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宗朝的军事

一、蒙(元)侵宋战略方针的再调整

蒙古自窝阔台汗六年(1234，南宋端平元年)发动对南宋的局部战争起，到至元元年(1264，南宋景定五年)忽必烈战胜其弟阿里八哥，最终夺得政权的二十一年间，通过一系列侵略战争，先后占领了南宋的关外四州和四川的大部分地区，蒙军虽一度深入两淮内地，不过最后都被迫撤退。因此，淮河以南的土地仍为宋有，南宋的主要统治区尚基本保持完整。如果将这一时期的南宋比作一个馅饼，蒙古的侵略只啃到这只馅饼的一小块和某些边缘部分，远没有达到它的馅心乃至全部。蒙古侵宋与以前的三次西征，攻占欧、亚大片土地，以不到十年时间，破西夏灭金朝相比，所获战果显然要小得多。

前面已经说到，在蒙古侵宋的前二十一年，曾经先后或同时从四个方面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从而形成四个战场，即两淮战场、京(西)湖(北)战场、四川战场和通过“斡腹之谋”所造成的南方战场。在这四个战场中，四川是蒙军进攻的重点，其他三个战场只起到配合和协同作战的作用。在两淮战场，蒙军虽一度兵临扬州城下，进抵长江北岸，但在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最后被迫退兵。在京湖战场，襄樊经李曾伯等人的悉心营建以后，已成了支撑南宋中路防线的军事重镇，随着忽必烈从鄂州城外撤兵和南宋在枣阳等地保卫战的胜利，基本上解除了蒙军对京湖地区的威胁。从广西北上的蒙军，也同时随忽必烈北返，蒙古历时八年之久的“斡腹之谋”至此也告一段落。只有入侵四川的蒙军，历经十余年时间，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后，终于攻占了那里的大部分地区，但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经过彭大雅、余玠、俞兴、夏贵等人先后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以钓鱼城等山城防御体系为依托，防御力量已经得到加强。由于南宋军队紧紧地扼守着长江上游的门户，特别是在重庆到夔州(四川奉节)的沿江一线部署了重兵，加之京湖战场宋军的及时增援，蒙军一再企图进入夔峡地区，然后沿江东下，攻入南宋腹心地区的军事战略终究不能奏效。

忽必烈在稳定了内部局势以后，再次将灭亡南宋、统一全国的大事提到了议事日程。蒙军当从何处入手进行南侵，便成了他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以步、骑为主、使用冷兵器的古代社会，地形地势对防御、攻守的得失成败，显得尤为重要。历事宁、理两朝的官员程珌在《江淮形势》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对形势险阻不可不经常讲究，南宋立国东南，“无百二山河，唯曰长江为户庭，两淮为藩篱尔。世之熟于形势者曰:无淮则江单，无江则淮寒，唇齿相资，灼然不诬”。因而他提出:“所以援两淮而固长江者，又岂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势尤不容忽也。”^[37]南宋正是根据对这个形势的认识，在两淮和长江上流作了重点防御。蒙古军也根据对这个形势的判断，对四川地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以期达到占领长江上游门户，然后顺流而下的目的。

两淮更接近于南宋统治中心，战略地位最为重要，蒙古后来为何不将那里作为主要战场?原因在于两淮江河湖泊众多，南宋沿淮筑有不少城堡，后面又有大江阻隔，不利于蒙古骑兵的纵横驰骋，而水军又远不及南宋之强，所以蒙古军虽然也不时发动对两淮的进攻，但战果却并不理想，所以只能将它作为一种次战场而不是主战场。四川虽远离南宋统治中心，但对蒙古来说，前有“借道伐金”的成功经验，后有残毁成都、蹂躏西川数十州郡的巨大收获，原以为投入重兵就可以破蜀入江。但是，当蒙军进入川东以后，发觉情况并不妙:一是战线太长，兵力不足，伤亡惨重，应付不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二是南宋已经洞察到蒙古的企图，在川东进行了重点防御，要想从上游打开长江门户，已很难得逞。既然从两淮和四川发动对南宋的进攻都难以达到目的，蒙古就有必要重新调整南侵的战略重点。

