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汉字，或多或少地都会接触到“六书”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人们分析周代以前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六书”中的“书”不是书本或者书写的意思，而是指文字。“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但是，《周礼》对“六书”的记载也仅限于此，并未加以阐释。后来，西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家、目录学家刘歆在《七略》中也曾提到了“六书”，但不够详细与完备。直至东汉时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才较为详尽地阐释了“六书”，他在著作中提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而对“六书”解释最详尽的则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后代学者研究和诠释六书，在次序上主要采用班固的说法，在称呼上采用许慎的说法。
“六书”所说的六种造字方法，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补充，而又各有各的特点和作用，它们是一个系统，不能把它们分裂、孤立起来，也不能把它们等同、并列起来。它不是预先制定的造字原则，而是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总结出来的条例。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在《六书论》中说过：“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意思是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
“六书”理论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和不足，有些学者在“六书”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新的理论，如“三书说”“新六书说”等，但对汉字而言，一切都还在发展之中，造字的理论也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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