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兰斋藏书记

韦力

清赵氏小山堂抄本《读书敏求记》

此书作者钱曾是清初大藏书家，其父钱裔肃，以藏书精善闻名，钱曾少年时随父读书游历，后来又协助族祖钱谦益整理图书，自述二十余年“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当家资，悉藏典籍中”。与吴伟业、顾湄、曹溶、毛扆等许多著名作者和藏书家过从甚密，借校、借钞善本珍籍，且抄书纸墨精良，严加校勘，质量很高。钱谦益晚年曾将其绛云楼烬余悉赠钱曾，加上其父所遗及自己多年所藏，集书达四千余种。钱曾“见闻既博，辨别尤精”，遂根据自己家藏图书，作此解题目录式著作。然钱曾极看重此作，相传遵王将《敏求记》藏于书箧之中，尝随身携带，秘不示人。一次，江南典试官朱彝尊设宴邀请文人学士，遵王被约与会。朱彝尊以黄金美裘贿赂遵王的书僮窃取《敏求记》原稿，命书吏多人半宵抄出副本。从此始有抄本流传于世。

藏书家吴焯于雍正甲辰给是书写的跋语中称:“遵王撰此书，秘之笈中，知交罕得见者。竹垞检讨校士江南日，龚方伯遍召诸名士，大会秦淮河，遵王与焉。是夕，私以黄金青鼠裘予其侍史启箧得是编，命藩署廊吏抄录，并得《绝妙好词》先刻，遵王疑之。竹垞为之设誓而谢之，不轻受人也。晚年稍稍传出，江南旧家间有之。吾友丁敬身获此本于石门吕氏，又从竹垞已亡后其家属窃录而出……”故知是书于刻本之前极难得见，亦显出小山堂抄本之可贵处。是书对目录学贡献巨大，版本学家丁谕称是书:“《敏求记》传世之后，在图书版本鉴定方法上找出了一定的规律，提出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等不同特征以考定图书雕版刷印的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从而开阔了目录学的研究领域，为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因此在清代康、雍之后，受《敏求记》之影响，产生了众多的善本书目录和题跋记等著作。”

此本为赵昱小山堂抄本，赵昱字功千，号谷林，与弟赵信(意林)齐名，有二林之目，赵一清之父。其诗似中晚唐人，结体清醇无凡语，与杭世骏、厉鹗、全祖望等相唱和。赵昱是康乾间著名藏书家，其小山堂藏书之富甲东南。全祖望《小山堂藏书记》云:“近日浙中藏书之富，必以仁和赵征君谷林为最。”二林兄弟藏书渊源于祁氏澹生堂。二林之母朱夫人系明著名文献大家祁承爜之子祁彪佳之外孙女。然是书珍贵之处不仅是赵氏小山堂抄本，而尤为可贵者是此抄本又经文献大家朱文藻、吴骞批跋，并有近现代藏书家丁秉衡、曹大铁等人的题记、跋语。可称得上是流传有序。

朱文藻，号朗斋，乾嘉间著名藏书家，曾佐校《四库全书》，为汪宪代撰《振绮堂书目》十册，学术价值甚高。其亦有自藏书目名为《葆醇堂藏书录》。吴骞，字槎客，号兔床，雍嘉间大藏书家，与黄丕烈、陈鳣、鲍廷博等大藏书家齐名。《海昌备志》云:“笃嗜典籍，遇善本倾囊购之弗惜，所得不下五万卷，筑拜经楼藏之。晨夕坐楼中展诵摩挲，非同志不得登也。”

丁秉衡于是书前写了三段题记，详述是书本末，曹大铁亦以钱曾乡人之由谈得是书之经过。如此渊源有自之名书，一但得机会，自是不能放过。

《读书敏求记》，清钱曾撰，清赵氏小山堂抄本，朱文藻、吴骞批校，丁秉衡、曹大铁跋，线装，小山堂专用黑格抄书纸，一册。

钤印:小山堂书画印、双声馆、丁氏秉衡、常熟丁钧字秉衡藏、吴郡曹鼎、菱花馆、大铁父。

吴承仕稿本《经籍旧音》

吴承仕是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二十年生，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三岁应清廷举贡会考殿试录取一等第一名，点大理院主事。辛亥革命以后，任司法部佥事，1927年辞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专心研究经学及文学、音韵、训诂之学。与黄侃有“北吴南黄”两经学大师之称。曾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兼任教授。1934年在北平创办《文史》杂志。1935年10月创办《盒旦》月刊。1936年又创办《时代文化》。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吴承仕化名汪少白返回北平，由于积劳成疾而逝。当时延安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为其写了挽词、挽联。周恩来的挽联是“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足见对其评价之高。

吴承仕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此《经籍旧音》为其所作经学类最大的一部书，由于部头太大，成书之后，一直难以出版，后作《经籍旧音辨证》一书，为校《经籍旧音》所作。后因病逝使得《经籍旧音》终未能出版。余于嘉德得见此书稿本，计九册及一批散页，有一尺多厚，而有意思的是:在得此批稿本的前一天，中国书店售出吴承仕手札一通两页，价为7700元，而余得此逾千页之重要稿本，自然喜之多日。

