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割稻子！”

抗战八年，中国人民在干什么？“在割稻子”。中国知识分子在干什么？“在割稻子”。换言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御侮，以求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时期，敌机连续不断轰炸大后方，尤其是重庆，在狂轰滥炸之下，损失无算。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连续两天大轰炸，重庆几无以自存。一九四一年七、八月，值重庆无雾期，天高气爽，敌机持续轰炸，《大公报》损失惨重。《大公报》人就是在这惨重打击下坚持工作，鼓士气而励人心。据王芸生回忆说，八月十八日，他到南岸汪山探望张季鸾病。时张病势沉重，转月六日就逝世了。王与张谈到敌机轰炸，张说：“芸生，你尽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答：“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张季鸾突然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的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王芸生按此意，于次日《大公报》发表了《我们在割稻子！》的社评。《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作者评曰：“这篇社评很能代表这一阶段《大公报》的风格和精神，那就是坚持抗战，不屈不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在‘想个说法打击敌人’。”

“割稻子”是一象征用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张、王两先生和《大公报》抓住了这一点，形象地表现了这种精神与气节。《大公报》是知识分子结合的民间报纸，他们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正义之感。今写此文，据《我们在割稻子！》引申开去，回想知识分子八年期间的作为，这是可以写成一部书的题目，此文仅识其小，且仅限于大后方。

战时后方，昆明为学术重镇。所以然，厥维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在焉。三校学风，各有特点。北大继承了蔡元培创始的兼容并包之大，民主自由之风；清华功课严格，兼融中西，学人辈出；南开治校严谨，学有所长，尤以经济学科为时所重。三校融合，汇集众长，沛然为长江大河，执战时内迁大学之牛耳。万千学子，咸来就学。由长沙临时大学而迁蒙自再迁昆明，洋洋大队，徒步千里，已过中年的闻一多，舍舟车而参加了徒步的行列，何其壮也。及抵昆明，组成联合大学，百废待兴，生活的艰苦困难与全国内迁大学同，而八年之间，弦歌不辍，教师讲诵，学子莘莘。一切端赖三大学原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氏折冲樽俎，蒋、张两位常在重庆，梅贻琦往往独司大任，在艰难困苦之中应付裕如，而其家生活之艰苦与全校师生同，梅贻琦夫人每晨去菜场买菜，亦与全校教授之家庭同。硕学大师陈寅恪、吴雨僧、汤用彤、金岳霖辈，虽生计日绌，而安贫乐道，坚执以身殉的精神。闻一多治印以维生计，后复毅然走出书斋，与时代潮流契合。朱自清清苦自守，高吟时代之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是这一大批有气节的大师带领着这个大学维护了学术的尊严。于时学术空气弥漫西南，学术活跃为全国之冠。

成都，已成战时后方大学城，及陈寅恪、吴雨僧两大师受聘燕京大学，与原已在校的萧公权、李方桂、赵守愚、徐中舒等汇合而成学术巨流，程门立雪，学术高张。诸先生在极端艰苦的颠沛流离中，不废所守，而于抗日大业，关心备至，陈寅恪先生于此有诗篇流传。陈先生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句，对蒋介石与国民党表现了厌恶，而于抗战则表现出坚持到底的“割稻子”精神。先生长女流求有笔记云：“父亲常和老师们谈论时局，关心战事。”先生用目过度，右眼早已失明。居成都时，灯光昏暗，物价飞涨，营养极差，而先生仍勤奋读书写作，终致一九四五年左眼亦复失明。吴先生孑然一身，与学生共居于华阳县文庙的学生宿舍，踽踽独行，敬业守道。这就是一代大师们在抗战时期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在“割稻子”。

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无论师生，所居皆草棚，饮食极乏，而甘之如饴，浙江大学僻处贵州遵义，武汉大学在乐山，物质生活皆艰，而士气昂然，为抗战不计其他。

湘桂撤退之前，桂林为文化中心，文化名流不甘于重庆的政治压迫，纷迁桂林，一时文运发达，剧运昌盛，刊物众多，抗战的气氛最隆。而坚守重庆的学者、作家、戏剧家亦为抗战而不懈宣传，不废本业，抗战戏剧且独盛于全国。至于解放区，亦是全民努力“割稻子”。

及后，国民政府腐败日盛，独裁愈炽，而于抗战大业，更时有消极之态，广大知识分子抗战之志不衰，反蒋亦所以求坚持抗战，取得胜利。及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全民欢欣，举国庆祝。这胜利来得不易，以三千五百万人的生命换来，以无数财产的损失换来，以全国人民“割稻子”贵在坚持的精神换来。回想当年，张季鸾置个人病危于不顾，苦思“想个说法打击敌人”而提出“我们在割稻子”，可谓见事明而谋国忠。张季鸾逝世之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有云：“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这个评语表达了真实。

当年胜利之时，返思八年苦战，近看眼前现实，一夜之间，流传“惨胜”之说，如其实。胜利五十年了，如非健忘，其惨犹在。而五十年来，日本无悔罪之心，且时作狂妄之语，其情更令人愤。日本不承认历史，我们有时竟也忘了历史，一举手之间，赔款不要了，民间索赔也未提出，连个慰安妇事件也没有人议及，更不见有当年身为慰安妇者挺身而出，岂不可悲。我们的宽大、容忍，有以助长日本的不悔罪，一笑之泯（鲁迅诗“相逢一笑泯恩仇”），对不住死难将士、牺牲人民，也枉费了“割稻子”的人民的坚毅精神。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

（原载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