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老文艺兵

我是一个老文艺兵

刘秀良同志住在兰州电影厂一栋老式旧楼内，他乐观开朗，机敏健谈，富有文艺工作者豁朗大度的特性。时年已经84 岁高龄的他，仍然动作敏捷，身体健朗，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刘老的皮肤白皙，鼻梁秀直，虽然转战多方，他的口音似乎并没有明显的陕北特点。看我疑惑，刘老笑呵呵地告诉我说：“我是山西五台山人，1927 年出生。参加革命后，当的是文艺兵。正所谓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台前幕后，电影放映，不知不觉就搞了一辈子。”

话题就从他如何参加革命，如何由山西奔向延安，直至来到甘肃，当了一辈子文艺兵说起。

刘秀良同志说：

我家是山西五台县人，家里是雇农，很穷。我们兄弟五人，我排行老三，穷人日子苦，父母拉巴我们很不容易。后来家乡成立了五台游击队，不少穷人跟上游击队闹革命。1937 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到达华北，以五台山为根据地，建立了保卫中央的前线指挥部。当时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邓（小平） 都在山上，山下就是根据地的医院——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同志就在这所医院工作。当时，医院路过我们村，吃了一顿犒劳他们的油面窝窝。白求恩在我们村亲眼看着我父亲做油面窝窝，笑眯眯地直夸奖，想让我父亲参军到医院去做饭。我父亲知道红军是为穷人的队伍，就一口答应了。那时当兵有优待，谁家出一个兵，就给谁家一斗小米，还给家门上插红旗。家乡土地瘠薄，种地没有多少收成，眼看着红军扩红招兵，还给小米，我20 岁的大哥、14 岁的二哥和12 岁的我就都报名参加了红军，我1938 年入伍。我家一门四面小红旗，四斗小米，俭省着吃能吃一两年，可喜人了。我父亲是红军医院的大师傅，我母亲是妇联主任，全家光荣得很，对号召老百姓踊跃参军影响很大，当时很是轰动了一些地方，带动了不少人。

我参军入伍，扛上了红缨枪，当上了儿童团长，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为红军站岗放哨，查路条。记得歌中唱到：

同志，同志，你过来，

我来问问你，

通行证和路条是不是都带着？

掏出来看看，

才能放你过，

不然送到区上去。后来，日本鬼子疯狂地侵略我晋察冀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搞“无人村”。这时，红军改编成了抗日救国的第八路军，我也随军在晋察冀前线与日本鬼子英勇作战，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战、鸽子岭大战、娘子关大战等等一些战役。

有一天，从陕北瓦窑堡来了一个叫李宗贵的年轻人，化名李赤然（他是位和刘志丹、王世泰、习仲勋一起参加革命的红军），专程来前线招收经过战争考验的“小八路”，其中就有我。我那时年纪小，人长得也还清秀，就让我到宣传队，说我可以演女娃。到了宣传队，果然让我演女娃。这个女娃是在日本鬼子疯狂对我们边区大扫荡时，勇敢反抗日本鬼子的小姑娘，她坚强不屈，后来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杀死了。临死前，她响亮地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英勇就义。因为我演得好，就留在了宣传队，参加党的文艺宣传培训。

九月，柿子红了，培训也结束了。我们在挂满红柿子的树下庄严宣誓：“我坚决到延安去，见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参加党的干部学校留守兵团，在毛主席的怀抱里求学习，求进步，一路上不落伍，不掉队，不背叛，若要违背上述誓言，愿受革命军纪制裁。宣誓人某某某”。

一路上，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越了敌人的12 道封锁线，从河北省的黄泥奔向延安，又经绥德、米脂到黄河渡口。在黄河渡口，部队的李政委在总结的时候，激动地把我抱起来说：“我们的军队，这么小的娃娃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我们这批从晋察冀前线来的500 多名战士，身上不但带着秘密文件和材料，还带来了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几帆布口袋的国民党法币票子。这些法币票子可以在蒋管区购买延安根据地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可以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延安新兵团为了感谢我们，每人给了一碗绿豆凉粉，我们吃得特别香。