《经籍旧音》，吴承仕撰，稿本，毛装一函九册。

雍正五年山带阁刊本《山带阁注楚辞》

《山带阁注楚辞》作者蒋骥，少好学，与兄蒋文元、蒋芳洲、蒋鹏翮、蒋汾功俱获文誉，里人称“里中五蒋，后来居上”。但是其兄四人先后博得功名，惟骥独困，老于诸生。一生以诗书自娱，及老犹不废学。对诗、古文、词时有论撰，尤其对《楚辞》功力颇深。此集蒋氏先用六年撰成正文六卷，七年后增补《余论》、《说韵》。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才将两部分合刊于世。共历二十年时间，可谓倾注了蒋氏毕生心血。蒋氏从历史年月、路线的行进、屈原的处境及作品反映的心情等方面综合考证，认为《哀郢》作于《涉江》之前。并善于阐发作品主旨。释《怀沙》，弃名家怀抱沙石之说，主汪瑗首创怀长沙说，并详加考辨，已为后代学者所公认。故是书是研究《楚辞》重要的参考著作。

是书初刻于雍正五年蒋氏山带阁，写刻颇精，不类于寻常所见写刻本，查国内公、私藏书目，北图、北大、中科院、社科院文学所、上图、南京、天一阁和重庆计八家有藏，虽称不上少见，然余喜其初刻初印，阅之赏心怡目。

《山带阁注楚辞》，清蒋骥撰，雍正五年山带阁刊本，线装，竹纸，一函四册。

钤印:小峰所藏、公威。

闻人诠校刻《唐书》

《唐书》又称《旧唐书》，后人为了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的《新唐书》相区别而改称为《旧唐书》。是书体例完整，有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计二百卷。记事上自唐武德元年(618)，下至唐天祐四年(907)，共计二百九十年的史事。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二月，开始修撰《旧唐书》，由当时任宰相的赵莹监修，主要参与者有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先、吕琦、尹拙等人。成书之时，赵莹已罢相，按照过去唐朝宰相监修国史的惯例，由当时任宰相的刘煦署名上表呈进。

《旧唐书》成书于唐朝灭亡后三十九年，有大量的官方史料作为修撰此书的重要依据。唐代曾几次编修过国史:唐初史官吴兢私修国史六十余篇;玄宗时，韦述在此基础上又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及《史例》一卷;肃宗时，柳芳又在韦述著作的基础上继续撰写国史，自唐高祖至肃宗乾元，共成一百三十篇。此外，柳芳又撰写《唐历》四十篇，止于代宗大历年间;宣宗时，崔龟从等人又撰成《唐续历》三十卷，止于宪宗元和年间。正因为有许多经过编撰、整理而成的史书作为后晋修《旧唐书》时的重要依据，所以《旧唐书》前半段写得较好，而宣宗以后，因无现成史书可依，故记载太过缺略。《旧唐书》虽然有抄录旧史而编撰不精等问题，但它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因此，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便多以此书为唐史的依据。清人沈炳震撰《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取新、旧《唐书》之所长者为正文，以次要者为注。其中大多数纪、传都以《旧唐书》为正文，将《新唐书》与此书记载有出入者为注文。

《唐书》亦是正史之一，历受学人重视，惜明后无完整宋本，仅铁琴铜剑楼藏有宋版六十九卷，视若拱壁。民国中商务借去，影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世始得见其影。此本即南宋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此外，学人研究《唐书》多以闻人诠本为依据。明嘉靖时，绍兴人闻人诠在苏州作御史时，看到了绍兴年间刻本、七拼八凑，勉强凑全，在苏州刻板。这是《旧唐书》的第二次刻板，此本通称为“闻刻本”。案闻人诠，字邦正，嘉靖五年进士，由宝应知县擢山西道御史，督学南畿，志刊复此书，遂称善本。叶德辉《郋园读书志》、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书目均著录此书，潘景郑、顾廷龙之《明代版刻图录初编》亦收入此书影。清人沈德潜依据此本，又参照它书详加校订，即成武英殿刊印的二百卷本。

于上海崇源见此书，时崇源公司新建，古籍主管崔尔平君原在朵云轩亦掌此事，余与之相识多年，崇源系从上海博物馆和上海文物公司所组建公司分出来者，崔兄亦参其事。今年九月，电告公司收到一批九峰旧庐所藏明版，计二十六部，其中有数部极佳。余及至海上观书，见有明正德二年《司马温公经进稽古录二十卷》白皮纸一函六册;明嘉靖十六年赵伯一刻本《韩五泉诗四卷附录二卷》白皮纸一册;明嘉靖二十七年《两汉纪六十卷》黄纸两函八册，内有群碧楼主邓邦述题记，内间有墨笔签条，系邓氏用清康熙蒋氏刻《两汉纪》与此本比较字句之异同，并于书后抄录蒋氏刻本序跋一册;明弘治十年祁司员彭哲等刻《新安文献志一百卷先贤事略二卷目录二卷》白皮纸四函二十四册，每册书均(“荃孙”、“云轮阁”、“曾经艺风勘读”，知是缪荃孙艺风堂架上物;明嘉靖袁氏嘉趣堂本《金声玉振集》白棉纸二函二十四册，是书嘉靖本完整无缺者甚少，多以民国影印本行世，此本独完，惜内有数页补抄;明嘉靖二十四年张子立刻《唐诗纪事八十一卷》白棉纸四函二十四册及此闻人诠校刻《唐书》等等。

