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先生非汉奸

李鸿章在世时，声誉之隆，两宫特别是慈禧，对他的宠信之深，一时无出其右者。朝中人望，他已骎骎乎凌驾于乃师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讨捻无功，继之者为李鸿章，居然功成；曾国藩居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措置失当，连《清史稿》本传也说“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继之处理此案者亦是李鸿章，“逾月而定”。此时的李鸿章，真可谓顾盼自若，旁若无人。而曾国藩则屡屡求退，一身暮气，坐在轿子里背诵经书，饭后一局棋，对手都让他数子，此老无复进取之心。位极人臣不招众忌，从来少有，最讲究修养且修养确亦甚高的曾国藩，对于凌驾己上的学生李鸿章，亦不能无忌言。如讨捻之役，曾国藩久无功，李鸿章正自得意，出言不免讥刺，曾国藩奏疏有云：“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有人告李鸿章此话有所指，李鸿章瞿然，从此对捻事出言小心了。这是暗指，一次甚至明白地对人说，不要和李鸿章作对，“今上甚从其言也”。酸葡萄之味毕见。

李鸿章崛起，在上海附近一战。他编练淮军，方开抵上海时，衣装破烂，洋人耻笑不置，人谓之叫化子兵。李鸿章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及战，洋兵数败，华尔率洋枪队弃青浦，走松江。李鸿章率部程学启（原属曾国藩军）战于新桥，乘胜攻泗泾，解松江围。洋鬼子不敢轻视李鸿章带的叫化子兵了，李鸿章声名大噪。从此之后，一帆风顺，直至甲午战前，享受了极高的荣誉。

自清初至同治，文臣封侯，自曾国藩始。打下江宁，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是时的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亦赏双眼花翎，以爵位论，在国藩之下，后来的岁月，鸿章所得优遇，就逐渐凌驾国藩之上了。同治七年，西捻平，鸿章八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这是国藩所未得者。光绪五年，鸿章受命题同治及其皇后神主。以学问、人品都远不及国藩的鸿章，得此当时认为无上光荣的尊崇，可谓极矣。自然，其时国藩已死，即使不死，按诸情势，典主之荣，也落不到他头上了。鸿章一生最高赏赐，在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甲午战发之前，光绪十九年正月，鸿章年七十，两宫赐寿。光绪二十年，赏戴三眼花翎，这又是乃师生前所未得者。《异辞录》有一段话，谓：“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德宗三旬庆典，文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

最可看曾李待遇之异者，是死后享受的不同。曾死，“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李死，“两宫震悼，赐祭葬，赠太傅，受封一等位，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专祠以祀，并命于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以上分见《清史稿》曾李本传）李鸿章的爵位，在死后和曾国藩拉平了，比国藩高了一级的是，京师建立专祠。国藩地下有知，当重复生前所说：“今上甚从其言也。”其实，重用后半生的李鸿章，初在恭王，后在醇王，因二王而邀慈禧的宠信，鸿章身价日隆矣。

甲午战败以前，鸿章虽亦曾受攻讦，还有人比之为贾似道、严嵩，袁爽秋甚而毁掉与鸿章子经方的儿女婚约。但攻讦主要来自反对洋务的守旧之士和清议朝政的清流党人，对他来说，是小焉者，不在话下。反对开放，反对学西法（尽管国藩和鸿章主张学的西法是尚未得其本，毕竟是进了一大步），其时已成不了气候，至于清流党，尽管激昂慷慨，终归是局外人空口说白话容易，无实际之补，亦于鸿章所图之大局无碍。对李鸿章一生最大打击，致命的一击，乃在甲午惨败。

尽管有人批评鸿章历次上疏言海防之固“似嫌过于自满，启上骄志”，又说：“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公（指鸿章）于事前似未尽知。”（《异辞录》）毕竟苦心经营数十年，鸿章于我海防及海军实力，还是比较清楚的。鸿章之咎，在于未力争不得以购买机器军火费用移以修建颐和园。《异辞录》作者刘体仁，对此说是“以汉臣而膺宠眷，未便与人家事，此不能为公咎者”。其说荒唐，动用军费怎能说是清室家事？正因为李鸿章于中日海军比较清楚，所以，他才不主战。多年传统观念，至今也还是如此，论战论人，往往概以主张战和判忠奸，主战者皆忠臣、英雄，主和者必奸臣、败类。鸿章在此种朝野议论影响下，没有公开明确表示反战，然《清史稿》鸿章本传，已道出鸿章之不主战，“至是（指甲午时），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方设谋解纷难”，就是通过外交谈判。张百熙疏劾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在朝野压力之下，鸿章自不能不战了。时头脑清醒的大臣无多，只孙家鼐力言衅不可启。私家笔记所载，也证明了鸿章已战而欲中途停战：“中日战事方起，是时当局要人李文忠为海陆军帅，手握全权；直隶提督叶曙青为大将，身当前敌；项城为行人，通使命，合词请班师以待天下公论。”战端已起，自然止不住了。

当时，主战最力的人，是李鸿藻和翁同龢。袁世凯奔走李鸿藻之门，张季直和文廷式为翁同龢耳目，袁世凯大言，按他的计划，可以制敌于先，这自然是胡吹。难怪战败以后，李鸿藻用袁世凯小站练兵，鸿章以羞辱之身归自马关，讽刺说：“余败军之将，候袁大少爷成军后可以一战。”

甲午终败了，且败得如是之惨，李鸿章声誉一落千丈，他还得含羞忍辱去日本马关谈判。鸿章本不愿去，“然辞气之间，不无踟躇”，这是他可贵的当大任的精神。李鸿藻怂恿他去，说是“好为之，所不与公祸福与共者，有如天日”。不能说鸿章因此一言而去，毕竟有一位大臣愿与共分担责任，有以促成其去。马关谈判，春帆楼面对伊藤博文咄咄逼人的气势，李鸿章虽败军之将亦足以言勇，当场还能使伊藤下不了台。而李鸿藻口出壮言，徒成空语。这正是做实事和说空话的对照。

回国之后，从此背上了汉奸罪名，“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成了千古名联。名丑杨鸣玉（又名杨赶三）讽刺李鸿章早在平壤之败时，是役李诏夺三眼翎黄马褂，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临场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禠我黄马褂。”可以想见剧场的强烈反应。不久杨死，乃有此联出。平心而论，以战败之罪归于一人，是不公平的。李二先生非汉奸，且为近代史上有功之臣，于中国近代化有功之臣。

甲午战败后，慈禧欲治主战者之罪，以为李鸿藻老成，且为同治之师，目标便集于翁同龢，但止于披其枝叶：吴大澂免官，汪鸣鸾被谴。无一词及于李鸿章，可知在慈禧心目中，李鸿章是无罪的。后，李鸿章使俄，慈禧对他说：“中国败于日本，汝辱斯甚。”可见鸿章负汉奸之名，慈禧亦知其辱其冤。当面一言，算是为他洗刷，更为了还要用他。庚子义和团起事，他以两广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组织的东南互保条约，给清廷和慈禧下不了台。辛丑议和，还得劳动这位衰翁。条约一订，他就在这一年死了，让历史去总结他的一生。《清史稿》本传，称鸿章“自壮及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振常按：自然是遭众骂），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不能把这话全看作门面语，李鸿章确有临事的精神，所以才一直到七十九岁高龄还在位做事。如果在他六十多岁以后一刀切，退了下来，当可免去后来汉奸之诬，历史也就残缺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

（原载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四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