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心灵史

高处不胜寒

张承志无疑是新时期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他以“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自诩；他以表现辽阔的内蒙古草原、美丽的新疆、“回民的黄土高原”的那种远离都市的“自然”而自豪；他以敢于向商业化的世俗文学宣战并势不两立而自信；他以“不爱随波逐流”，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敢竖立“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为中国文学的旗”而自我评价。一些评论者肯定张承志不怕孤立无援、敢走“荒芜英雄路”、“始终注视着自己的心灵，并追求表达”的孤旅形式。且有人断言，张承志的精神世界“是健康心灵企慕的世界，‘他’的世界是一切健康艺术的所归和良乡”。然而，复杂的张承志的精神世界究竟能否成为“一切健康艺术的所归和良乡”，却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命题。

1.张承志一迈进文学创作的门槛，就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写于1981年的《绿夜》“使他从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变成一个艺术家”。他自称《绿夜》是一片从天而降的“绿羽毛”。接着，他以《黑骏马》享誉文坛。1982年，有了技法上极成功的《大阪》。1983年他创作了《北方的河》。这些作品的意图，是完成张承志对自己过去了的十多年人生价值的表达。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北方的河》，是张承志创作生涯的起步。这一阶段的创作，他停留在对社会现实的简单描述上，创造出了俄罗斯文学中那种温热的抒情氛围。

张承志首先把草原的苦难带进了文学殿堂，读《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和《黑骏马》，我们会被这种苦难撕扯进故事。他能把各种苦难写透，但留给人们的并不是苦难之后的甜美与幸福结局，而是在展现种种感伤和悲壮的时候让人们回头去找寻美丽的回忆，从而使人们认同苦难。这与同时期的伤痕文学有着质的不同。伤痕文学只是想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种种创伤，倾诉人生的心理不平衡或者与未来的不协调，把历史的伤痕揭开来给人看。而张承志却要在各种苦难中使人们看到人的刚毅、向上，人在苦难中表现出的宽容、巨大的自我牺牲，把苦难后面的人生意义和人格力量展示出来。

苦难“情结”占据着张承志的心灵，左右了他的前期创作，对苦难的深刻展示，使人们在张承志的意识中体味到生活的阳光和人性的感召，之所以如此，是这种苦难包含了“善”的内容，当然，张承志对苦难中的善的表现，并不是琐碎而细小的，他把这种纷繁的激情凝聚起来，塑造令人仰慕的偶像，索米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张承志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作家，“知青经验对张承志说来要相对纯净些，主要是构成他心底一种充盈的深情”。当他一头扎进都市时，面临着物欲和精神大厦的倾斜。面对着对丢弃了青春的知青生活的否定，他不是想把失去的物质和地位夺回去，而是感到了精神饥渴。他通过历史考据来证明他曾经生存过的那片土地的迷人和伟大，但自己失去的青春却难在学术意义上的大草原中找到。“为了不让别人因为工农兵大学生而瞧不起咱”，“他靠咀嚼回忆和捕捉以往岁月中一切温暖人心的印象，来维持内心的平衡和安定”。他全神贯注地创造出亲切的抒情氛围，在那种纯净而忧伤的诗情中，他渴求的心得到了抚慰。在着力表现“善”的温暖之后，他扩展了自己的精神空间。在《黑骏马》里，他已经描写了一个梦境的意象，英雄的坐骑“黑骏马”。然后又在《大阪》中出色的用三个层次的交叉创造了英雄要征服的目标——白雪皑皑地耸立着的大阪。看得出，这时候张承志已经开始设计“梦境”中的战士的幻象并善待这种如烟似雾的虚幻，用它和外界的物欲和空虚相抗衡，他进入了深深的自恋状态。

《北方的河》其实是张承志流动的思想的火焰，让自己的精神阵地流淌黄河、无定河、湟水、永定河，他的精神自恋得到宣泄。最初的精神阵地的轮廓清晰可见，茫茫草原、流动的大河，骑骏马朝着理想的大阪即将远征的战士威风凛凛，他已经有资格藐视俗尘！从这块阵地出发，张承志以战士的姿态远征。1984～1985年，他走遍天山南北，广泛接触少数民族，同时，深入了解西海固，使他的小说创作进入了黄金阶段。这时候，“个人视角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小说作为一定长度的叙述，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被个人视角强烈观照的结构的营造。在这样的结构中，意义取决于构图、技法和对色彩的处理”。作者使用意识流的象征手法写成了《残月》《晚潮》《九座宫殿》《黄泥小屋》等小说。