崔兄告知以上一批书得自王缓珊另一夫人处，系“文革”中抄家入上图，后又退还者，故每部书均钤有“上海图书馆藏”和“上海图书馆退还专用章”，《全国善本总目》著录时未及撤出，故其上所录即为以上各书。

余睹各书，为之眼亮，二十六部书，寒舍仅有其中八部，故甚欲囊之，惜价极昂，终只得其中白眉二部。是书外尚有张子立本《唐诗纪事》，余为数位同好分之。

《唐书》(旧唐书)，五代后晋刘煦等撰，明闻人诠校刻，明嘉靖十八年刊，线装白棉纸，四十册，十四行二十六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间有刻工。

钤印:陈之延(白文方印)、九峰旧庐珍藏书画记(朱文小篆长方)、上海图书馆藏(朱文小篆长方)。

《唐诗纪事》

此书系纪事体诗史之首创，后之《宋诗纪事》、《元诗纪事》及《明诗纪事》均以是书为本。故是书自宋以来名气极大。作者计有功，字敏夫，临邛郡人，宋徽宗宣和三(1121)年进士。绍兴五年(1135)以右承议郎知简州，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绍兴七年入直秘阁都督府，翌年知眉州，后移知嘉州。计氏有感于唐诗日渐湮没，遂寻访有唐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等缮录而成此书。此书收辑唐代诗人史料，虽诗与事迹、评论并载，然重在录诗，共收一千一百五十家，收采极博，有功于唐诗非细。计氏之前，虽已出现过《本事诗》和《云溪友议》等辑录唐代诗人资料，以诗系事的著作，但大规模有系统地辑存作家、作品和有关评论而汇成巨帙，实滥觞于计氏。

是书最早刊本为宋嘉定甲申怀安郡斋王禧刻本，今已不传。世所见者为明嘉靖二十四年的两种不同刊本:一者是嘉靖二十四年洪楩青萍山堂本，此本源自宋刊，民国间商务印书馆之“四部丛刊”本即以此本影印;另一是嘉靖二十四年张子立刻本，此本源自传抄本，后明末汲古阁本即以张子立本为底本翻刻，但有所改正。到民国年间丁福保医学书局本即来自汲古阁本。可见后世对张子立本之看重。

此本亦为九峰旧庐所藏，余同闻人诠本《唐书》一并得之。案九峰旧庐主人王缓珊是民国初年著名藏书家，世讥其赀厚识贫，盛传其所藏之书品不高，当年傅增湘等大藏书家亦通过陈乃乾售书与王氏，据说所售之书均难称善。惜九峰旧庐之藏无书目传世，难知其详。今以得观二十六部九峰之藏明版，乃知其所藏品亦不低，或有明眼人掌其事亦未可知。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宋计有功撰，明嘉靖二十四年张子立刻本，金镶玉线装，白棉纸，四函二十四册，四周单边，白口，十行二十一字。

钤印:潘彬卿藏书记(朱文)、双清阁藏(朱文)、张(朱文)、龙辅(朱文)、绶珊六十以后所得书画(朱文)、九峰旧庐藏书记(朱文)、上海图书馆藏(朱文)、上海图书馆退还图书章(朱文)。

《乐经或问》

是书为理学名著，作者汪绂是康乾时人，家贫，父至金陵寻生计，贫不能归，绂在家奉母，数年不懈，母逝，流落四方，为陶窑画碗为生，仍每日苦吟读书，后出走上饶，过仙霞关前往福建，衣衫褴褛，白日乞食，夜宿野庙，后在枫岭被当地陈总兵收留，聘授子弟，方使之学业大进。汪绂一生读书广博，治学严谨，专守程朱，其时汉学极盛，然其能固守程朱，精研义理，可谓宋学中坚。

汪绂学问渊博，自六经至乐律、天文无所不精，《乐经或问》是其研究乐经的重要著作。此书系作者搜辑经书言乐者汇合而成，共分三卷;卷一首录舜典命夔章，次录《周礼·大司乐》，末补述乐律五声八音乐器乐舞，后附或问若干条，作者申明经义，辨析精详，对琴徽的安置及上弦之法皆详阐其理。卷二录《乐记》一篇，于记文之后详释章句，发明旨趣。对声音性情相关之理多有发挥。卷三为乐章，有工歌十一篇，笙歌九篇，但只存三篇，其余仅存其目，这些皆由作者据旧谱斟酌而成。后为琴谱笙谱，作者论述笙琴指法颇为完备。书末附《大成乐谱》。海王村见之，书品极佳，价亦不甚昂，又经刘半农曾藏，故收之。