景定二年(1261)六月，刘整在沪州投降蒙古以后，当即遭到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和四川宣抚使吕文德所率领军队的急攻，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刘整于当年年底撤出沪州。在四川、京湖两大战场征战多年的刘整，对于蒙、宋双方攻守状况以及采取何种战略灭亡南宋可谓最有发言权。至元四年十一月，已被任命为蒙古南京路宣抚使的刘整入朝，对忽必烈说，南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正是蒙古统一全国的时候。他建议集中力量进攻汉水之傍的军事重镇襄、樊二城，“撤其扞蔽”^[38]，在攻占襄樊后，“浮汉入江，则宋可平”^[39]。又言:“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40]蒙古多数官员反对刘整的建议，“以为虚国病民，未见收其成功可岁日计者”^[41]。忽必烈早已从郝经、杜瑛、郭侃等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建议，如蒙哥汗九年(1259，南宋开庆元年)，忽必烈在南进途中，召隐士杜瑛问计，杜瑛就明白地告诉他:“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42]忽必烈即位后，千户郭侃上疏陈平宋之策，他说:“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取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43]故忽必烈此时力排众议，决定采纳刘整关于重点进攻襄樊，从中路突破，沿江南下的战略方针，并任命兀良合台之子、征南都元帅、平章阿术与刘整共同执行这一战略方针。

为了配合对襄樊的进攻，，忽必烈采纳汉族士大夫的建议，在物资上、军事力量上也进行了积极准备。

一是改变以往“因粮于敌”的传统供给方式，在中原地区大力开展屯田，并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至元八年(1271，南宋咸淳七年)四月，蒙古军对襄樊的围攻进入第三年，“仍敕襄樊军士自今人月给米四斗”^[44]，反映了这时蒙军的粮食供应已经相当充沛。

二是积极发展水军。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蒙古的水军力量尚不及南宋，这对今后的南下征战极为不利。为此，忽必烈于至元二年三月“敕边军习水战、屯田”。当年六月，又“命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督造战船于汴”^[45]。至元三年，新任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董文炳一到任，即“造战舰五百艘，习水战，预谋取宋方略，凡阨塞要害，皆列栅筑堡为备御计”^[46]。至元五年正月，蒙古围攻襄樊之战开始不久，忽必烈“敕陕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47]。至元七年三月，在前线的阿术与刘整派专人告诉忽必烈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同意他们提出的意见。于是刘整等“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48]。蒙古君臣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逐渐培养出了一大批可以与南宋水军相抗衡的力量。^[49]

二、襄樊被围

前面曾经提到，端平三年(1234)襄阳因南宋守军发动叛乱，“悉煨于火”。蒙军北返后，襄阳虽为南宋军队所收复，但十余年间，并没有对它加以重建，依然是一片废墟。原因在于人们对襄阳在防御蒙古入侵的重要性尚无统一认识:一种以史嵩之、孟珙、贾似道为代表，认为襄阳已经失去防御功能，若要建城，费用浩大，得不偿失，不如弃而不守。如贾似道曾密奏于朝，言襄阳“孤垒绵远，无关屏障”^[50]，主张弃而不守。一种以李宗勉、李曾伯等人为代表，力言襄阳战略地位之重要，如李曾伯说:“襄阳天下之脊，国之西门。”^[51]李宗勉说:“襄州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52]他们皆以为襄阳切不可弃之不顾。自淳祐十一年(1251)李曾伯等人在理宗的支持下重新将襄阳修复成为一座军事重镇以后，又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军械，于是贾似道改变了原来不重视襄阳的看法，当后来襄樊被围、理宗主张弃襄保鄂时，他说:“盖襄既复，则城池、米粟、甲兵，委难以资虏。”故以为“在今则不可弃矣”。^[53]

襄阳城和樊城位于京西南路的中南部，三面环水，一面傍山，汉水自东、北、西绕道南流，南部则是险峻的岘山山脉。襄、樊两城夹汉水而对峙，上通夔、利，下控荆楚，顺汉水流而下，即进入长江中游的门户鄂州，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已一如前述。南宋军队在襄阳和樊城之间的水中植木，联以铁索，以阻止舟舰通行，中造浮桥，作为两城互相支持的交通要道。自淳祐十一年襄阳城修复后，宋廷命京湖路都统高达权知襄阳府，并留劲兵加以守御，历时达十年之久。鄂州之战结束后，高达以功迁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程大元继任知襄阳府。随着蒙军攻打襄阳的意图日益明显，咸淳三年(1267)十二月，宋廷以带行御器械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全面主持对襄樊的防御。

