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梦楼随笔》的诞生

《无梦楼随笔》的诞生

何满子

《无梦楼随笔》是张中晓的遗笔，我不说遗著而说遗笔，是因为它的原生态只是几册零星的、散乱的札记，东一点西一点，任何人拿到手里，面对着这些疏疏密密、毫无系统、不成章节的涂抹，绝不会产生这是一部著作的印象。诚然，倘若有心人认真地反复地翻读这些零乱的笔札，会从这里那里发现许多闪光的思想，一些有如掩覆在草莽和枝叶间的璀璨的小花朵，然而如果没有路莘披沙淘金，将它们采集、爬梳、排比、绾结起来，人们是看不到这样一册令人刮目的闪烁着智慧的书的。

张中晓是一个早夭的天才。五十年代他曾“臭名”远扬。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曾有两条权威的按语给他以沉重的诛伐，一条在人民出版社单行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112页上，说“张中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如何如何；另一条在该书的125页上，说“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云云。

我很领会而且悦服事情应该向前看，不要老向后看的宗旨，中国古话里也有“既往不咎”的明训，再提这些往事实在也是万不得已而且还是乏味的。但是张中晓却从此从人生中沉没，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知道他已于六七十年代之交困阣饥馁疾累以死了。具体的死期谁也闹不清。上引按语作者的目光是锐敏的，现在胡风案已获昭雪，“反革命”的头衔不再存在，于是人们惊讶地发现，按语所评定的“敏感”、“感觉是很灵的”确实下得很正确、精当，人们能从这本《无梦楼随笔》中得到会心的印证。

我和张中晓相交大约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时他在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的新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常在耿庸家里见面；只记得五五年春节在我家里吃过一顿饭，胡风案发前约一周曾和耿庸一道在广西路一家川菜馆的楼上餐叙，这便是最后的一面。我对他实在知之甚少，如果没有以后的共同命运，这样的一点交往恐怕早就淡忘了。

大约是八一年底或八二年初，梅志大姐给我寄来一包用练习簿和记账本装订成册的东西，附信说这些是张中晓家人交给她的一些他的笔记，因为翻了一下里面札录有很多古籍上的文句，认为由我给整理成书是合适的。我略加检阅，眉头就蹙紧了。这是一些不成行不成款，密密麻麻地用毛笔写下的文字，引录着经书、子书、外国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文句；引文下常有些自己的评语和感想，同意或驳斥着引文，也有触类生发宣述自己的见解的段落，往往互无联系，一段完整的话分隔着几页乃至几十页又才出现，有些页面上的文字要仔细研究才能察觉它们和别的页面上的某段话之间的联系。总之，把人的脑子都要搞昏。看来，中晓写下这些东西是为了未来写某本内容浩瀚的大书作准备的。还是一些零星材料而尚未有次序地将它们统属归类，作为创作准备也属于最初阶段。

我们常常记得鲁迅说过的拿着亡友的遗稿就像手里拿着火一样那段动人的话，但张中晓的这团火可不是稍稍费点气力就可以出手的。我决定将这些札记的有用的段落一条一条抄录下来，作归类整理，然后理清头绪，再作编纂成书的考虑。这工作不是一月两月甚至一年两年所能完成，而我又相当忙，只能夜间腾出一两个钟头来抄录，还动员我的大女儿列丽帮忙，按我指定的抄下来。我想咬一咬牙，两年里办完这件事。

可是大约半年以后，梅志大姐来信，说中晓在新疆的一位弟弟，因为不放心这件事，已经委托了一个适当的整理者，要我把原件按地址寄去。实在说，不能为亡友办成这件事，我深感遗憾；也对中晓家属对我的不信任有某种隐约的愠恼；但想到有适当的人来整理，解脱掉我这一颇为艰难的任务，不免有轻松感。于是将原件寄去了。

又可是，大约两年之后，梅志大姐又将原件重新寄来了，说是那边的人不知怎么来做这件事，还是要我来做。从实招来，第二次接到手，心情已不像第一次那样急迫。当时我正带着一个研究生，我想请他帮我做点先行工作，这位研究生接了去看了两个星期，直白地回答我：“没有这本事。”我正和耿庸谈这件事，为之而发愁的时候，我们的热心朋友柯文辉自告奋勇，愿意承担，于是原件转到了他手里。

老柯也是忙人，做这件事是不仅需要学养和才识，而且更需要时间和耐心才行的。过了一两年，终于又将原件交了回来。几次转折，时间已经拖拖拉拉进入了九十年代，终于由路莘发大愿力，以她对一个未曾见过面的间接的朋友的责任感，以她对一个早夭的天才的哀矜和对他的遗札的喜欢，以她的识力和她女性的细致，将这些零星散乱的文字整理成了这册《无梦楼随笔》，这工程大致就像将一大批断烂朝报编成了一本历史。

大概除了玉成其事的路莘以外，再没有一个人如我这样深谙这一工作的甘苦了。这真是需要付出心力，作出牺牲的。作为中晓的朋友，我难以表述我对路莘女士的感激之情。当读者读到这册闪烁着智慧的书，缅想张中晓这位早夭的天才时，也一定会对此书的整理和编纂者路莘女士萌生谢意，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