《乐经或问三卷》，清汪绂著，线装，白纸，一函三册。

钤印:江阴刘氏、刘复、刘家书库。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等三种

是书系方功惠碧琳琅馆抄本，用方氏专用抄书笺纸抄藏，每页书口均有“碧琳琅馆”字样。是抄本内收《汲古阁秘本书目》、《季沧苇藏书目》和《藏书纪要》三种。

《汲古阁秘本书目》一卷，毛扆编。毛扆是著名藏书家、汲古阁主人毛晋的第五子，幼聆父训，承家学遗风，亦擅校勘。因拟售书于吴江潘耒(1646—1708)而撰此书目，后转售泰兴季振宜。共著录图书四百八十一种、二千二百七十余册，分四部编排，而以子集两部分类详赡。每书著录书名、撰者、刊本、卷数、钞写形式，间记钞写过程，后标注购书价格。由于是毛氏手录底本，故多记纸质及版本优劣、校勘情况，是历代官私书目中十分罕见的。书目中所记购书情况，对于考知图书流传及版本渊源大有裨益。

《季沧苇藏书目》一卷，清季振宜撰。季振宜，江苏泰兴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刑户两曹，擢御史。家道殷富，致力藏书，得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者尤多。此为家藏书目，凡著录图书一千余种。因书设目，不落陈窠，因所录宋元本甚多，被后世推为善本目录之泰斗而广为流传。是目可与善本汲古(阁)、述古(堂)两目互证，使人知其书尚在世间否，及其授受源流。

《藏书纪要》一卷，清孙从添撰。孙从添，江苏常熟人，县诸生。家多藏书，量逾万卷，有《上善堂书目》行世。此为孙氏关于藏书建设的专著。共分八则:购求、鉴别、钞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传统搜藏古籍所包含理论与技术问题，是十九世纪唯一一部论述图书馆学术的参考书，许多相沿至今的古籍善本鉴别、编辑等方面的术语也是出自此篇。

方功惠，湖南巴陵人，《巴陵县志》卷三十有传。李希圣《雁影离提跋》称其“官广东四十年，好书有奇癖，闻人家善本，必多方购致之，不可得则辗转传钞，期于必备”。广东吴荣光清筠馆藏书散出，尽为其所得。日本藩王毛利高标，于天明元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创设佐伯文库，收藏古籍极精，尽归方氏，运归中土。所珍藏宋本近四十种，元本近六十种。傅增湘认为方氏藏书可“附于丁、陆之间”，即堪与杭州丁氏、归安陆氏相比。袁宝璜谓:“近时藏书家，浙中有陆氏、丁氏，吴中有瞿氏，广州有伍氏、孔氏，揭阳有丁氏，搜罗珍秘，海内称雄，其书目类多可观者。方氏所藏，足与诸家抗衡。”

碧琳琅馆藏书在方功惠逝后，其子将全部藏书于1898年运到北京，大半售与肄雅堂，其余则捐赠给京师大学堂，而肄雅堂的老板丁子固，恰是当年为碧琳琅馆收书者。此名家抄本自当重之，书封面又有齐燕铭题写书签，故亟收之。

《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等三种，碧琳琅馆朱丝栏专用笺纸。

钤印:碧琳琅馆、巴陵方功惠柳桥印、巴陵方氏宝藏、方功惠藏书之印。

稿本《成山庐稿》

是书为清稿本，作者唐炯是贵州遵义人，字鄂生，晚号成山老人，室名成山庐，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官至云南巡抚，曾率滇军参加中法战争，后擅自逃回被逮问，戍云南。1887年督办云南矿务，经营十五年，成绩甚微，乃辞归。著有《成山庐稿》，此即该书原稿。唐氏另著有《四川官运盐案类编》等。《成山庐稿》是作者在成都养病期间裒平生所作辑成的，共收古今体诗六百三十五首。唐炯之诗，格韵、神骨颇有古风。书中《王序》称其“君诗志在扫除寇攘，休养凋残”。

是稿本系草稿之后之誊清稿，计二册，上册是蓝格，下册为墨格，均是棉纸。内有谭宗浚、史念祖、王闿运三人批校多处，由此可知递藏顺序。谭宗浚，广东南海人，号止庵，谭莹之子。同治十三年(1874)榜眼，授编修。官四川学使、云南盐法道。性好游，所至必探名胜，熟于掌故。著有《辽史记事本末》等，收入《希古堂集》，编有《蜀秀集》。史念祖，江苏江都人，号弢园，室名俞俞斋。弱冠以捐纳通判，从英翰军，对抗太平军，数保至道员，颇为左宗棠所赏识。旋迁藩司，复被劾。再起黔、滇藩臬。光绪二十一年(1895)授广西巡抚，三十一年督奉天垦务、盐务及财政事宜。王闿运，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号湘绮，室名湘绮楼。咸丰七年(1857)中举后，以文学游食于名公巨卿之间及入曾国藩幕。其后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又任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山长。曾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是书于海王村见而收之，以其为名家稿本又经名家批校也。