张承志一改小说的浪漫写法，赋予自然以神力，作品中明显的笼罩上宗教气氛。由追寻苦难到倾向宗教，其原因固然复杂，但主要有两点：一是“现实生活与张承志的理想表现出乖离”。张承志“固执地认为：所谓文明人与乡下人在道义、情感和地位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他生活在城市文明里，实际上却把自己独立起来。他向往自然，返回自然文明中去寻求那种古朴的理想；他信赖那些牧民，信赖那些朴实的劳动者，他从朴实劳动者身上发现一种圣洁的光辉。他的精神找到了依靠，不再感到茫然失措。而返回到那种自然文明中去，人与人之间只能靠一种虔诚的信仰联系在一起”。他仰视宗教，视宗教为最高境界。二是“深层次的原因是张承志想寻求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寻求民族新生的活力和基础”。这是张承志不满足于个人生命的洒脱和幸福，而追求人人幸福浪漫而又辉煌泛义的精神境界的结果。

在表现手法上，张承志和凡·高对话。《北方的河》发表以后，在国内招来许多指责，远在日本、处在孤寂中的张承志迷恋上了凡·高，对凡·高非理性的狂热、疯狂的旋转、扭曲超常的跳动的火焰极感兴趣。他深刻地感受凡高的色彩意义，比如“嚎喊的黑、挣扎的绿、激动的蓝、流血的红”这些都被张承志生动而又个性化的运用在自己的精神追求中。《残月》选择了暗蓝的基调、《晚潮》选择了暗绿的基调、《九座宫殿》用红尘红胶土地的红和远处沙丘的白比较、《黄泥小屋》选择了黑和红的突然对比。其实，张承志的色彩感觉能力在《绿夜》和《北方的河》中就已经显现出来。《绿夜》用绿色展示青春骚动，《北方的河》用黄色展示他对北方山水的痴情苦恋。和凡·高对话，只是对色彩认识的深化，他甚至把色彩和他的理想一并幻化，在后来的《金牧场》描述了一个梦境的金色牧场。但是，和绘画不同，“色彩毕竟不是文学的主调，色彩与情感联系在一起才能显示它的意义”。张承志感悟到了这一点，而且在五颜六色的映衬下波动着他神秘的宗教情感。同时，张承志显然还有极强的空间感觉和幻化建筑物的感觉能力。张承志沉浸于自己的精神追求，他的精神家园流动着色彩，闪烁着幻想的梦境的建筑，宗教引导着他进入第一道关口。如果说白雪皑皑的《大阪》究竟是什么还较为虚幻的话，那么这时候张承志倾心于宗教已义无反顾。此后，张承志走了一段失败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路。1985年他写了《胡涂乱抹》。又用一年时间写了《金牧场》。从《金牧场》的烦乱之中走出后，又写了《黑山羊谣》和《错开的花》。

《胡涂乱抹》是张承志一次真正的冲破一切构思局限的任情任性的宣泄，在思想上并不如前期作品成熟，但却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金牧场》的构思是一个找家园的故事，但他失败了，“那个三十万字的陷阱”弄得张承志“满心别扭”。《黑山羊谣》和《错开的花》是用诗写成的小说，“《黑山羊》是个神秘的象征，《错开的花》则是他用隐喻的手法对自己从草原开始到感悟真主的心路的回顾”。这两部作品，连他自己都承认，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感到陌生和艰涩。

