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求成”的哲学思考

“急于求成”的哲学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发生过许多失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盲目追求高速度，急于求成，致使经济发展几经大起大落。为什么我们容易犯急于求成的错误呢？

一、主观脱离客观和强烈的“赶超”意识，是产生急于求成的思想根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事物都是作为一定的过程而客观存在的，过程又有阶段性，不同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还有若干具有不同特点的小阶段认识不清，往往只考虑按照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原则应当怎么办，而没有考虑我国处在过会主义目前这个阶段该怎么办。加之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意识，希望很快建成社会主义，如曾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认为公有制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所有制越纯越好。

二、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是产生急于求成的理论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体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具有能动性，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制约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同志却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在“大跃进”年代表现十分突出，如大批“条件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和混乱，导致了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行动上的盲目冒进，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我们反对唯条件论，但我们又是有条件论者。我国是一个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

三、不能辩证地看待快与慢的关系，是产生急于求成的认识根源

经济建设的快与慢作为对立面的统一，也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衡量经济建设快与慢的标准，就是看经济是否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离开这一标准的快与慢都是不对的，因为它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是，有些同志却一味盲目求快，重速度，轻效益，重产值，轻利润，往往以速度、产值论“英雄”；只能上马，不能下马，只能发展，不能调整，甚至把稳步发展看成是右倾保守。这种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快”，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恶性循环，延缓了经济建设的进程。

四、缺乏系统的联系的观点，是造成急于求成的体制上的原因

我们在工作中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联系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统筹考虑，总揽全局，把提高整体功能和效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过去我们一度往往强调单项推进，忽视了系统配套；强调了事物的一面，忽视了另外一些方面。例如，计划体制改革，强调了微观搞活，忽视了宏观管理；投资体制改革，强调了投资主体转移，忽视了制约措施；财政包干，强调了照顾地方利益，忽视了中央财政的承受能力；企业承包，强调了落实企业自主权，忽视了约束机制的建立；等等。加之法律、制度等各项配套措施尚未跟上，使多元化利益冲动缺乏有效的宏观控制。在“政绩”和局部利益的驱动下，各地互相攀比，争项目，争投资，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出现了各种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等急于求成的倾向，致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

如何纠正急于求成这一顽症，我认为应当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必须对实际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把革命热情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能克服主观主义，自觉坚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才能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克服个人在实践和认识上的局限性，避免决策的失误。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约束机制。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里十分重要的是，要认真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具体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决策程序，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

第三，坚持党性原则，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克服一切闹名誉、闹地位、追权逐利的个人主义和一切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思想，排除各种外来成分的干扰和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无私无畏，敢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真正做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此文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1991年第4期；《宁夏日报》1992年2月20日第三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