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盒木刻刀

一日，在地摊上觅旧书，倏然间两眼被三个字套牢，无法移开。那是一只硬纸盒上面，在红底上有镂空的“木刻刀”三个粗犷大字。我喜欢木刻画，见此便定睛细看，三个字下面还有一行黑体小字：“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出品。”这叫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立马心跳加速，热血沸腾，这不就是简称“木合厂”的产品吗？瞬时，关于“木合厂”有关史料中的人与事，涌上了我的脑际。

“木合厂”原是在抗战爆发后，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会创办的“木刻用品供应社”，以五十元资金起步，请了几位工人制作木刻刀等用品，除供应本省，还向其他省市办理邮购。一九四〇年八月，改名“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由野夫、金逢孙负责，通过募集股金，在丽水租房设立工场。第二年因敌机对丽水轰炸不断，“木合厂”迁至江西上饶，又改名为“东南木刻用品合作工厂”。一九四二年夏，日寇进攻浙赣线，上饶失守，再迁往福建崇安赤石镇，正式更名为“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简称“木合厂”。厂里有三个铁工，两个木工，野夫任厂长。曾在《民族日报》做编辑的杨可扬，因报纸办得“不合时宜”，编辑部被迫改组，杨可扬就毅然离开。野夫得知后多次写信请他来赤石，一起办“木合厂”。在江西省第六中心卫生院做卫生宣传工作的邵克萍也应野夫之邀，来到赤石。杨涵也短时期参加过“木合厂”工作，后转入皖南投身新四军部队，从事木刻宣传工作。

当时，“木合厂”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杨可扬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及，说有一天早晨，铁工生起炉子，锅子里的水已烧开，可七八个人早餐的米还没有着落，他只好出门到朋友处借钱买米煮粥，解了燃眉之急。尽管如此，他们仍一边制造木刻刀、木板、木刻箱等木刻工具，一边编辑出版《木合》刊物。赤石位于闽北山区，镇上不通电，夜间行路靠燃烧竹片照明，屋内则点上昏暗的桐油灯。邵克萍留有一九四三年创作的一幅题为《木刻生产工场》的版画，生动反映了“木合厂”的艰苦环境。各地木刻爱好者在邮购木刻工具后，纷纷来信，还寄来木刻习作，请求指导。在无法一一回信的情况下，由野夫、可扬、克萍三人合作，编写了一册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给初学木刻者》。

野夫原名郑野夫，生于一九〇九年，早年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上海美专学习西洋画，后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在鲁迅的影响下，组织“野风画会”、“铁马版画会”，著有《木刻手册》、《点缀集》等，培养了许多木刻青年。解放后任全国美协副秘书长。可惜在“文革”中，年仅六十四岁便过早去世。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木合厂”从赤石镇迁到新兴版画的发源地上海，将大名路65号台湾银行上面的三楼租下，开始恢复木刻刀生产和书刊编辑发行。这时，中国木刻研究会自重庆搬来上海，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因经费匮乏，就借住在“木合厂”并向全国征稿，筹备“抗战八年木刻展”。“木合厂”还配合协会办了两期全国性的木刻函授班，编辑出版四期《木刻艺术》。其间，野夫接受上海地下党部署，组织可扬、克萍等，创作迎接上海解放的木刻传单等。

当年，“木合厂”生产的木刻刀等用具，虽无以计数，然时光过去六十多年，早已难见踪影。我于地摊不意中淘得“木合厂”生产的木刻刀，便携此拜见九十六岁高龄的可扬前辈，杨老见此惊喜不已，勾起了回想。他说这盒上两排字，是他亲手刻印的。那时制木刻刀，却找不到钢材，就去把废铁轨找来一点点锯下。刀柄的木头也无法买得，是就地取材，用茶木制成的。之后，我还先后与邵克萍、杨涵闲聊，谈及当年“木合厂”，承他们提供不少史料，所获匪浅。

是啊，木刻刀是木刻艺术创作的主要工具，提倡中国新兴版画的鲁迅先生对此有不少精辟论述，他说：“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的版画首先所必须”，“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木刻刀不仅刻制作品的画面，更是塑造艺术形象灵魂的工具。

这盒木刻刀共六把，平口刀一把，圆口刀大小各一把，三角刀大中小各一把。其中三角刀是用途最广的一种刀具，所以配备三种型号。经半个多世纪，刀刃稍有锈斑，但仍完好可用，刀柄已显浅黄色，手感依然滑爽，仿佛还留着镌刻者的无数次摩挲的手温。而如今健在的杨可扬、邵克萍、杨涵三位当年“木合厂”的亲历者，都是我的“忘年交”。一盒小小木刻刀，却让三位年逾九轶的木刻界前辈，对那段沧桑岁月有更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