使这生命像落红一样化作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光明，那就是问题了。这一点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会找到。”这是他给读者的回信。我发现像巴金这样写信的方式很适合当老师，给人家一种鼓励，但是又不是一味说，你们都像觉慧那样。那就全乱套了，不是吗？

有一位学生写给巴金的信，比较长，我们来看一看。她说：“先生的文章我真的读过不少，那些文章给了我激动、痛苦和希望。我有时候看到书里的人物活动，就常常梦幻似的想到那个人就是指我，那些人就是指我和我的朋友。我常常读到下泪，因为我太像那些角色。那些角色都英勇的寻找自己的路了，我依然天天在这里受永没有完结的苦。我愿意勇敢，我真愿意抛弃一切束缚我的东西啊，——甚至爱我的父母。我愿意真的‘生活’一下，但现在我根本没有生活。”下面她讲她自己的情况，“我是个大学低年级的学生，而且是个女生，父母管得我像铁一样。但他们却有很好的理由，把我当儿子看。”很重视这个女孩子，我把你当儿子看，赋予你历史的重任。振兴家族的重任，就寄托在你身上，你说你能不好好努力。现在年轻的学生保证也有这种感受，家里面，父母亲，爷爷奶奶，还有外婆外公，都把重负托到你们身上了，就寄希望你们。“而且他们并不像旁的女孩的父母，并不阻止我进学校，也不要强行替我订婚，但却一定要我规规矩矩挣好分数，毕业，得学位，留美国。”就是这种状况，所以她跟巴金说：“先生我等你帮助，我希望你告诉我，在我这样环境里，可有什么方法挣脱？我绝对相信自己有勇气可以脱离这个家……先生，帮助我吧，我等待你用一篇新文章来答复我。”这是一位大一的学生写给巴金的一封信。她读了《家》以后，受到《家》的感动，但是她又不知道怎么做，于是就写信给巴金。巴金在这之前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已经在打算写《春》了。《家》里面不是写觉慧走出家庭么，所以他准备写《家》的一个续篇。这封信是1935年秋收到的，几个月以后，《春》马上就在报纸上开始连载了。所以你知道，巴金回应读者很快，读者希望这样，要求这样。当然也要他刚好有这样一个思路，所以他就马上写了，就连载。《春》出了以后，又有一位读者写信跟他讲：“巴金先生，你写了那么多的年青人，写大家庭，写《家》，写《春》，写了这么一个大家庭。刚看《家》的时候，大家很热闹的，那你干嘛要写大家最后逃的逃死的死，好像很悲惨。你为什么要这么样子写？”巴金后来想想，他说我后来觉得我应该回答读者。所以他说为什么写《秋》呢？我应该把这个故事有个了结，我应该把该埋葬的尸体埋葬，然后往前走。所以他就写了第三部《秋》。

《家》、《春》、《秋》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作者跟读者之间是一种回应，而且他们是共同地在创造着作品的人物，共同地在设置作品里面大致的倾向。这是一种默契，一种配合。所以在这样一种过程里面可以看到，巴金的读者不是一般的那种作家跟读者的关系，他们是在文本之外或者在作品之外的一种文学交流，一种文学互动。巴金创作的那种意义，或者说巴金作品的思想，或者巴金的主题意义这些东西，是巴金和读者在互动之间共同形成的。传统的观点认为作家面对芸芸的众生，他是布道的牧师，那么学生是信徒，就拜在他脚下。或者说作家是老师，是导师，读者是学生，他们都是要向学生宣传，学生只有接受。但是巴金的创作与传统观点不同，他和读者是一种同构的关系。比如刚才那个大学生就向巴金期待，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像我这样的女大学生，我应该怎么样？这是读者的一种期待。我们看到《家》中觉慧冲出去，那么要是女的怎么办？好多读者有这种期待，那么她把这个想法就透露给巴金。所以你可以看到巴金的这种作品，不完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有些东西读者已经提到。所以巴金这个作家和读者的关系，跟接受美学里面，跟接受理论里面所讲的读者跟作家的关系还不是一样的。在他这里，读者已经提前介入了文本。

