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来修建马边城的呢？
据《马边厅志略》记载，此间有三大功臣，一是徐元太，一是李士达，一是汪京。
徐元太，号华阳，安徽宣城人，当时是四川巡抚。徐元太的功劳是平定“三雄”之乱，而由此他升任兵部右侍郎，加二品服，后又升至刑部尚书。
马边的建城跟徐元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提出了详细的治边纲要，其核心思想是不仅要“平边”“守边”，而且要“建边”：“置安边以固封守，设抚彝以便分理，开县治以育残氓，改守备以据要地，设巡检以辖黄郎，定酋长以束邛彝，修武备以控要荒，设堡墩以严烽堠，正疆界以杜侵争，清土田以供边饷，撤守戍以省远徭，更敕书以专责任，遴守备以驭穷陬，简职官以裨始事。”（徐元太《抚蜀奏议》）
他的观点是实用的，只有建设边疆，才能长治久安，而马边的修建也正是在他这样的思想之下产生的，所以给徐元太记上一功是理所当然。
第二个是李士达。
李士达，号信亭，陕西三原人，万历二年（1574）的进士，任平定“三雄”大军的监军，是坐镇战场的实际决策者。当时在选择监军这一重要人选的时候，李士达成了不二人选，“集群策推任文武才硕，谓监军非李公不可”（《李公去思碑》），也就是说他实际担当了军师的职责。
在马边建城一事上，李士达的贡献是“己丑春夷得荡平，寻议善后疏上报”（尹廷俊《建新乡镇记》），可见他又担当了善后文案工作。但他的上书很奏效，朝廷很快就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于是才有“增设马湖安边厅，建城赖因乡，御名新乡镇”的后续故事。李士达的文辞极具说服力，皇上欣阅之后，隆恩渥泽，为他记上一功也是顺理成章。
如果说以上二公算是倡导者、决策者，而真正的实干家是汪京，即所谓“两公之议，汪君之劳”（尹廷俊《建新乡镇记》）。
汪京，号佳山，湖北襄阳人，癸酉年（1573）的举人。
在平定“三雄”时，汪京是马湖府通判，平定后即被委任为马湖安边厅首任同知，这个职务是马湖府知府的副职，与通判相比略有升迁，食正四品服俸（通判一般是从五品）。按说，以古代官阶而论，汪京的官职并不算小，但他承担的却是一个七品官的任务，身居基层一线，在一片荒地上开荒建城，尽褴褛筚路之功，而非像其他官员一样走马上任，坐享其成。不过，这从客观上又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如果他继续在马湖府里做一个通判，可能谁也不会记住他，这次却让他因筑就了一座非凡之城而名垂不朽。
汪京来到马边后，在建城上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选址，也就是到底把城建在哪里呢？后来他们通过多方勘测，也综合了政治、边防、经贸、交通等各方面的因素，才决定将城建在赖因寨附近。但为什么要选在赖因呢？
赖因为山川全胜地，脉自峨眉正西迤逦旋盘而至，环山面面皆拱秀，江水绕城如围带然，乃喟然叹曰：兹非天造地设，以待王公设险也欤？
（尹廷俊《建新乡镇记》）
这个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
我们从清代嘉庆年间的人对马边地理位置的认识上，可以看出当时选择在此地建城的一些客观考虑：“马边地形如乂袋状，其东北三面俱与屏山连界，惟正一方全与罗罗接壤，汉夷交界地尽犬羊，延袤千有余里程途最为辽远。夷界分前后两营，前营烟峰乡，后营冈外乡。旧定汉夷交界处所，烟峰则有油榨坪、白甲湾、头坝、二坝、泸房坝、黑泥沟、牛心堡等处；冈外乡则有麻纲桥、中嘴、沙坝子、甘家山、麻柳坝、大中嘴、撒水坝、排甲冈、大鱼孔、小鱼孔、万石坪等处，万山回合，绝少平陂，奇险异常。”（《马边厅志略》）
这段文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马边处于这一地区的要害位置，自古以来就有村寨散落，是彝汉之间的交集之地，且三面临汉界，一面临夷界，有挟制之势。
从实际地形来看，马边城前是一条大河，浩浩汤汤，乃天然的屏障。而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它经过了五百年的时间考验依旧岿然不动，足见其建置的合理性，而我们常常看到历史中很多频繁迁徙的治地，往往都在岁月的长河中泯没了。实际上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马边是马边河与中都河的交界点，而这两条河是进入边地的天然通道，它是纷乱的地理关系中打通东西、南北方向的纵横点，而这正是一个隐形因素的关键所在。