说张承志走了一段失败的路，是说他采用极主观的方法，又用神示的诗体，结果是作品“情绪纷繁，感受重叠，明显的不如他的草原小说写得酣畅淋漓”，读者越来越少；说他走的这一段路至关重要，是指这一段路的“影响却不能低估”。原因在于张承志为了完全进入宗教精神状态，为最终写好《心灵史》所作的一次心智和思维方式的演练；《黑山羊谣》和《错开的花》又为《心灵史》准备了诗的形式，是在为他的精神阵地修建阶梯，他最终皈依了真主。《心灵史》使张承志由仰视宗教到融入宗教，由在苦难中追寻真理而把理想变成苦难本身，表现了苦难的极致，用以昭示世人。他站在自己精神阵地的顶峰，把他在寻觅中积淀的思想精华全部放飞。我们“看到一个执著的精神追求者、一个精神领域的苦行僧、跋涉者、一个由于渴望得太多而痛感到精神匮乏的严肃到特立独行，与俗鲜谐地步的作家的精神矛盾激化的历程。”

《心灵史》激情奔泻，不讲究表面形式和文学技巧，它是用诗的语言、小说的篇幅、散文的思绪去负载流动的感情。彻底突破了旧有的体裁规范。它集历史、哲学、心理、散文、诗歌、小说的写法为一体。张承志“不是让虚构的东西与纪实的东西巧妙地融合起来，他很清楚的让您感觉：这一段就是史料，这一段就是纪实，这一段就是主观理论，这一段就是主观抒情。它用一种主体的精神、情思，将不同的东西贯穿起来。读者也不会弄假成真或者弄真成假。张承志打破了纪实与虚构的壁障”。“这和对作者、文本、读者三位一体的追求也不相同”。张承志不注重形式了，却在手法上有了突破。应了巴金的一句话，“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

2.站在精神阵地之巅，为巩固自己的精神阵地而不懈努力。

张承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才子，首先用画笔作画来点缀他的精神家园。1985年就开始绘画，初作是《沙沟寺》《小白骒马》《青砖小墓》，这些作品以黑白为一对原色。第二批作品是《雪树》《雨的路》《风景》《夜草原》，他自己说这四幅画画得“干净、果断。”他第一次用画布画的画是《黄泥小屋》，第一次使用了奇怪的白色调的画是《〈海骚〉插图》。1989年，他画了《红太阳下山了》《光复洪乐府礼拜寺》。这些画的主题倾向完全和他的小说一致。在《心灵史》之后，他一直在修改这些画。他尽量使绘画和写作相得益彰。使画的内涵和苦难崇高的宗教重合，不管这些画是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他用画表现精神追求的探索值得肯定。他不想让精神阵地有任何缺憾，甚至不惜把30万字的《金牧场》改写成16万字的《金草地》，完成他对自己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沉痛失败的挽救。

一些评论者认为自《心灵史》后，张承志的主要目标是在民族信仰和理想的危难中无畏地站出，赤膊上阵抗击中国文人背叛文学信仰抛弃社会良知向庸俗投降的无耻和堕落，为中国的希望和苦难呐喊。这种看法显得表面化，张承志真正的出发点是珍视自己的精神果实，想捍卫自己的精神阵地。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他的阵地最起码是一种精神范例；另一方面，他怕他苦难的思想体验不被人理睬，以至于世俗的商业化文学把他的阵地淹没了，于是以守为攻，以期引起更大的注意。最有效的武器是使用随笔和散文，因此有人说“理解张承志不可不读他的散文”。

张承志的第一本散文集《绿风土》，收入了1978～1988年十年间他的38篇散文。《午夜的鞍子》等文章和他的前期小说情调一致，散发着对草原生活回忆的温馨；《绿风土》中也表露了作者隐藏在心中的一种对失败的英雄的崇尚；在《杭盖怀李陵》中，他对李陵事件的体验是令人惊异的，赋予李陵故事以新的历史内涵。《绿风土》倾诉给世界一个新发现，在《黄土与金子》《北方女人的印象》《金积堡》《心火》等篇章里，描写了西北高原上回民们的一种精神；在《潮颂》《禁锢的火焰山》中有对凡·高色彩的深刻感受。这与第二阶段的小说的精神相互关照。《绿风土》中的思路与语法大致统一起来，也基本上与对应物的意象统一起来，但由于流动太快太拥挤，我们隐约能感到叙述过程的散乱。

