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市立图书馆所见

在悉尼，参观了市立图书馆和新南威尔士与麦考莱Macquarie两个大学的图书馆。对后面两个图书馆，只是匆匆浏览一过，不能有所了解。只是感到他们的图书馆设备都有一定规模，而在中文书籍方面，则远不能和国立大学相比。可惜的是，对澳洲历史最久的著名学府悉尼大学，虽然先后去了三次，都因行程匆匆，没有来得及去看图书馆。悉尼大学图书馆藏书两百万册，一向为人称道，在悉尼市立图书馆，停留了大半天，得到了较多的印象。

悉尼市立图书馆的普通书阅览室是一个极大的厅，书库也在这个厅内，存于四面围墙，共有三层，用楼梯上下。开架借书，读者自己上下楼梯取阅。入此厅，如同被书四面包围，立于书海之中。

这个图书馆的善本书部分Mitchell Library，另是一番景象。借阅手续与普通书籍同样简便，不需任何证明文件，更不需要什么关系学，任何人签一个名都可借阅。惠敏与我俱来，他从这里借来莫理循文书档案的极少一部分，使我窥其一斑。G．E．Morrison这位澳洲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在中国住了几十年，从一八九七年三月先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消息灵通，名噪一时；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凯政治顾问。袁世凯称帝，他反对。巴黎和会，他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二十一条，是他捅出来，交给他的继任者端纳发表在《泰晤士报》的。这当然有一个英日在华利益矛盾的因素，促成他这样做。但其后果，则是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事情，和他颇有关系。他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外人称之为莫理循大街。惠敏是研究莫理循的专家，他所编辑的《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共八大册，其中一、二两册于七十年代初由剑桥出版，内容极丰，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书。可惜由于成本太大，其余六本至今未能出版。现在国内业已将一、二两册翻译完成，即将出版。我曾经看过《通信集》的一小部分，发现它的材料确为外间所罕见。莫理循全部文书档案，存于Mitchell Library，除了八本《通信集》所载的全部信件外，另有日记及回忆录两大部分。日记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二〇年连续不断，一八九九年以前则为片断。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三部分合计，共装订成三百二十三本。此外，尚有莫理循遗留的剪报六百多本，照片和名片共有三十多箱。所有全部文书档案，无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关部分的重要资料。我看了莫理循的几页日记，几封来往信件。要把全部文书档案都整理出来，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惠敏和他的助手现在还在从事这项工作。他的助手只有一位（当我校阅本书清样时，这位年青的助手已经不幸病逝一年——一九八六年七月五日附记），而他本人，又由于研究莫理循而旁及于有关各人各事，都是要花时间的不小的工程。我对他说，为什么不多抽调一些人集中力量去做？他说，经费和人力所限，不可能。我想，这就不如我们国家研究工作的有利了。

莫理循，是澳洲各界所关心的一个人物。莫理循讲座，自一九三二年起由在澳华侨举办，至今已历四十三届，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学、艺术的一个项目。关于莫理循与中国的一部电影剧本，已由澳洲的电影剧作家写成，曾有中澳合拍之议。我曾在堪培拉会见这位剧作家Cecil Holmes和制片人Anthony Buckly，其时他们方访问中国归来。据悉，中澳双方对于这个电影剧本看法不尽相同，这不足为奇。对于近代史上外国的在华人士，自然要作具体分析。中外看法之不同，评价之差异，往往由于外国人并不了解近代中国的状况，不够了解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在外侮之前所受的屈辱和欺凌。而中国的评论者则忘记了这位被评论者毕竟是外国人，他所代表的终归是他所在国的利益。求其纯而又纯，那只有白求恩等少数几个人了。

这部电影剧本，是根据莫理循的传记《莫理循在北京》（Morrison in Peking）改编而成的。原传记由著名的学者Gyril Pearl写成，在澳洲受到注意。在去市立图书馆同天的上午，惠敏偕我去拜访了这位老学者，他的家有如一个古物陈列馆。之后，我们同去中国餐馆，由惠敏作东，吃了一顿好饭。他的夫人Paddy是一位非常热情而能干的人。

Mitchell Library的任何珍藏善本，都能很方便的借阅，工作人员总是不惮其烦地奔走寻找，为读者提供便利，为学术研究服务，我所看见的几个图书馆都能尽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