《成山庐稿》七卷，清唐炯撰，稿本，线装，蓝格棉纸，一函二册。谭宗浚题记，史念祖、王闿运批校，齐之彪署签。

钤印:景苏堂藏、齐之彪。

《昌黎先生诗集注》

是书又名《昌黎诗集注》，唐韩愈撰，清顾嗣立注。嗣立字侠君。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选庶吉士，改中书，博学有才名，喜藏书，尤工诗。此集冠有昌黎先生年谱一卷，宋洪兴祖辨正，方菘卿增考。嗣立采择诸家笺注复参以臆见所得。历史背景考诸新、旧《唐书》，考究韩诗用事皆以经史传注为主或旁采庄、列、葛、扬诸子。旧注所载古今诗话、宋元以来名公评语、清代名家顾炎武等人遗书绪论亦皆采入，互相校勘。此集征引丰富，考论精审，为昌黎诗集之名注，流传甚广，故非稀见之版本，然重其系沈钦韩通篇批校。沈氏是吴县人，字文起，号小宛，嘉庆举人，官宁国训道，淹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尤长于训诂考证，所著《两汉书疏证》最为精博，另著有《韩昌黎集补注》，颇疑所得之书即是沈氏所作《韩昌黎集补注》之底稿，日后暇时当细校之。是书得自海王村，初以为出重值方能入囊，后得之价仅心理价位之三分之一，大喜过望，得意多日。

《昌黎先生诗集注十一卷》，清顾嗣立注，康熙三十八年秀野草堂刊本，沈钦韩通批，线装，竹纸，一函两册，白口，左右双边，十一行二十字。

钤印:进呈御览、文起手校、传经堂印。

《孙可之文集》

是书又名《经纬集》、《孙职方集》、《唐孙樵集》，唐人孙樵撰，樵字可之(《文献通考》作隐之)，自称关东人。大中九年(855)进士。广明初，黄巢入长安，樵奔赴岐陇，授职方员外郎。曾自选文三十五篇成《经纬集》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后人辑成今本。作者长于古文，以韩愈再传弟子自居，为唐古文运动拥护者与参加者。然亦有刻意求奇、语言深奥之作。

读有用书斋本《孙集》为常见书，余得是本，内有齐燕铭用朱笔批校，所用底本为宋刊，故所校极善，并录有黄丕烈和顾广圻题跋。齐氏系中共高官中学问大者，五十年代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所出各种典籍校勘本，均是在他的主持下而得以实施。余重其手泽，于海王村收之。

《孙可之文集十卷》，唐孙樵撰，清光绪二年读有用书斋刊本，齐燕铭批校，线装，竹纸，二册，白口，左右双边，九行十九字。

钤印:阳羡徐氏正谊堂藏书之章、陈氏仲子、徐仁钊印

《馀园诗钞》

《馀园诗钞》作者缪沅，字湘芷，号馀园，江苏泰州人，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卒于雍正七年(1729)。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编修。五十一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十六年视学湖广，旋擢工科给事中。雍正六年擢内阁学士，出按山东，官至刑部侍郎。康熙间宋荤刻《江左十五子诗选》，辑入《缪沅诗选》一卷。此《馀园诗钞》六卷，沈德潜、金志章编，张廷玉、史贻直、黄叔琳、阿克敦、孙嘉淦、沈德潜、陈豫朋为之序，乾隆七年其子刻于葆素堂。

是书为乾隆精刻本，初刻初印，书品上佳，然非稀见之书，国内外公藏北图、上图、南图、浙图、日本内阁文库等十六家均有藏，越是名书，往往存世越多，以其人均喜而藏之之故也。后板毁于火，第四子橒增汰补辑，编为《馀园诗精选》四卷，乾隆三十八年刻于蕴真堂。虽为毁板后重刻，然却少见于原刻六卷本，此于版刻规律亦是异数。此书内容上多记康雍间党争之事，故沈德潜谓其“诗外有事”。是书为苾厂所藏，苾厂藏书余陆续见过百余部，均是清代稀见本及精善之本，苾厂事迹吾不详，三年前曾到版本专家李新乾先生府上，咨之此事，李老告知此人是民国年间北京藏书家，室名乐是簃。专藏清人文集，五十年代将其所藏售与北京文物管理所和中国书店，余事不详。余此书得自海王村，估计出自中国书店。

《馀园诗钞六卷》，清缪沅撰，乾隆十年葆素堂刊本，木夹板装，竹纸，一函四册，四双边，白口，十行十九字。

钤印:苾厂、乐是簃、苾厂藏书。

《东林列传》

明万历中，被朝廷革职的吏部郎中无锡人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等重建宋杨时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天启时，宦官魏忠贤专权，东林诸人与之相抗，被目为党人，屡遭迫害，杨涟、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均因此而被杀。附阉者并作《东林点将录》，企图将党人一网打尽。崇祯帝即位后，魏忠贤失势自杀，东林党人所受迫害才告结束。本书作者陈鼎字定九，江阴(今江苏)人。明亡后，虑史之失传，乃橐笔奔走二十余年，采访死难死事忠臣节义事迹，撰成《忠义传》六十余卷，共四千六百余条，惜被人窃去。后寓居梁溪惠山倪高士祠，整理旧稿，撰成此书。《东林列传》是据《东林党人榜》等所载的顾宪成等一百八十余人的姓名，仿照龚颐正《元祐党籍传》体例而为东林党人编纂的传记资料。本书作者因距离东林诸人讲学之时未远，又长期留心于乡邦文献，故所记东林党人事迹颇为详实。每传先列其姓名、籍贯，再述事迹，而节义炳著者汇载于前。