饭后，我们步行到延安，天已经黑了。这时，听说我们留守兵团的司令是萧劲光同志，大家非常高兴。正高兴地议论呢，萧劲光同志迈着大步走过来了，他说：“我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来看望你们，明天毛主席要在八路军大礼堂亲自接见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个个情绪高万丈，说着，笑着，蹦蹦跳跳地各自忙活着洗澡、修面、刮胡子、剪指甲，准备明天精精神神地去见我们的毛主席。

第二天，队长带着我们这批从前线来到延安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大礼堂，礼堂里是木桌木凳木柱子。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看到我们的队伍，全都向我们迎了过来，当时我们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让我们和延安的首长一起观看鲁艺的节目，其中有“列宁在1918”。节目很好，可是因为我们一路急行军，长途跋涉，实在是太累了，看着看着大家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从此，我作为一名文艺兵，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延安，给我们文艺兵讲课的音乐老师是马可，教我们美术课的老师是古原，艺术老师是史新，他是总政话剧团的领导，后来是浙江小百花剧团的领导。这些高水平的老师要求我们要一专多能，全面学习。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学习唱歌、跳舞，拉琴、画画，掌握各种乐器，刻印传单，办黑板报，护理伤病员等等一些部队文艺兵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这一切既是基础，也是本事，这些本事在后来的部队文艺工作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部队整编后，成立了警备三旅宣传队，我在这里成了排级干部，有2 元津贴。我16 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成长。

日本投降后，我们排演活报剧，宣传抗战胜利。在常年的演出中，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宣传队为战士们演出《白毛女》。当战士们看到欺压喜儿的地主恶霸黄世仁时，个个义愤填膺，有个战士情不自禁地举枪射击，幸亏被旁边的人及时制止。当时剧场全体起立，台上台下一起振臂高呼：“解放大西北，为喜儿报仇！”从中，我们深深感受到革命文艺的伟大力量。

根据演出需要，我曾经在《白毛女》中分别扮演过大春、穆仁智、群众。也写诗，跳舞，编写节目，演出节目，还在群众中收集民歌。下面这首《穷人歌》，就是我在陕北群众中收集的：

富人穿绸挂锦缎，

二格楞大车挂走马。

穷人是糜子窝窝包豆渣，

烂皮袄过冬又过夏，

人和牲口一个家。

在延安搞文艺，一切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包括服装道具，都是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作。有时，也会出现事故。记得1947 年，鲁艺的老师创作了一部《火线上》的话剧，表现的是西北战役。剧中两个人，两种思想，一个保守，一个开放，由我来演首长。剧情要求，首长一接炸点，炮弹就得把指挥所炸掉。可是因为做道具的把引线做得太短，引线又放在了桌子下面，结果我刚一接触引线，炸药就爆炸了，顿时把我的手指炸得血流如注，我硬是咬住牙关，一边流血，一边演出。倒是团长心疼得不得了，看我一下场就急忙送我去医院。当时医院条件差，也没有麻药，为了预防废肉感染，医生干脆把我的手指剪掉了，疼得我直钻心。这次演出，我失去了个手指头，立了个二等功。

