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石门笋干的商道

寻找石门笋干的商道

彭公有个石门笋干村，早有所闻。而我做客石门笋干村，近距离与笋农交流，亲身感受石门笋干文化的深厚底蕴，寻找石门笋干的商道，则是在石门笋干推向大市场之后的事。

那一年4月，艳阳高照，春意正浓，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忙煞竹乡笋农们。

我们行走在山村的小道上，闻到随风飘来淡淡的笋干清香味，便知石门笋干村近在眼前了。迎候的石门村村主任袁忠旗告诉我们，石门村203户，家家有笋灶，户户做笋干，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笋干村。

袁忠旗不仅是石门笋干文化的传播者，也是一位把石门笋干推向大市场的热心人。他带我们在村里走了一圈，映入我们眼帘的，皆是忙忙碌碌剥笋壳、制笋干的村民。我们来到石门村1组吴汉山家，只见房前的空地上有五六名帮工在剥笋壳，吴汉山和他妻子正在笋灶边忙个不停。吴汉山将剥掉壳的早笋一把一把地放进一只偌大的锅子里，放完一筐，铺一层食盐。老吴说，这一锅可烧300来斤鲜笋，制作30来斤笋干。制作笋干所用的早笋，有的是自家笋地上掘来的，有的是收进来的。我们不时看到，有附近的笋农前来兜售早笋。

早些年，山里人有种啥吃啥、有啥吃啥的习惯。产笋期间鲜笋吃不完，山民就把鲜笋煮熟烘干，供自家常年食用。因而，石门笋干始于何时，又何时走出大山，推向市场，史志上没有记载，已无从考证，但石门笋干是怎样出名，又是怎样走出大山的，民间却有很多种说法。

比较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说清朝末年，石门村孙家出了一位在京从医的医官。有一年回乡探亲之时，他带走了一包石门笋干，返京后送给了一位胃口不好的中堂大臣。不料，这位大臣吃了石门笋干后，就胃口大开。从此，石门笋干名声大振，被誉为“南参”，年年有不少数量的石门笋干进入京城。

孙医官带进京城的石门笋干，是否真的医好了中堂大人常年胃口不开的老毛病，从而使石门笋干名声大振，成为“南参”，开辟了石门笋干进入京城的商道？这些，当留给史学家们去考证。现在我们急着要见的，是孙医官的后代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制作进入京城的石门笋干的。

村主任袁忠旗极力推荐孙根松。因为他是当年享誉石门的孙医官的第6代后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医官的官衣官帽就是从他家里抄出来的。

我们见到孙根松时，他正担着竹篮和畚箕，上山去掘做笋干的早笋。他家的笋竹地在房后的山岙里，放眼望去，满山都是挺拔的翠竹，遍地皆是雨后破土而出的早笋。看起来老孙真不愧是笋干世家的后代，他那一笋锹下去，一支早笋就立马离土。不一会儿，老孙就掘满了一篮和一畚箕早笋，乐悠悠地挑下了山。

孙根松的家里还堆着许多做笋干的早笋。这几天地上的早竹出得多，家住黄湖的姐姐也赶来帮忙剥笋壳。剥笋壳，其实是先削后剥，削要削3刀。笋头上1刀，笋壳上1刀，笋尾巴1刀，然后才是剥笋壳。这样剥起来效率很高，两夫妻一天能剥七八百公斤。难怪石门人把做笋干的这道工艺叫“剥削”，原来剥笋壳既要“削”又要“剥”。而时时不忘传播石门笋干文化的袁忠旗却说，先有石门笋干的“剥削”工艺，才有“剥削”这个词。由此可见，石门笋干可能不是出自清朝，而是更久远。

早笋削、剥好后，就送到笋灶上去烧。老孙的笋灶砌在住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他告诉我们，这口锅一次可烧150公斤鲜笋，可制作15公斤石门笋干。他在锅里放一筐笋，洒一层盐，忙得连抽支烟的工夫都没有。