咸淳三年(1267)九月，阿术、刘整率军五万，开始对襄樊作试探性进攻，并一直深入到襄阳以南地区，在掳掠了五万余人之后，才撤回襄樊附近。蒙古军用刘整计，采纳了“急攻缓取”的谋略。先要求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同意蒙古在樊城外置榷场，进而借口防止榷场或为盗所掠，筑土城于鹿门山外，秘密构筑城堡，又于白鹤城增筑第二堡，再在江心起万人台，立撒星桥，“以遏南兵之援”，并时出抄掠。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发觉敌人阴谋后，写信告诉在鄂州的兄长吕文德。咸淳四年正月，文德闻讯大惊“顿足曰:‘误朝廷者我也。’”他一方面将这一情况向朝廷作了报告，要求“檄知郢州翟贵、两淮都统张世杰申严备御”^[54]。另一方面即请自赴援，但终因病重而不果行。

咸淳四年(1266)九月，阿术与刘整所率领的蒙古军开始包围襄樊。阿术命部将唆都等人领兵夺取了襄樊外围要隘金刚台寨、筲基窝、青涧寨、大洪山、归州洞等地，并于要害处“连珠扎寨，围数十里不得通”^[55]。五年正月，阿术亲率蒙军深入宋境，至复州(湖北仙桃)、德安府(湖北安陆)、荆山(在湖北南漳县西八十里)等地，俘获万人而还，以摧毁南宋襄樊外围的力量。与此同时，忽必烈派枢密副使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出到襄樊城外督战。史天泽擅长攻围战，他到达襄樊前线后，即令蒙军在襄樊外围修筑了一个很长的包围工事，西起襄阳西北十里的万山，南至襄阳南三十里的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筑襄阳之南的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亘诸堡，“储兵储，绝声援，示以久驻必取之基”^[56]。次年，史天泽因病返回燕京。

蒙古方面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夺取襄樊，将从各地所签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往襄樊，加强对襄樊的包围。同时扩大在沿江修筑城堡，甚至在汉水中筑台，与两岸的堡垒相呼应，以彻底切断南宋对襄樊的支援。

襄樊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又有比较丰富的物资储备，在守城军民英勇奋战下，尽管围城蒙军兵力已达十万以上，历时一年多，也无法将其攻破。蒙军无法，只能实行长围久困之计，以待襄樊军民粮尽援绝而不攻自破。咸淳五年(1269)冬，蒙古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张弘範向元帅府献策道:

国家取襄阳，为延久之计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毙也。曩者，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师坐视，无御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陵，归、峡，商贩行旅士卒络绎不绝，宁有自毙之时乎!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57]

张弘範提出蒙军不仅要切断南宋的水上交通，也要隔绝襄阳与外地陆上的联系，以便迅速将其攻破。元帅府采纳他的建议，命张弘範率领一千士兵戍万山城，以截断襄阳通往西面的陆上交通。同时加紧在沿江修筑城堡，甚至在汉水上筑台，以与两岸的堡垒相呼应，彻底切断南宋从水上对襄樊的支援。

吕文焕率领宋军，曾几次主动出击蒙军，以图打破敌人包围，但都没有取得成功。最后一次是在咸淳六年二月，襄阳宋军出步骑一万五千人，兵船百余艘，水陆并进，攻打万山城，双方经过激战，宋军溃败，退回城内。万山城之战的失败，表明了仅仅依靠襄樊守军，已无力粉碎敌人对它的包围。

三、救援襄樊

宋廷得悉襄樊被围的消息后，立刻于咸淳四年十二月调四川安抚制置使夏贵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两淮都统张世杰为京湖都统，前往增援。五年三月，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援襄樊，与蒙古军战于赤滩圃(在湖北襄阳东南汉江上)，战败后被迫退回。稍后，夏贵乘汉水上涨之机，以战船送衣粮入城，终于取得成功。六月，南宋荆鄂都统唐永坚自襄阳主动出击蒙军，兵败被俘投降。七月，夏贵率战船三千艘、军队五万人再次增援襄樊，这次却遭到沿江城堡中蒙古军的顽强阻击，没有成功。

