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送我《尼罗河上的惨案》电影票两张，时间是星期天早晨八点三刻。夜来迟眠，一觉醒来八点已过，急忙起身收拾，和女儿上车奔赴剧场。幸好，汗津津地来到剧场坐定，银幕尚未拉开。于是，我安然地等待电影了。
移时，帷幕徐起。奇怪的是，一位女同志登台了。我正在纳闷：莫非临时起了变化？这个剧场今天不放电影，而是开会了？一听介绍，原来是为了帮助大家正确理解电影，在放映之前，特请某区影评小组某同志来作辅导报告。接着，报告开始。也接着，我站了起来，出外吸烟。吸完了两支烟，我想，这下可以看电影了，缓步入座。我问女儿：“快完了吧？”女儿答云：“还早呢！一共是三大点、四个方面。”
我又想，今天大概是招待电影宣传人员，听了报告，回去要照章宣讲的。问了邻座诸人，都回答说是买票而来，并无宣讲任务在身。报告继续“热烈”进行，听报告者早已窃窃私议了。然而，听众的忍耐功夫也很好，——我不知这是否美德？尽管窃窃私议者众，却没有一人提出抗议，除了曾经有人吹过一次口哨。然而，吹者自吹，议者自议，报告者自报告，扩音器在他手里呢！
报告总算结束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分钟。我所想说的，倒不仅在于浪费了这许多时间，而是想问：有必要对这部电影作什么报告吗？如言欣赏，留待观众自己去欣赏，去议论，不是更好吗？如言消毒，我不理解这部电影有何毒可消（即令是有毒的影片，这种临场消毒的做法能否奏效亦颇可疑）？我听见报告员批评了两点：一是剧中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者；二是剧中人说杀人是因为穷。我的老天爷，多亏及时指点，不然大家一定会以为那个戴眼镜的人就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啦？！至于剧中人所说“杀人是因为穷”，有哪一个傻瓜相信了？我真不知道这种临场消毒法是应该推而广之，还是应该当作陈腐的垃圾打扫出去？
从这里想开去，我倒悟出一些道理来了。
文艺有人管，小而有科，中而有局，大而有部，本来是好事。问题在于如何管。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心，必然是这也要管，那也要管。管来管去，管得死死的。文艺工作者倒也听话，其结果必然是百花凋零。人们常说，李杜元白不是什么人管出来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不是什么人管出来的，鲁迅的遵命文学，是遵革命之命，遵时代之命，遵人民群众之命。但是，我也不主张放手不管。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关心，管而得法，只会有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不是更好么？就创作而言，这段时期，文艺领导同志一再提出了开拓题材的问题，甚至举例提出了许多历史上的人与事都可以写。这是很好的。至于如何写法，却在作者本人，领导不必强为规定。即使是同一个题材，也应当容许各种版本并存。比如对司马迁，写他不顾“身残处秽”，写出了那么一部伟大的著作，当然好。同时，也容许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选择其他的角度来表现司马迁。又比如说曹操吧，有郭老《蔡文姬》中雄才大略的曹操，有《赤壁之战》中慷慨悲歌的曹操，也有昆曲和川剧《议剑献剑》中小花脸的曹操，还有人们看惯了的大白脸的曹操，甚至也应当容许有《战宛城》中出了点洋相的曹操。这样兼容并存，有何不好？再如杨度，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写的人物。如果真实地、历史地写他如何由声名狼藉的保皇党变成了光荣的共产党，那就只能显示党的伟大。这，也得容许作者按照历史真实去动笔，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
话扯开了，说的都是创作问题。回到本来题目，如何管文艺。还得放心一些，还得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鉴别能力，相信实践的作用。前些时候，日本电影《望乡》引起的风波，就是不相信群众之一例。此次，本人看《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听堂堂报告，又是一例。我们今天有些人，始终不相信人民的鉴赏能力，煞有介事地去防范某些作品中本不存在的毒素。这现象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一九七九年春夏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红旗》杂志文艺部邀请上海文艺工作者座谈文艺工作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本文是作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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