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片开启了美国核时代的蘑菇云之下，爱迪生定义的“工匠集团”进入了下一个新阶段。1945年7月16日，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带着畏惧和欢乐注视着他们研制的原子弹照亮了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市上方的天穹。截至同年的10月，美国已经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使无数平民致残或丧生。
1946年3月1日，作为最有名的智囊团，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进行了特许注册。兰德（RAND）是英文“研究”和“开发”两词的缩写结合，它的创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明显带有保密、军用和分析性的色彩。兰德公司由空军五星上将亨利·哈里·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和前空军试飞员富兰克林·科尔博姆（Franklin Collbohm）建立。兰德公司致力于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级军事智囊来生产新式武器、制定战略，从而在国际层面保障国家利益。
然而，对和平的追求使兰德公司将最具创新性的方法投入工匠产业中。1950年，在冷战的早期阵痛中，兰德的分析员们开始着手编制人类行为，将它纳入一系列数学公式和方程中。他们的目的在于把战争中一系列的盲目攻击转化成一个复杂的资产组合，其中包括用于减少人力资本损失（特别是美国人力资本损失）的战略和方针。
博弈论是开端。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发展了博弈论，建议把数学概率谜题运用于人类行为。诺伊曼的基本假设是：博弈参与者是理性的，因此对于任何问题他们都倾向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或者理性结果。这个假设最初来源于18世纪的卡片游戏。
兰德公司被博弈论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甚至雇用了冯·诺伊曼，把他的零和博弈原理应用于自己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被兰德公司青睐的经典博弈论游戏是囚徒困境。
想象一下：两个人因为涉嫌盗窃了珍贵的钻石被捕。警察将他们分开拘禁，以防止他们互相串通。警察分别告诉他们：如果你坦白钻石的匿藏地点，你只需在监狱里待6个月。如果你拒绝坦白，就会被判处10年监禁。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每个人会被判处2年监禁。当然，如果你们都不坦白，并且找不到钻石，那么你们都会被无罪释放。
囚徒困境很好地解释了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的军备竞赛问题。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们变得非常痴迷于一种行为：囚徒坦白，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叛变。不幸的是，当他们因囚徒困境质疑测试对象时，答案更多地揭示了被询问者的政治期望，而不是预测可能的游戏结果。
自由党对他们的同僚拥有更多的信赖，所以他们会更多地预想两个囚徒之间的信任度。而保守党常常视自身为叛逃者，当关注人性本质时，他们更倾向于聚焦自身利益并相信自力更生。
到1950年，兰德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博弈论，不再把作它为国家安全政策的指导原则。兰德公司认为：对于囚徒困境，不存在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20世纪40年代中期，兰德公司开始寻找新的聚焦点，转向于关注一种自卫性战略方针。这种战略促使我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批工匠中的一员。托马斯·爱迪生组织了一批助理和工程师来帮助自己设想这个世界：它不是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张空画布。在这张画布上，一个大师级的工匠可以展现他对未来的设计。
兰德公司把它的创新步骤定义为“系统分析”，这是在1947年由一位叫埃德·帕克森（Ed Paxson）的工程师创造的。帕克森曾经是美军的科学顾问，他非常热衷于博弈论，并期望将其思想直接用于战争过程。受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筹研究的启发，帕克森开始把美国的防御政策从统计资料和死板的数据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这些传统的方法牵绊了政策的发展。
运筹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判定美国的可利用资源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毁坏，以及军事计划以何种有效性来达到损失最小化。战斗机应该在什么海拔的高度飞行？要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需要多少投入？数学在实现这些以数据作为基础的目标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系统分析与博弈论不同，具有典型的美国风格。系统分析首先会反映国家期望未来有什么收获以及如何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依赖现有的数据去探寻对国家现有防御问题的解决办法。亚历克斯·阿贝拉（Alex Abella）在他关于兰德公司的著作《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Soldiers of Reason）中解释了这一观点：“系统分析改变了最初的提问并且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想摧毁多少个敌方工厂？这些工厂是什么类型的？它们是如何防御自身的？为了完成我们的目标，什么才是最佳路线？使用什么类型的飞机？什么类型的有效载荷？”