咸淳五年(1269)十二月，吕文德病死，南宋在荆襄战场上失去了一位临边四十余年却最具威望的军事指挥官，这对襄樊保卫战无疑带来严重影响。为了打破蒙军对襄樊的包围，并防御蒙军有可能从荆襄地区长驱直入的危险，南宋政府继续调兵遣将，加强京(西)湖(北)战场的兵力部署和对襄樊的增援。咸淳六年正月，宋廷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代替吕文德主持京湖战场，以印应雷代替李庭芝，任两淮安抚制置使，以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以孙虎臣起复出任淮东安抚副使知淮安州。贾似道觉得以这样的人事安排，尚缺少一个能统率全局之人，于是向度宗奏请，要求亲赴荆襄地区巡边，他说:

昨文德讣至，日为忧皇……傥非臣等勇于一行，决不能宽，顾且荆襄绎骚，士不解甲者再岁，以文德声望、智略，高出流辈，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统率?矧诸名将器略难齐，势不相下，仓卒谋帅，复难其人，兵权不可一日无所归，边务不可一毫有所误。虽目前暂令夏贵管护，然其使人商度远计，寝食不安，终不若疾趋其所，处分诸事，则随机以应，不至差池，是则臣报陛下之职分也。臣非不知曩在兵间，备尝险阻，困瘁成疾，祇谋谢事，宁堪自取颠覆，诚以难平者事，所徇者国，皆不知其他。臣亦岂不知本朝故事，无以平章而巡边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东，似有足援。用拜疏以请，恭听矜俞。

应当承认，贾似道这里所说的乃是实情，并非矫揉造作之语，可是度宗断然予以拒绝，他说:“师相岂可一日而轻去朝廷，虽跬步之近，不可舍去，请勿重陈。”贾似道再奏:“连夕展转不寐，良以驿置一往复，率半月余，曾不若身履其处，机应于速之为善。再念今之荆、湖，莫急于襄中，寇环吾疆，惟隙是乘，陨星之变，非小故，未可死诸葛走生仲达。况今士不解甲，与之尺寸力争，阅新岁则跨历三载，事有适值，必生戎心，讵容以疆埸小小交兵视之哉!”度宗还是“御笔挽留”。于是贾似道第三次陈奏，“欲权带职巡视，以三月为期”^[58]。度宗依然不答应，以为“机务之重，虽一日不可旷，况三月乎”^[59]?群臣也纷纷上疏劝阻，襄樊方面又传来几次小的胜利，贾似道巡边之事，也就不了了之。咸淳六年十月，又遣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苏刘义、夏松等领殿前司并两淮诸军十万援樊，赶赴襄樊，会合备御。连同上一年先期到达的张世杰和夏贵的军队，南宋几乎将所有能征惯战的骁将和劲卒都调集到了京湖战场。范文虎的军队到达湖北后，即率兵船二千艘去援襄樊，但遭到阿术、刘整等所率蒙军的阻击，灌子滩一战，宋军大败，被杀掠千余人，损失兵船三十余艘，“文虎仅以身免”。^[60]

为防备蒙军南下，度宗御笔命京湖安抚制置司由鄂州移屯郢州(湖北钟祥)，以范文虎等所率重兵屯驻在郢州江边、河口，“扼其要津”。但范文虎以殿帅自居，并不听从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的调遣，他被蒙军战败后，写信给贾似道说:“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阃，事成则功归恩相矣。”贾似道即除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兵从中制之”。于是范文虎“日携美妾，走马击球，军中为乐”。李庭芝多次要他出兵，回答是:“吾取旨未至也。”^[61]咸淳七年五、六月间，汉水泛滥，蒙军的部分堡垒被淹，在李庭芝的一再要求下，范文虎、呼延德、夏贵等派军队护送船队携带大量布帛、食盐、钱币、柴薪之类进入襄樊。但是掩护船队的宋军在往返途中，由于受到蒙军的袭击，损失惨重，仅范文虎一军，就有统制朱胜等百余人被俘虏。不久，夏贵的军队也战败，丧失战船数百艘，襄樊战局“危急如初”。^[62]

针对宋军云集荆襄，一次次地出兵增援襄樊，蒙古军除了以东道兵继续围困襄樊以外，又对四川等地发起了新的进攻，以行牵制。从当年五月起，忽必烈汗命赛典赤、郑鼎率军水陆并进，进攻嘉定(四川乐山);汪良臣、彭天祥进攻重庆;札剌不花进攻沪州;曲立吉思进攻汝州(河南临汝)。宋军不为所动，继续对襄樊发起增援。