年前曾在琉璃厂见一后印本，计八册，因价不低，故未收。今仍见此初印本六册，亦是足本，买而归之。初印本可贵之处，并非只是徒具观瞻，往往在内容上与后印本有异。如此书之后印本，凡例与目录与初印本相比均有增删，在正文内挖改多行;卷一书名后第二行初印本是空行，而后印本加有作者之弟校订字样。惜未收后印本，难比其详。黄丕烈曰:“书有一印本，既有一件不同之处。”信其然也。

《东林列传二十四卷》，清陈鼎辑，康熙五十年山寿堂刊本，线装，竹纸，六册，白口，左右双边，九行二十字。

《爱日精庐藏书志》

《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清张金吾撰。张金吾，字月霄，江苏常熟人。生于藏书世家，精校勘考据，二十岁即有志于藏书之业，后所藏逾八万卷，自将所藏中择取宋元旧本、明刻精本及旧钞、精钞、精校编为此目。初为四卷，后增补为四十卷(包括续志四卷)。收书七百六十五部，每书首列某氏刻本，辑录名家论文集有关跋文题识，再就原书加以考证校勘，最后汇集撰写解题。对于宋元刊本及《四库》未采而后出者，“各为解题，识流别”。著录书名皆遵本，增注之文则以阴文区别，因此成为重要的版本目录学资料。

两年前，为寻访藏书楼，余专程到常熟寻找张金吾之爱日精庐，可惜晚到一年，此极著名之藏书楼已在一年前拆平了，改成了常熟中学操场的一部分，究竟斯文不绝，还在操场上立一石碑，说明了此地是爱日精庐旧址。面对此况，余之懊悔与伤心之情极难名状。今在海王村见是书，心中又有丝丝隐痛，虽此书已存一部，但心中一直给自己找理由，证明它比原藏品相好，终于买下，作自欺之疗。

是书是张金吾用力极勤之书，依《四库总目》体系排列，收入自藏之元本及《四库》未采进或后出者，在版本目录学上是重要的一部文献。又是木活字本，虽有错漏，然究是名书。又经夏孙桐和吴希贤曾藏，更为此本添色。

《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志四卷，清张金吾撰，光绪十三年吴县灵芳阁徐氏木活字本，线装，竹纸，一函十册，四周单边，十一行二十四字，白口。

钤印:夏孙桐印、希贤藏书、吴希贤印。

《困学纪闻》

《困学纪闻》二十卷，南宋王应麟撰。王应麟，字伯原，号深宁居士。生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卒于元贞二年(1296)。浚仪(开封)人，后迁居庆元路(今浙江宁波)。淳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治学继承吕祖谦，为当时之著名学者。其治学公允，不搞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底，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弇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当为确切评价。

《困学纪闻》考经书，主要是以明其事理为主，解释书中典故，明其本意所指，多以事例说明之。如该书在考《易》中说:“五阳之盛而一阴生，是以圣人谨于微”一句。前半句言“物极必反”之理，即阳盛极而转阴，同时有阴极而转阳。后半句言防微杜渐。同时也说明，物之所极非突然矣，乃渐之而成。《困学纪闻》是王应麟札记考证文字辑集。作者对以往诸家考释经、史、诸子中的不全备或自相矛盾以及疏误的地方，都用己意补正。书中总共两千条，各以类聚。《困学纪闻》成书于入元朝之后，曾有元刻本。应龙、袁桷各作书序。清阎若璩、何焯、全祖望等亦为之校评，余姚翁元圻为之作注。

民国年间，张元济先生主商务印书馆，选能得到的最好底本，影印《四部丛刊》等书，傅增湘先生搞到一批康熙时期公文纸，俗称册子纸，将其寄给张元济，请其代为将商务所影印的善本用此纸各印一部。从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中，可以看到傅增湘多次给张元济去信，谈到得此纸之难，请其嘱托印刷工人要节省着用，并画出规格，说明如何裁剪才能省纸。可见藏园傅氏对此之重视程度，从中也可知此种印本之稀见:每种只印一部。

在《论书尺牍》中，惜未谈到总计印了多少种，要想搞清此题，只能一部一部收之，多年以来，余极力收之，得十四种，今日得见者为第十五种，急收之，不论值也。吾今可证傅氏藏园用册子纸影印善本至少有十五种之多矣。

《困学纪闻》二十一卷，宋王应麟撰，民国十五年影印本，线装，康熙册子纸，一函八册，所用底本为元泰定二年(1325)庆元路儒学刊本。

蓝印本《吴郡图经续记》

《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宋朱长文纂。朱长文，字伯原，未冠举进士，后官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等。朱氏自序，“谓祥符中诏修图经，每州命官编辑而上，夫举天下之经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简，故陈迹异闻艰于具载，于是参考载籍，采摭旧文，作图经续三卷”。此书取材广泛，“虽浮图方士之书，小说俚谚之言，可以证古而传久者，亦毕取而并录”。《四库全书》评介是书:“征引博而叙述简，文章尔雅，犹有古人之风。……五代以前无闻，北宋以来，未有古于《长安志》及是记者矣。”为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方志。