尽管运筹学研究关注寻找新方法来改善并合理化现有的系统，但系统分析利用了今天现有的知识并加以创新，直到它创造了将来可能的问题，并且由设计出的各种系统来相应地解决这些问题。
运筹学研究简单说来就是一个人尽最大努力做好能做的任何事。系统分析强调扩大选择，哪怕这些选择根本不存在。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对梦想的许可。梦想一个民主的国度，她可以使自然的意志屈服从而实现自己的心愿，而不仅仅是梦想着毁灭美国的敌人。
这种概念听起来有点好大喜功，但事实却是它相当具有可行性。事实上，在经典的兰德范式中，梦想的过程本身就浸淫在数学和方法论中。想象中的项目被分类、估量并进行成本分析，就好像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如果一架新战斗机是方程的一部分，那么系统分析将决定它能飞多快、建造它需要多少成本、它能飞多远以及它要消耗多少燃料。
受到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的刺激，美国空军开始计划先发制人。美军任命埃德·帕克森为这个计划创造一种合适的导弹。
帕克森的方案既有创造性又令人沮丧，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为了研发一种“战争科学”，他开始编辑整理关于空爆能效的细节资料，资料中包含的数据的规模如此之庞大，以至于兰德不得不研发出早期的计算机来管理这些结果数据。
为了解决此类难题，帕克森在兰德公司的数据库创造了一种战争模拟情境，让空军和海军部队的飞行员可以在真实战场的影片中练习操作他们的飞行器。1950年，帕克森的结果报告《战略轰炸飞机系统的比较》最终揭示了系统分析的创新根源。
毫无疑问的是，兰德公司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它把美国的工匠们带入了深渊。兰德所谓的被用于“理性防御”的“理性方法”（核弹头的大量囤积），改变了美国在20世纪中期的反击政策，也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对越南问题的错误回应。
尽管兰德把关于保卫和平的提议描述成“具有现实性”，但事实上这些提议非常悲观。这是因为通过世界政治的最差情景分析，系统分析看起来比较倾向于在极端和预警性措施上给出指导建议，从而保卫和平。
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个共和党人，在1961年1月的告别演说中警示“军工复合体”的“难以寻找根据的影响”。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利用兰德研究员收集编撰的信息来为自己打败理查德·尼克松助一臂之力。
就在几年前，艾森豪威尔的调查显示兰德公司的报告是建立在错误的数据之上的。然而这不值得一提，因为新上任的肯尼迪是兰德公司“理性方法”的推崇者，是知识分子精英的典型。
肯尼迪就职后立即任命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作为时他的新国防部长。虽然麦克纳马拉不是兰德公司的一员，但他在解决问题时显示出的优秀的数字化特点，完美地与兰德人的世界观相契合。他的这套本事是在之前担任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时磨炼出来的。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柯蒂斯·李梅将军执行统计分析。这位将军就是后来兰德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一进入肯尼迪内阁，麦克纳马拉就雇用了查尔斯·希契（Charles Hitch）——兰德经济部门主任、《核时代国防开支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efense Spending in the Nuclear Age）的作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上任伊始的国防部长及其优秀的幕僚们很快就开始根据他们对未来战争形势的判断对国防部做出了部署和调整。空军规模大幅缩减而海军在极地的潜水艇工程找到了新的关注点和资源。这些决策做得节俭、高效且极具灵活性。同时，幕僚们养成的漫不经心的自信心也冒犯了完备的军队。紧随而来的是1961年4月灾难性的猪湾事件。这是在肯尼迪政权早期，由艾森豪威尔计划并由麦克纳马拉批准的。在这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培养的古巴人企图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失败之后，麦克纳马拉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永远不应该挑起某件事，除非有能力结束它，或者政府愿意面对失败的后果。”
1962年10月，凭借运气侥幸解决了古巴核弹危机之后，麦克纳马拉提出在入侵古巴之前，美国解除其在土耳其安置的核弹的建议，促使苏联秘密地撤除在古巴的核弹布置。这个年轻并缺乏经验的国防部长加足马力，将系统分析的执行作为战争的基本工具。在1962年4月第一次访问越南之后，麦克纳马拉谈道：“我们的每一个量化分析都显示我们正要赢得这场战争。”根据他的统计数据，这场战争将在未来的三到四年内结束。
到1967年被约翰逊总统解职之时，麦克纳马拉的幻想彻底破灭。在见证了无数美国人战死越南的事实之后，他开始确信这场战争是徒劳的，直到几十年后，他才公开承认了这一观点。麦克纳马拉把理性的、充满智慧并且富有创新性的方法用在越南战场上，却对血淋淋的伤亡束手无策。
自由思想曾使得美国的创新非常深入人心。然而，兰德公司以一种冷漠、不分是非的固执代替了这种思想过程。兰德的分析员们决心要进行群体性改革，却仅仅在群体性转变上取得了成功。在它激进的方法中，兰德泯灭了人类的本性——想象力，并且催生助长了美国桀骜不驯的个人主义。
团队协调性的创新观念要想重新展现时代精神，必然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在新的迭代中，个体工匠的价值被给予新的关注。纳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把这种理念变成现实中的微软，而他将会带来新的更具创造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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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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