南宋政府为鼓舞士气，不惜拿出巨额钱财来犒赏京湖前线的士兵。六月，因盛暑给襄、郢守军钱二百万贯。八月，以钱三百万贯，命李庭芝到郢州调遣犒师。又给夏贵钱二百万贯，以供他随军给用。此后，仍不断以大量钱财进行犒赏。为了就近增援襄樊，贾似道要度宗下手诏，命京湖制置司驻地由江陵府(今属湖北)北迁郢州(湖北钟祥)，命范文虎以下将帅以重兵屯驻新郢(在湖北钟祥西南)及均州(在湖北丹江口西北)河口，以扼守汉水要冲;命夏贵的军队沿江会合策应。当时有人批评说:“今朝廷竭天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从侧面证实宋廷救援襄樊确实是竭尽了全力。

至元八年(1271，南宋咸淳七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改蒙古国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忽必烈就是元朝世祖。诏书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63]这就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不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和蒙古高原上一个地区性的政权，而是继唐、宋以来又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翌年，元世祖忽必烈宣布改中都为大都(北京)，建都于此。元朝为最后灭亡南宋不仅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也作好了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对襄樊更是势在必得。

进入咸淳八年春，襄樊形势更加危急。二月，元世祖命阿术率领蒙军，刘整、阿里海牙率领汉军对樊城展开猛攻。三月，元军攻破樊城外城，南宋守军两千人战死，余军退守内城。元将阿里海牙向元世祖上奏，“以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64]。元世祖可其奏，命阿术筑重围，进逼樊城内城。

自此以后，元军“水陆之防日密”，襄樊完全成了一座孤城。经过四、五年之久的围困，襄樊城内粮食虽然尚有一些储备，但盐、柴薪、布帛则极端缺乏。这时李庭芝探得襄阳西北有一条清泥河，发源于均、房州，于是他便在均州上流建造轻便战船百艘，计划每船载士兵三十人，三船联为一舫，中间一船装盐一袋，布二百匹，左右二船负责掩护，配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等，溯清泥河而上，强行突入襄阳城。由于手握重兵的范文虎不肯受李庭芝节制，使李庭芝手中无兵可遣，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以重赏招募敢死之士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骁悍善战者”。又在民兵中物色到“智勇素为诸军所服”的张顺、张贵两人作都统，命他们担负起率领民兵冲破元兵包围，运送物资给养到襄樊去的艰巨任务。

时值五月，江水陡涨，张顺、张贵于二十二日率领船队出发，先到团山下，过了二天，进至高头港口，在那里结成方阵后，于当天深夜起锚出江，张贵在前，张顺殿后，乘风破浪，直闯重围。宋军船队驶入磨洪滩以后，见元军战船布满江面，无隙可入，便展开强攻，摧毁敌人用以拦截江面的铁链条数百根，元屯兵虽多，“尽皆披靡避其锋”。民兵们英勇奋战，转战一百二十里，到二十五日黎明，终于抵达襄阳城下，完成了运送物资的任务，从而极大地鼓舞了襄樊守军的士气。张顺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数天后人们从江水中捞到他的尸体，只见他被介胄，执弓箭，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非常悲壮。

张贵完成任务后，决定返回郢州，他先派两名水性极好的民兵携带蜡丸从水中潜往郢州，向夏贵求援，夏贵同意发兵五千驻龙尾洲夹击元军。不料此后增援宋军“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擅自离开了双方约定的地点。张贵率民兵刚登船，帐前一逃卒向元军报告了船队返回的消息，阿术、刘整立即增加防范，准备在半路邀击。当张贵所率战船奋死冲出重围，接近龙尾洲时，见大批战船开来，以为是夏贵的援兵开到，不料却是敌人伏兵，只得仓促应战。元军点燃船上和两岸束荻，照得江面犹如白昼。民兵本已十分疲劳，加上寡不敌众，经过力战，几乎全部战死。张贵身负数十处伤，力不支被俘，“至死不屈”。^[65]

自此以后，元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汉水的堵截，襄樊又与外界隔绝，处境更加危险。

在这种形势下，南宋仍然不肯放弃襄阳，当年六月，“以钱千万命京湖制司籴米百万石，转输襄阳府积贮”^[66]，但如何将这些粮食运入襄阳，一时却无法可想。南宋荆襄前线范文虎与李庭芝不和，不能并力对付元军的消息传到朝廷，引起度宗和贾似道的不安，九月，贾似道首先解除了范文虎总统军队之权，后来有人说他日恣淫乐，不肯进兵，再罢去其殿前军副都指挥使，让其出知安庆府。