城址确定以后，后面的具体工作才开始。
“呈图牒，度丈尺，高卑广狭，计城垣署而差算其陶瓦木石，徒佣财糗，奏记台司，遂发缗檄”（尹廷俊《建新乡镇记》）。这四十个字，讲出了这个小城经过认真度量，按照古建规制来绘图设计，仔细核算土木工程量，并报批建筑经费，然后经过省级政府拨发专门款项来建造的事实。
不难看出，马边城打造之精心，而且是一次性整体打造。马边城的建造处在明晚期，以明朝建筑来看，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对风水、选址、布局、周围环境等都有很高的要求，较前代大大提高，建筑材料也有新发展，所以新的马边城实不愧是一颗边地明珠，在内陆城治史上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建城总指挥汪京在把马边城建好后，想到了他的老师汪道昆，便恭恭敬敬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为这个新城写篇文章，当然能够做这件事的人自然不是等闲之辈。
汪道昆（1525-1593），安徽歙县人，此人官做得大不说，在文学、戏曲方面也堪称大家，是明代非常有名望的文人。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就专门写到过这个汪道昆，他与张居正是同年，官至兵部侍郎，后来因为一笔边防公款账目不实，张居正就在信中写了“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一语，汪道昆就辞官回家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芝兰”纵然有优美之貌，但开错了地方，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斫去”（《万历十五年》）。这实际是朋党之争害了汪道昆，虽然辞了官，但他的文名倒是丝毫未损。
那么，汪京为什么会想到汪道昆呢？
原来他与汪道昆在湖北襄阳有一段交集。汪京是襄阳人，而汪道昆正好在襄阳当知府，又同姓汪，两人便建立了师生之谊，“不佞为襄阳守，京固已受业及门”（汪道昆《建设新乡城碑文》）。汪道昆一直都很器重这个弟子，到了汪京在马边当同知的时候，汪道昆已经六十多岁，从官场退隐故里，但师生情谊很深。那时候，汪道昆觉得汪京很有能耐，经常夸奖他，说他是“固当授一郡丞以治四封，乃令以安边而丞马湖，则文武才也”。
汪道昆是清流，而汪京是循吏。当然，汪道昆的表扬也绝非是随意吹嘘，他的文武之才表现在哪里呢？在马边城建成之际，马湖府知府尹廷俊也讲到了汪京的一些事迹。
汪君悉心殚力，手画足驱，夙夜督理。缗办于官，工因于佣，曲为劝相，寒者布，病者药，间出内庖为粥为腐，市村酤以劳之，于是梓者、陶者、拽者、负者载土而转，石者运甓（即砖），而垩涂者林林若子来也。
（尹廷俊《建新乡镇记》）
这段短短的文字中展现的却是一幅壮观的筑城场面，砍木头的、制陶的、夯土的、担砖石的劳动大军汇聚在马边河畔，人声鼎沸，气势恢宏。汪京不仅要测量绘图，还要筹款招人，同时还要兼做郎中和厨师，日夜监工，劳作不息，非常辛苦。
马边城的修建速度很快，这不能不说又是一奇，“以己丑年（1589）孟冬月始事，以庚寅年季冬月告成”，耗时仅一年多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以来，整个凉山地区是一个慢慢从荒野中苏醒过来的区域，一些重要的地方脱离村寨形态，始建砖城。如洪武三十一年（1398）建会理城，它是从云南进入凉山的南大门，而这也说明明代是凉山地区城市兴起的一个关键时期。
新建的马边这座明代小城也是其中耀眼的一座，它是从四川进入凉山的北大门，而这体现的是明代的开边方略，版图扩张的痕迹始见清晰，“廓清南服，巍然称雄镇矣”（尹廷俊《建新乡镇记》）。
城建好后，汪道昆称赞汪京是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情，说他是“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也”。这些文字写到了文章中，刻在了一块“七尺之碑”上，作为建城纪念。
汪道昆还在碑文上写道：“京得以褒衣博带而当一隅，京不知所为，夫子固在邦将，将善而善善长矣。”（汪道昆《建设新乡城碑文》）
与他同代的高官尹廷俊的评价是：“汪君任劳任怨为不朽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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