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丑事没有丑闻不是常态

只有丑事没有丑闻不是常态

中国官场上的丑事之多之奇，怕在世界上也能名列前茅。比如官员的情色日记、一人拥有108个情妇、用MBA方式对情妇进行管理、一个科级官员贪污达上亿元、高官子女跑马圈地、权势亲朋抢占垄断行业、某些高官家族资产数以亿计、官员子女一旦犯事就喊“我爸是谁谁”，等等。这种官场奇丑无比的事，常在全球最严肃的政治类报纸《泰晤士报》上当丑闻报道，可在我们这里却几乎从来不被视为丑闻，也不叫丑闻。

丑闻即做丑事的新闻。很显然，草民做丑事是不具有新闻价值的，因为有些草民本来就贱，以其卑微的身份干偷鸡摸狗的事情，一是报道不过来，二是报道了受众也不感兴趣。而丑闻主要是针对权势等公众人物的，因为他们为公众推选、为公众景仰，是社会道德的示范楷模，丑事是做不得的，一旦做了就是丑闻，臭不可闻。

官场有丑事就应该有丑闻。但真正将丑闻政治化应该是自民主社会以降，它成为公众对权势人物、公职人员等的一种必要的监督方式。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无数公众人物因丑闻而下台，甚至终生遭到社会鄙夷。

而咱们自“民主社会”以降，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就一直不认为有什么丑闻。“丑闻”这字眼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专利”，与咱们的权力者无涉。原因就是，咱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可能像“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老爷”那样专门欺骗人民，专干丑事。如果谁把咱们官场的丑事说成是丑闻，那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拿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作对。因此，即使官员做了天大的丑事，那也不叫丑闻，而叫不正之风。

不正之风比丑闻不知要温和了多少倍。风者，气流也。一股气流迅即而来，转瞬即去，不只具暂时性，也有可纠性。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简单极了。近来人们越发感受到中国官场腐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然而，几乎没见有什么特别惩腐举措，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就调查出了反腐败满意度达70.6%的结果。你看纠风这是多么简单的事。照这种逻辑思维，国家统计局将官场的贪污受贿、吃喝嫖赌、包二奶三奶等称为“腐败”都算言重了，而应当叫“不良现象”。而“不良现象”也正好与“不正之风”相对应，个体所作“现象”也，群体所为“风气”也。统计局应当申请这一“专利”。

不否认，“丑闻”含有深厚的政治性色彩，它甚至在民与官之间有一种对立的情绪。然而这种对立并没有否定官民的“一致性”，它只是为清洁官场、净化官风，为惩恶扬善、崇美抑丑，它是为官场保洁的扫帚，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如果有些对立，那有这样一些对立也没有什么坏处。西方媒体曝光政坛“丑闻”已上百年，反而把资本主义政权推向成熟，成了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一旦被推举到社会管理者位置上，拿民俸禄，食民膏脂，自然就要无条件地受到民众监督，民众也有权利来曝光其丑陋言行。如果说，一个手脚不净的仆人可以被主人从家中赶出去，那么一个食民供俸又品行不端的官员怎么就不可以晒晒其丑闻呢？对于一个政权，“丑闻”不是丑化，不是矮化，更不是作对，它是正义之声，是激浊扬清，是必要的监督，是真正的主旋律。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而被赶下台，按西方说法这就是丑闻。如果媒体报道这样的丑闻不是主旋律，难道只有替腐败行为遮羞掩丑才是主旋律么？

我们说的丑闻显然还不是刘志军这样的丑闻，这种丑闻其实不过是媒体打了一只死老虎，它不是媒体自身监督的结果。真正的丑闻，是媒体用其至高无上的监督权和充分发挥其“第四力量”的作用来自主曝光的一切官场丑态。换言之，真正的“丑闻”主要不是官方发布的，而是来自于媒体、民间自身的曝光和揭露。

中国官场丑事多多而难见丑闻报道一字，这显然不是常态，它很容易让人想到，还是有人充当权力腐败的保护伞。如果觉得腐败有益、腐败有利，投鼠忌器，最好的办法就是封杀“丑闻”。如此这般，结果怎么样呢？腐败的鼠辈自然更加猖獗，而新生鼠辈也越来越多。否认丑闻、抹煞丑闻，严禁报道丑闻，是官场一切腐败分子永远狂欢的节日，连一切准备腐败的人也为之狂欢。

无论当下的宣传机器如何在官场树典型、立榜样、造模范，百姓“逢官必仇”“逢官必反”的情绪依然在高涨，这不能说不是官场只有丑事而无丑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