是书为乌程蒋氏影宋刊本，为其所影刻之七种之一。蒋汝藻，字元采，号孟蘋，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早在道光咸丰之际，汝藻的祖父和叔祖藏书已经小有名气，其堂号为“传书堂”，内藏多达八十八部的宋本及一百零五部的元本，这些宋本很多是从他的吴兴同乡吴云“两垒轩”及湖南湘潭袁芳瑛“卧雪庐”两家后人所得。蒋汝藻藏书最得意者为《草窗韵语》六卷，是宋代周密的诗集，蒋汝藻在民国五年以一千五百元高价获得后，取作者及书名各一字，将“传书堂”又重新命名为“密韵楼”。蒋汝藻以二十年经营之力，成就的传书堂巨藏，到民国十四年时因事业亏折，不得不向浙江兴业银行典书偿债。所影刻的七种善本书版，在2001年亦售出，余曾得见，亦欲得之，因事而未果，后其中部分为吾友所得。此书初刻精印，罗纹纸蓝印，开本极大，知是专以赠友之用。得此套书者为藏园傅增湘，卷首钤有“藏园”和“双鉴楼藏书印”可证，亦见傅氏宝爱程度。蒋汝藻是民国时南浔四大藏书家之一，五年前余在南浔找到了其藏书楼旧址，亦是一快事。

是书名气极大，为民国间影刻本极精者，又兼罗纹纸特制赠送本，亦是一精美把玩之物矣。

《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宋朱长文撰，民国十三年乌程蒋氏乐地盦影宋蓝印本，线装罗纹纸，一函两册。

钤印:藏园、双鑑楼藏书印。

《坦园六种曲》

六种曲者:《姽婳封》、《桂枝香》、《理灵坡》、《再来人》、《桃花源》及《麻滩驿》，其中《姽婳封》六出，写《红楼梦》中姽婳将军林四娘故事，歌颂清将周云耀夫妇死节。《桂枝香》八出，取材小说《品花宝鉴》，写书生田春航与优伶李桂芳的情谊与交往。《理灵坡》二十二出，写明末长沙同理蔡道宪被擒拒降死节事。《再来人》十六出，写福建老儒陈仲英转生两世的故事。《桃花源》六出，故事出自陶渊明《桃花源记》。《麻滩驿》十六出，故事取材于毛奇龄《沈云英》本传。六种传奇，非一时之作，于二十余年间先后完成，合刻为《坦园六种曲》。为清末杨恩寿所撰。杨氏博学多才，词、曲、骈文兼工。此书为其代表作，亦是一部名著。吴梅称其:“杨坦园六种曲，学蒋士铨，而远不如黄燮清。其《再来人》、《桂枝香》二种特佳。所作《词余丛话》特胜。”日本青木正儿称:“思寿词彩虽不及黄燮清，然其排场与宾白之技巧反过之。”余在海王村见是书，后附有《词余丛话》三卷、《续词余丛话》三卷，初印本，书品极佳，开本阔大，价亦廉，乐而收之。

《坦园六种曲》，清杨恩寿填词，光绪长沙杨氏坦园刊本，线装，白纸，一函八册，白口，四周双边，八行二十字，有眉批。

五代刻本《雷峰塔宝箧印陀罗尼经》

记得上初中时，课本中有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时始知雷峰塔之名，然主要是对其中所叙及的白蛇青蛇故事有兴趣，对其所出塔经则难能有兴趣了解。多年后读得俞平伯之《记西湖雷峰塔发现的塔砖与藏经》一文，其中详述了雷峰塔经的来龙去脉，塔崩圮时，恰为俞氏所见，故写得极生动，内文考据亦详，使余始有能一见真经之愿望。后喜藏书，则更加有能拥有塔经之愿，惜流传稀少，多年未能得之。

雷峰塔倒于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左右，塔砖中有经，在此之前人们已约略有闻，因从塔身抽砖出来，砸开后找经，据说塔最终倒下，也与人们取砖有关。及至塔倒，人们蜂拥前往找经，“是日下午则新市场停泊着的划船悉数开往南屏方面去，俨然有万人空巷之观”(俞文)。

此经全称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印有题记三行:“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从此可知是钱俶所刻。案钱俶，杭州临安人，为钱镠之孙，崇信释氏。从这段题记可知两事:一是经数为八万四千卷，但一般认为此数是为合八万四千法蕴数，故乃盖数耳。然难证其实;二是此经造于乙亥年，按乙亥年为公元975年，至塔圮为九百五十年，至今则逾千年矣。

余在嘉德见此经，然对塔经真伪概念全无。因年代久远，再加上雨水浸砖体，故经卷大部已朽，能得者极少，而求者众，故伪造之经迅速而出，传至今日，真品十难得其一。故请出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方广锠先生，国图善本部李济宁先生及日本女子大学陈捷老师共同掌眼，方老师见之曰:平生见过此经四十余卷，如此之好者则极难见。余闻此言，底气大增，终于入囊，了此一愿矣。

所得之经，首尾均有残，千年之物，难以苛求矣。俞平伯曰:“一字不损本，我从未及见。所谓一字不损，只是此卷字缺得本少，再加以补苴，遂成全璧。其实就常理推，在千年坏塔中求一字不损之全经，此望无乃过奢。”读此文心略安，存一残本疗渴饥可也。

