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
李白这首古风以吞吐山河的气势描写了秦始皇一统江山后，干下的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为了永坐这万里江山，派遣了方士徐福到海上寻求仙药。虽然徐福一去不返，以致如今骊山脚下的深土里埋葬着秦始皇冰冷的遗骸。但是他对于海路的开辟之功，却永远留在了史册上。
秦始皇遣徐福求仙群雕
海上丝路的开辟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扫六合”结束了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秦始皇过度集权，严重役使百姓，统治苛急、暴虐。天下百姓饱受苛政之苦，终于爆发了起义，秦至二世而亡。西汉自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建立后，继续采取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汉武帝通过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诸侯割据的局面，中央政权对地方有了强有力的控制。秦汉时期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航海事业。无论是徐福东渡还是汉武帝灭南越国后的西航，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官方举办的航海行动。
秦汉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期，生产关系的变革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得到大发展，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秦统一中国后，实行统一货币、度量衡等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在沿袭秦朝制度的基础之上，废除秦代苛法，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提倡农桑，轻徭薄赋，鼓励生产，国家政局得以稳定。而农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桑蚕养殖和丝织业。史书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蜀锦产量达500万匹，据估计，生产这500万匹蜀锦需要原料茧多达2500吨，足以证明当时丝织业的繁荣。繁荣的社会经济与蓬勃发展的养蚕活动和丝织业，为中国的海外贸易提供了广阔前景，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条件。
秦半两钱的正反面
海上活动离不开船只。秦汉时期，我国造船业有了大发展。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期为平息南越叛乱而曾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足见当时造船水平高超，已可以建造体势高大、结构先进的战船。楼船可以视为当时造船技术的代表。除了战船，汉代的普通船只建造技术也很先进，当时全国有许多造船中心，如雄阳、巴蜀、长沙、豫章、会稽、东冶等。广东地区东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设有船尾舵，能使庞大的船体运转自如，说明这种装置至少在汉代就开始普遍使用了。鉴于船尾舵、风帆、指南针是确保船只安全航行的三大条件，船尾舵的出现和使用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大事。
养蚕场景浮雕
这一时期，天文导航技术也有了显著提高。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海上导航所用的占星书籍已达到136卷之多；地文航海技术也获得新发展，出现了对沿海岛屿地形地貌进行精确测量的“重差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航海地图的测绘与航程距离的推算。秦汉时期，人们还懂得使用风帆，来利用季风作为海上航行的驱动力。航海技术的进步使秦汉时期的远距离航海成为可能，再辅以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条件已经成熟。
楼船复原图
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
早在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初，就有了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之分，东海航线向东可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到了汉代，南海航线发展起来，形成了多条航线，向西可以远达大秦，是古代中国海外交流的主要航线。
自箕子东走朝鲜和徐福东渡拉开东亚海域交流的序幕后，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交流就未曾中断。到了汉代，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汉四郡”控制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中、日、朝之间的海上交流更为便捷。加上航海家开辟和拓展的新航线，东海航线已初现雏形。
海北道中航线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航线。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博多湾沿岸一带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造铜剑，并在古代筑前国地区发现了大量铜镜、玉器、钱币等，经考证很可能是经该航线传入。另一条主要航线北路北线则是沿辽东半岛南岸和朝鲜半岛西海岸航行，因位于黄海东岸与北岸一带而得名。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建武（25—56）初年，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一些国家的使者曾从辽东一带前往洛阳朝贡。由此可见，当时自辽东至倭国已有这条航线。
从徐闻、合浦出发的南海航线，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条通往印度洋的远洋航线,开拓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这一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派遣使者驾船西行而开辟了这条航线。它是南海航线的发端，此后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这条航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学界对于这些沿线国家的具体位置争论不休，但可以确定的是，就大体范围而言不超出今天的东南亚、南亚。由此我们可知当时航行的大体线路：航船从徐闻港、合浦港出发，沿着东南亚国家的海岸线航行，穿越马六甲海峡，继续沿海岸航行，进入孟加拉湾，最后到达印度半岛南端。
东海航线
广州通夷海道示意图
东汉时还开辟了到罗马的远洋航线。史书记载，东汉班超曾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当时的东罗马帝国），但甘英是通过陆路去的，当时有没有海上路线呢？对此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只知道后来汉朝和罗马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受安息所阻，商人们迫切希望开辟一条海上通道，大约至东汉中期，航海家们终于开拓了中国直通罗马的航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还记载有掸国借派遣使节祝贺汉安帝改换年号的机会，把罗马帝国的魔术、杂技演员引荐到洛阳的故事。中国通往罗马的第二条航线，是继续沿用西汉开辟的徐闻、合浦道，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等中介港沿海岸航行至罗马。这条航线的开辟得益于罗马皇帝安敦尼。162年，安敦尼率兵东进，击败了波斯军，占领了安息，将波斯湾纳入罗马的版图之内。此后，他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派遣使臣经海路与中国建立了联系。《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大秦王安敦尼遣使自日南檄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即是说的此事。这样，一条横贯东西的贸易之路就被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形成。
倭奴金印
随着海上丝路的不断开拓，中国人探索大海的热情不断高涨。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自然成为中国最早向海外探索的对象。自汉代开始，我国史籍中就有关于古代日本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今朝鲜）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到了东汉时期，中日两国开始了“遣使奉献”或“奉贡朝贺”。
众多史书的记载让我们对中日两国交往状况有着清晰的认识。《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着中日前期正式交往的情景：“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东汉光武帝时期，日本倭奴国王遣使前往汉都洛阳进贡，愿做大汉臣藩，求汉皇赐名，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遂封其为“倭奴王”，并授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委”同“倭”）。彼时，对于这样的海岛小国来说，中国是真正的天朝上国，倭奴国自然会想借臣属于汉王朝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汉委（倭）奴国王印
日本天明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日本农民在挖水沟时发现了这枚见证着中日交往历史的倭奴金印。金印出土以后辗转近二百年，直至1979年，发现者的后人将之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该印印面约合东汉度量衡制铜尺一寸（2.34厘米）见方，符合汉代规定所赐诸侯王金印大不逾寸的制度。印上金质蛇纽也与汉制相符。汉制以纽形表示不同名分，列侯为龟，将军为虎，蛮夷为蛇。印面篆刻“汉委奴国王”五字。在志贺岛发现金印处，立着一方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的石碑，以作为纪念。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在我国云南、扬州等地也出土过蛇纽金印和龟纽金印，其印面边长与汉倭奴国王金印相同，皆为汉制一寸，印面上篆刻的字体也相似。由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可知，日本200余年前出土的汉倭奴金印确实是汉光武帝所赐。这是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承载着两国“官方”交往之始，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考古发现。
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出土推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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