这个是对过去一个世纪巴金作品阅读的一个了解。那么现在还会有人来读巴金的作品吗？所以我第四个问题，就是新世纪还会不会有人读巴金的作品。

当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不一定。我不是随便乱讲的，2001年年底，在我们福建召开了一次“巴金学术国际研讨会”，当时有的研究者也对这个产生一种疑问。报社的记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就紧紧抓住这个问题，马上做了个专版，叫做“现时现今，谁读巴金？”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对这个问题，从我对巴金和读者的关系来看，我觉得还是会有人读的。为什么呢？因为文学作品会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提供不同的东西，而不是说提供同样的东西。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或者是一个经典的作品，它为读者提供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对不同的时代，对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它都提供不一样的东西。作品只不过是一个文本，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用接受美学的话讲，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的乐谱，在其演奏里面不断地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里面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所以这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讲，如果是经典，是有可能。

那么问题是巴金的小说是不是经典，能不能给当代作者产生一种阅读的期待？这也要对巴金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有一些作品不一定后代的人会一直读下去，只会让研究者去读。但是有一些作品是可以不断演绎，比如说《家》，比如说《寒夜》。

比如说《家》，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有人演，40年代有人演，50年代有人演。那么当然21世纪从常理来推，它也是会有人演的。不同人的接受期待在里面，都可以得到满足。而从接受的理论来讲，一部作品要让不同时代的读者能够接受，作品本身也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什么先决条件呢？就是说作品必须带有一种召唤结构，才能把读者吸引过来。召唤结构提到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一个是作品里面必须有空白，一个是必须有未定性。那么《家》里面有没有空白？实际上，《家》里面有好多空白。比如像觉慧，好多现在的大学生看了以后，觉得他跟琴表姐的关系有空白，因为小说里面又暗示出这种。他很喜欢琴表姐，后来又喜欢上鸣凤。所以大学生在看《家》的时候，看到他跟鸣凤谈恋爱，就觉得很不像，就一直笑，说那种不是恋爱，他们觉得不是恋爱。像这种会产生歧义才会有人读，你什么都说白了，都固定在那里，是不行的。所以它必须有空白，必须有未定性。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可以经过不断挖掘。

我们说《寒夜》是一部悲观的作品。巴金的《寒夜》最后写到曾树生回家找丈夫，找儿子，知道丈夫死了，儿子跟着老太太也不知道流落何方，最后孤零零剩一个女的，拿一个包走了，小说最后一句话说：“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那是很没希望的一个结尾，她需要温暖。但是有法国读者读了以后，来请巴金签字，说这是一本充满期望的书。他读了以后感觉跟我们不一样。还有个日本人，后来也成为巴金研究者。她说她在最困难的时候读了《寒夜》，《寒夜》支撑着她挺过来。

还有个学生更有意思，她读了巴金的小说以后说，她要改编巴金的《家》。她说：好多人都改编过巴金的《家》，她说包括巴金自己的《家》，还包括曹禺改编的《家》，她都不满意。她说她改写的剧本里面所有的男人都不会出现，只要用背景和声音作为陪衬就可以了，人不能出来。她说：“在巴金的《家》和曹禺的《家》里面，男人全是主角，男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而女人的悲剧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是男人悲剧中的道具。我想说，其实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觉醒。男人除了金钱还有权力，除了权力还有女人，因为有太多的退路他们才有麻木的理由。而当时的女人，她们的世界只有男人，既然她们不能选择爱情，如果不想一无所有就必须站起来，走出去。”然后她说她的作品最后，是琴带着淑英，带着淑贞，都走出家庭。我的这位学生深受女权主义批评的影响，可以看得出来。但是首先文本必须提供给她这种空间，才有她这种批评的前提。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就是在新世纪里面，对巴金的接受还是会继续下去的。而且他作品里面的这种空白和未定性，都会充分地显示出来，或者说都会被充分地挖掘出来。巴金的作品在新世纪的阅读里面，他的意义会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充实，他的作品会一直流传下去。

主持人：百岁的巴金先生，的确写出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同时也说了很多让人难忘的话。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

我们非常感谢辜教授，带我们一起走近了这位大智大爱的世纪老人，同时我们在这里一起祝愿巴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世纪讲坛，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