1994年，张承志鲜明地亮出了抗战文学的大旗，篇篇呐喊，字字战斗。《十月》《花城》在第一期同时登出了他的《清洁的精神》和《无援的思想》。重提“清洁”的故事暗含着张承志为保卫自己的精神阵地不惜像英雄荆轲一样毅然献身。《无援的思想》则抚摸长江黄河长城，以这些神圣的象征来作捍卫中国纯洁文学精神阵地的护城河和工事，这种维护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内核的精神令人感动。张承志究竟要抵抗什么？以什么为根据地？回头看他的《以笔为旗》，谁都明白，张承志神圣的精神阵地不容蚕食。

在张承志不断发表清冽独异的文章时，他的第二本、第三本散文集也相继出版了。随笔集《荒芜英雄路》集中体现了他守护精神阵地的前卫意识，是他在皈依之后面向世俗的宣战。《荒芜英雄路》放射出他歌颂底层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的光辉。“无论是讲音乐还是讲绘画，无论是讲古还是论今，无论是谈国际局势还是谈民族问题，无论是披露个人神秘感受还是议论严谨的学术研究，你从每一篇中都可以感受同一个声音，毫无例外。”在《荒芜英雄路》里，《感激沙沟》《心灵模式》《神不在异国》《宁可湮灭》《回民的黄土高原》《离别西海固》等一系列文章“倾洒着血性男儿强悍的暴雨”，倾洒了张承志皈依宗教后的激情。《荒芜英雄路》中的《起辇谷》《关于成吉思汗陵的思考》《历史与心史》等还向把学术研究视为私有、歧视人民的文化开火；《荒芜英雄路》与鲁迅对话，《芳草野草》《静夜功课》《致先生书》《渡夜海记》把心贴近鲁迅。但是思想涌动造成成堆成块的语言板结，阻隔思想、叙述程序的散乱已经很明显。这些随笔散文和小说《错开的花》激情冲毁形式约束的情形相似。

《清洁的精神》则收集抗战名篇，是张承志以攻为守的抗战进行时态。它具有西北风的凛冽和刺骨，它的出版首先是在思想界而不是文学界引起震动。

当代文学家很少有人像张承志，在一篇小说喷发之后回头突然猛写散文。因为他很难一下子从《心灵史》的激动中抽身，“于是，人有了一种不愿再回到低级形式的心情。短暂地瞬间地达到过诗，深沉地宿命地达到过心灵的历史——这使我觉得小说索然无味；生活本身比文学生动得多，但我的生存又只能依存于文学——那么剩下的路只有随笔散文，好像没有别的什么”。张承志很矛盾，深感思想无援，作了许多反省，连文学表现方法也开始回归，他要在《心灵史》后长长的岁月中纠正自己，“争取在以后做到——节制理论、抒发、修饰、语感上的各种超出分寸”。话虽如此说，张承志还是没有做到，最起码《清洁的精神》中有些地方不是这样。

张承志的散文随笔中的另外几种倾向值得提及。首先，他用散文的方法为自己的精神阵地定位。他把自己与周围的文人及文学行为作横向比较，认为自己的精神阵地是洁净圣土，其他文学派别和文人的努力则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其次，搜索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人群，和他们作了纵向比较。张承志评说了林语堂、郭沫若、沈从文、钱钟书的不足，从个人的观点出发又论说了鲁迅。再次，评价了曾经深深影响过他的外国作家，对艾依特玛托夫和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有深入的思考。这一切也多少引发了读者对张承志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的一些逆向思维。

张承志自己认为：在至今出版的约20本书中，只有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加上《心灵史》与诗体的《神示的诗篇》，还能令他满意，但实际上《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以及其他一些文章是《心灵史》的注释，这些散文集和散文算不得是他思想的继续延伸。也许，他感到满意的地方就是散文补充或者说注释了他的小说。张承志用散文精心呵护自己的精神圣地，至少有两点是成功的，一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二是让喜欢纯文学或者叫精英文学的人深深感动。但他那堂·吉诃德式的架势，给人留下了好斗的印象，也许他自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处在了高处不胜寒的境地。我们说他是在《心灵史》之后用散文为自己涂抹保护层，保护层太厚，就难免有故步自封之嫌。