在延安，我们开荒种地，吃糠咽菜，但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精神百倍，非常充实。

根据战争的需要，我在部队参加战斗。在解放战争中，我参加过西北战役、扶眉战役、瓦子街战役，解放兰州的战役等等，立过不少战功。特别是在保卫彭德怀司令的西北战役中，我曾经荣立过一等战功。兰州解放后，在追击西去的溃军残敌中，我担任副团长，我们带领部队星夜驰骋，一路奋勇追击。眼看距离敌人越来越近，这时率军西去的国民党将领陶峙岳在新疆起义了，于是上级命令我们停止追击，就地驻扎在武威城。在武威，我们的部队文艺兵分别为群众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这两场戏，看得穷苦群众直哭，真是演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后来，我又奉命随部队转战临夏，围剿马家军残部的反叛，连续剿匪10 年。在临夏，我结识了我的老伴赵喜梅，我俩1958年结婚，生有一男二女，全靠老伴拉扯长大。由于常年不在家，偶尔回去几天，孩子都不认识我。现在墙上这副“红梅点点传喜讯，喜鹊双双报佳音”的花鸟对联，就是我给老伴的新年礼物，里面有她的名字“喜梅”啊。

1959 年，西藏达赖叛乱，我又奉命前往西藏，这一去就是20 年。平叛以后，我在西藏军区担任文工团副团长。我们这个由陕北老红军创建的西藏军区文工团，为了活跃部队生活，做到了“月月有晚会，处处有歌声，假日有活动”，真正体现了人民军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风貌。后来我们团创作的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曾经风靡全国。

1963 年，我们12 个战士的诗朗诵“边防战士想念毛主席”和根据中印反击战排演的独角戏“一个印度兵”，被罗瑞卿大将观看之后推荐给了毛主席。不久，周总理就让我们专程从西藏来到中南海，要我们把节目演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看。毛主席看了很激动。演出刚结束，毛主席和江青就亲切地来到我们身边，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并照相留念。毛主席和江青站在中间，我们12 个战士紧紧围绕在他们身边。大家至今回想起来，还在对我说，“跟着你进京给毛主席演戏，幸福了一辈子”。

1978 年，全军100 万人大转业，战略转移向经济建设，全面改革开放。一路喝延河水，唱东方红的我也年过五十，即将进入干休所。不料，这时我的老战友——时任甘肃省宣传部长的吴坚，亲自写信给我，说欢迎我到甘肃来，负责筹建电影制片厂，并准备担任厂长。盛情难却，何况我刚年过五十，并不老迈，还想做一番文艺事业，就想也没想地放弃了去成都军区干休所颐养天年的待遇，脱去军装只身来到了甘肃，成为地方上一名想做事的老百姓。然而世事多变，来到兰州，筹建电影制片厂的事却被放到了一边，改让我到省曲艺队当队长。省曲艺队人才济济，其中有6 位老师是甘肃专门请来的曲艺专家，常保田老师更是家喻户晓的资深老艺人。看到他们，我信心百倍，干劲十足，为了振兴曲艺，我招兵买马，建设队伍，紧接着连拍了三个相声剧，演出之后，社会反响不错。

从个人利益上说，我吃了亏。因为在军队，我可以享受中将的待遇，不但自己颐养天年，无忧无虑，而且家庭子女也都不会受委屈。可是，从发展党的文艺事业上来说，我无怨无悔，即便成了老百姓，仍然赤胆忠心，矢志不移。

1992 年，省文化厅聘任我为特邀联络员，同时担任省老干部合唱团的团长、模特队的队长、省延安精神文艺演出队的队长。我先后率团前往上海、无锡等地参加全国性的文艺比赛，一些节目分别获得一、二等奖，以及其他一些文艺奖项。我们的团队，深入基层，面向大众，弘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欢迎。当我们看到那些坐着轮椅前来观看演出的老战士，当我们看到那些工人农民恋恋不舍的目光，我仍然感到青春火热，责任在肩。当我们走进监狱，为那些失足青年演出时，我远远望着他们真是百感交集，忍不住站在台上大声地对他们说：“大墙里的孩子们，墙外的爷爷奶奶来看望你们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底下是一片哭声悔恨声，此情此景让我的心潮翻滚，波澜起伏，更觉重任在肩，心中不安。

唉，人的一生其实过得很快，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转业不转向，退伍不退色。只要我活着，就毅然忠诚党的文艺事业，无怨无悔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