做笋干的笋煮熟后，就将出锅的熟笋装进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然后再上架子榨水。这榨水的架子，在我们看来既古老又新鲜，上面“吱呀”一声响，下面的水就慢慢地流出来了，直到水榨尽为止。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老孙才洗了洗手，来到饭桌边。他端一碗自酿的米酒，乐悠悠地喝了起来。然而，老孙还没喝完半杯酒，就站起来给在城里做工的儿子打电话。做笋干已进入旺季，他吃过夜饭还得把白天烧熟的笋烘成笋干，他希望如果星期天工厂放假，儿子能回来帮他一把。这又使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了一次“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清晨4点，辛苦了一夜的孙根松夫妻俩，竟将昨天还在地上的700多公斤鲜笋，烘制成了两炉香喷喷的新鲜笋干。然而，更使我们敬佩的是，他们不以此为苦，却因又一批石门笋干可推向市场而高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飘着笋干清香的工棚里，我们一边看着孙根松夫妻俩整理着刚刚出炉的笋干，一边和他们闲聊了起来。在闲谈中，我们了解到，今天这批笋干卖掉之后，他们将立马重复昨天掘笋、剥笋、蒸笋、烘笋的工作，直至1个月后的春笋落市，才能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为石门笋干推向市场，开辟商道的另一种说法是，当年有一批杭州知识青年来到石门村。他们在劳作之余将山上的野笋采回来煮熟烘干，回杭时半送半卖给左邻右舍。不料，吃过石门笋干的左邻右舍有的吃上了“瘾”，三番五次关照他们明年都带些回来。颇有经济头脑的知青们便把采野笋、做笋干当做一项副业来抓。有位很勤快的女知青，有一年卖笋干的收入竟超过了上山下田劳作的工分收入。不久，当地村民也效仿，石门笋干开始进入杭城，每当石门笋干盛产期，杭城的大街小巷随时可见提篮叫卖笋干的石门人。

不过，无论是“孙医官时代”，还是“知青时代”，那时的石门笋干生产量极少，生产量最大的人家一年也不过百来斤。制作笋干的主要工具也不是现在烧柴的烘箱，而是烧木炭的烘篮。

说到烘篮，我们又来了劲，很想见识见识。陪同我们的村主任袁忠旗说，现在村里年长的笋农，有的仍喜欢用烘篮烘笋干。说着，就把我们引到了用烘篮烘笋干的沈老汉家。

跨进沈老汉家的大门，一望屋内黑洞洞的一片，只有烘篮下面的两只烘缸闪烁着亮光。随着袁主任“老沈伯哎”的一声叫，屋里的电灯才亮了起来。这时我们才看清，沈老伯和沈大妈都守在烘篮旁。沈老伯告诉我们，烘篮上的笋干，每隔半小时就得翻动一次，烘缸里的木炭也得随时添加，因而烘笋干的人是不能离开烘篮的。又说，他们烘笋干，图的主要不是去换钱，而是送朋友、送亲戚，在烘笋干中寻找乐趣。

告别沈老汉，夜已深，人们该进入梦乡了。我们漫步在山村的小道上，似乎觉得淡淡的笋干清香味更浓了。这时，我们又发现，石门村制作笋干的村民还在劳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挑灯夜战。于是我们又跨进石门村1组吴卫兴的家。只见他们一家人和请来的帮工，正有说有笑地在制作笋干。老吴告诉我们，昨天和今天，他家一共加工了275公斤笋干，用去了2700公斤鲜笋。这位当年也曾经在杭城走街串巷卖笋干的石门人，如今已成为石门屈指可数的笋干加工大户。生产石门笋干的主要工具自然也由当年的烘篮换成了烘箱，经营方式也从提篮叫卖转为瓶窑笋干市场整袋整车的批发。在几十年的笋干经销中，吴卫兴已觉察到当今的石门笋干有地方特产的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他开始意识到现代市场需要严格按照标准化生产的产品，最纯真的农产品，也需精加工、俏打扮，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才能进入现代的超级市场。

我们怀着兴奋而快乐的心情寻找石门笋干的足迹和商道；怀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告别深夜还在劳作的石门笋干人。默默地祝愿他们在明年的笋干加工过程中，能少一点艰辛与忧虑，多一份欢乐与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