3.张承志早期的孤独、感伤、苦难和崇高的“善”属于时代，因而其作品引起广大读者，特别是同龄人的共鸣。但从诗体小说到《心灵史》逐步融入宗教、趋向神秘，《心灵史》后的随笔散文，以是否认同宗教信仰为标准衡量文人、文坛和读者，谁还敢肯定张承志的精神世界是“一切健康艺术的‘所归’和‘良乡’”？

首先，张承志把自己交给宗教，就使他缺乏宽容的精神。他用信仰作标准指斥世人“堕落”，抹杀了生活对于创作的价值，结果使他走入偏激。后来在散文中的种种臆断和主观推测、言之无物，是一个例证。这势必影响他看问题的方法和他对文学现象的分析。他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他认为鲁迅先生的创作没有找到参照，这是他的一种误解。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等问题有深刻思考，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为中华民族而奋斗的精神深深感动鲁迅先生，他以这种奋斗精神为参照，努力创作、不懈思索，走出了苦闷和彷徨，不管他是否缺少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他都是文化战线上的真正旗帜。

张承志把文化界看成是自己的一个敌对营垒，感到绝望无援，以至于看不清许多文化人为正义为国家为民族默默奉献心血。因为文学界对他的《心灵史》反映不如己意，便以“白痴”相讥讽，他没有权力把意志强加给文学界和有选择权的读者。

张承志心灵发展的轨迹是清晰的。《心灵史》之后，他让更多的喜欢过他的读者失意迷惘。美丽动人的《黑骏马》不再被张承志看重，他认为它没有把“思考”指向那一方土地的“严峻生活”，他认为把人性写残烈、写到血淋淋才是表现“严峻生活”。他不可思议的否定了前期的小说，认为那只是“中学生的作文”，否定那些有如灿烂的阳光一样感动过人们的小说的精神实质。若能回到更广阔的生活范围中来，不去计较别人的评价，不急于给自己的精神阵地定位，不仅仅用散文去坐而论道，以张承志的才华和学识，肯定会有更多的好作品震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其次，批判大众文化，必欲置其他文学思想于绝境，也是一种失误。张承志在1989年以前有一种处在“悬崖”边缘的感觉，总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以神抗俗，“他写的是经他漂泊心灵涵化了的东西，抒发的是他自己的心音”，他游离都市、疏远体制、誓做直抒胸臆的自由人。这，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学现状格格不入。伴随着市场经济涨潮的大众文化的兴起，刺激着文学趋于商业化，具有文坛经济性人格的文学家也就应运而生，而文学的商业化极大的促进商业文学的大批量生产，大众传媒广为传播，被大众广泛分享。张承志要驾驶一艘自己的战舰在这雅俗并涌的海洋里航行，风险之大，不用赘言。并不是说文学商业化就是文学的归途，也不是说被大众主动接受了的文学都是精美和纯正的文学。但商业化世俗化的文学在现阶段不断扩充势力，抢占张承志的精神阵地，他无能为力，他固守无援的思想堡垒，知其不可为而为，仍惊呼“物的挤压”，他如何口诛笔伐，施以投抢匕首，“无所不用其极，却无力改变这种尴尬境况”。

说张承志与商业化世俗化文学格格不入，不是说张承志一无是处。张承志对待文学的精神滑坡，并不是冷静的理性的批判，而是激情的，寓于信仰的否定。他混同文学与道德，用信仰取代艺术评价，不论出发点如何，实际上和世俗文学一样，也选择了不恰当的文学的艺术审美视角——因偏执而漠视文学性。正如有人所说“我们能够理解张承志愤激的心情，而不能理解他意欲灭绝‘痞子’文化的极端行动”，用这种方法去否定商业化世俗文学，效果甚微，相反，商业化世俗化文学会以人多势重和合时宜而在一时得势，淹没张承志的阵地。即使时过境迁，文学的商业化势力衰退，回到它应有的位置去，当纯文学显示出灵魂地位的时候，张承志过于依附宗教信仰的文学圈子是不是太狭隘，他的境界能容得下“一切健康艺术”安家落户吗？很难。

张承志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坚守宗教一元的精神阵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深深地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在真正的思想无援的绝望之后，他正严肃地思考。若能冷静地整理自己、超越自己，他会为我们奉献上更好的作品。

199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