同时见者还有一民国翻刻本，旧纸影刻，亦约略可见真经貌，为比较异同，故一并购之。真假同得，亦是一趣。听方老师说，塔经亦有两种年款不同者，不知何时能得之?从俞文中还知除塔经外，还有一种塔图，长与经等，粗仅当其四分之一，上蒙以红绢套，无封题字，尾亦有题跋，落款为王承益，更稀于塔经。不知何时能得一件?古人云:聚书好货，均为一贪。其我之谓欤?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五代刻本，民国雷峰塔出土，黄麻纸一卷。

元刊《中庸章句或问》

是书为海内外孤本，公私藏书目均未见著录。于嘉德见之，惜俗手装池，将栏外天头地脚裁去而改成册页装两册。然朱熹之名，自宋后难有比肩者，其著作研究者可谓伙矣，几百年来不见著录，当是极难得之物了。曷再苛求耶?重值收之。此书为余今年所收之书之白眉。

是书卷首序后有牌记两行:延祐甲寅艮月/麻沙万卷堂刊。一览无余地列明了时间、地点和刊刻者。福建坊刻中以建安余仁仲之万卷堂最为名气大，余氏刻书世代相传，直至明代仍以刻书为业。叶德辉曰:“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余氏刻书在南宋为盛，但其元刻本世未得见，故此书为世人所见之余氏所刻元刊第一种。

是本字体为颜，字风峭砺，行窄字密，是典型的麻沙本。从内容上讲，朱熹所作章句、或问均不稀见，而章句或问合二为一者则极难得。据说日本藏有《孟子章句或问》，他日若能得见，则可搞清楚是否四书均有章句或问的问题了。

《中庸章句或问》宋朱熹撰，元延祐元年(1314)福建麻沙万卷堂刻本，线装，黄麻纸，二册，四周双边，十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

《文献通考》

是为名著，作者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省)人，元代著名历史学家。父廷鸾，南宋度宗时为右相兼枢密使，因与贾似道不合去官，著有《读史旬编》，“始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咸淳九年(1273)，马端临漕试第一，以荫补承事郎。南宋亡，隐居不仕。他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典章经制记载过略，“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要“推寻”典章经制的“变通张驰之‘故’”，必须“融会错综，原始要终”，只有杜佑的《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但《通典》的下限止于唐天宝年间，以后则缺。故马端临以《通典》为蓝本，重编一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即《文献通考》。全书编排，颇具特色。每一门类，依时代先后叙事，前有小序详其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具体排印，叙事之文顶格，补充叙事则低一格，诸儒评论及其“按”语再低一格。其间，夹有小注。在评论中，有引“光公曰”者，即其父廷鸾之说。

版本目录学家和藏书家均重视此书，原因为是书《经籍考》中著录了自古迄宋存世可考的图书约五千种，是宋代目录学的总结性著作。到清代后，世人将此书及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合称“三通”。

年近岁末，书友告知见一整套《文献通考》，白棉纸，大开本，一百二十册，并说是明正德本，问及行格，方知是嘉靖三年司礼监本，是书今可得见者大部分为残本，整套不缺者难得一见。故马上电告友人将书留下，带款前往，见书品上乘，仅第一册略有水渍痕，余完好，无补无衬，开本阔大，并卷首钤有“广运之宝”大印，知是明宫中之物，议价得之而载归，甚得意。

《文献通考》今能得见的最早刊本是元泰定年间西湖书院刻明递修本。明代则有正德十六年慎独斋本及此本即嘉靖三年司礼监本，而以此本为最善。台湾“国图”存是版计一整套和二个半套。既使整部的一套也有多处抄补，可知此书完整无缺者并不多见。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撰，明嘉靖三年司礼监本，线装，白棉纸，二十函一百二十册，四周双边，十行二十字，黑口，双鱼尾。

钤印:广运之宝、蔼菴宋源、吴兴丁友恭堂所藏、写十三经室。

齐燕铭批校本《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一部有影响的巨著。全书凡十卷，共有文五十篇，“上篇”二十五篇分为两部分:《原道》、《宗经》等前五篇为总论，《明诗》、《诠赋》等后二十篇分论各种文体之历史发展及特征。“下篇”二十五篇，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时序》、《物色》、《知音》诸篇，是有关文学创作、批评等重要理论问题专论;最后一篇《序志》。《序志》中称:“《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续，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见此书受当时三教同源思想的影响，融儒、释、道于一炉的文艺思想的特点，但其中儒家思想仍占有主导的地位。

近两年齐燕铭藏书散出，余得之四十种许，细观所得，知齐氏非仅能藏，亦善读之，大多书均有其详细批校，并识以断语。齐燕铭(1907—1978)是北京人，蒙古族(镶蓝旗)，姓齐利特氏，笔名齐鲁、叶之余。1930年中国大学毕业，历任中法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师，1935年起，参加革命，并与张致祥合办《盒旦》半月刊。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等。著有《中国文学史略》、《中国戏剧源流》、《印谱题跋》等。

是书齐氏用黄、红、黑、绿四色过录了五家批跋，其中黄笔录赵万里，红笔顾广圻，黑笔谭复堂，另一种黑笔沔阳卢慎之，及绿笔纪晓岚。满批满校，可见齐氏用力之劬。

《文心雕龙》，光绪十九年思贤讲舍刊本，线装，连史纸，一函四册，黑口，左右双边，十行二十一字。

钤印:齐燕铭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