十一月，李庭芝眼看襄樊将要不保，向朝廷建议，参照“张浚、赵鼎自行都建督府”之法，“参用旧弼，以臂使指，一新观瞻”。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希望贾似道建立督府，亲临前方，直接指挥襄樊保卫战。度宗命两省集议，贾似道回奏道:“若办此事，非臣捐躯勇往，终未能遂，然纵使臣行，亦后时矣。恐无益于襄阳之存亡，尚可使江南无虞，而不至内地之震骇也。庭芝欲臣建督于荆之谋，要不过姑为是说，督既建矣，设有警动，臣欲安坐于此，得乎?”他同时建议:“臣今为是行也，则诸阃皆受节度……推至来年春夏之交，则调一大将统三万兵船直捣颖、亳，又调一大将统二万兵直捣山东，则襄围之贼，皆河南北、山东之人，必将自顾其父母妻子，相率离叛，如是则襄围不解，臣未之信。”为此，贾似道再次要求亲赴前方，他说:“倘陛下不容臣跬步离左右，纵有奇谋秘计，一无所施。”可是由于度宗的反对，“然亦卒不行”。^[67]

四、襄樊的沦陷及其严重后果

至元九年(1272，南宋咸淳八年)十一月，时汉水已经枯竭，正是元军攻城的好机会。此时，适值回回人亦思马创造的巨石炮来献，此炮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元世祖立即“命送襄阳军前用”。^[68]

元军在攻打樊城内城时，首先锯断江中植木和铁索，焚毁浮桥，切断了襄阳对樊城的支援。再以水军截江，分兵十二道猛攻，并用回回炮轰城。城中军民拼死抵抗，战斗十分激烈。咸淳九年(1273)正月初九日，粮尽援竭的樊城被元军攻破，统制牛富率百余人进行巷战，历时三天，渴饮血水，转战而前，杀死不少元兵。最后牛富身负重伤，不能支持，恐被俘，以头撞柱不死，乃赴火自尽。

与襄阳唇齿相依的樊城失守以后，襄阳更是危在旦夕。当年二月初三日，宋廷收到吕文焕蜡书表章，准备再于襄阳临江一面建立木栅硬寨，“誓以死守”。但此时的襄阳被围已历五年多，外援完全断绝，吕文焕虽然尽力备御，粮食尚勉强可以支吾，“而衣装薪刍断绝不支。文焕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每一巡城，南望恸哭”^[69]，处境极端艰难。吕文焕帐前将领，此时也纷纷出城投降。元军乘机加强对吕文焕的劝降工作，元参知政事、大将阿里海牙亲率数骑到襄阳城下劝降，他说:“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吕文焕尚在犹豫中，阿里海牙四次折断箭矢，以为信誓。在元军频频发动的政治攻势下，吕文焕知道大势已去，遂以襄阳投降元朝。但都统范天顺(范文虎侄)拒绝投降，自缢殉国。另有守阙进义副尉童明、勇信中军钤辖吴信等将士于城破之时，冒险回到南宋。

吕文焕守卫襄阳，在前期表现得异常坚强，可圈可点，值得肯定。但到后期，在元朝的威胁利诱下，他抛弃了尚在浴血奋战中的广大襄阳军民，也不顾众多吕氏亲族尚在南宋朝廷供职的事实，终于丧失气节，“先纳筦钥，旋献襄城，且陈策攻郢州，请自为先锋”^[70]，步刘整后尘，从一个抗元英雄堕落成一个可耻的民族叛徒。

襄樊沦陷，对南宋的抗元战争产生了严重影响。

首先，它撕破了南宋在京湖地区的重要防线，使长江中游门户为之洞开，为元军下临安开辟了一条水陆并进的快捷通道。

其次，它对元、宋双方的攻防气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元朝的军事力量和灭亡南宋的信心。此时元朝文武大臣纷纷上书朝廷，要求进行“南伐”。如阿里海牙奏称:“襄阳，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顺而克之，宜乘胜顺流长驱，宋可必平。”^[71]平章阿术亦赞同阿里海牙的看法。另一方面，则严重地动摇了南宋统治集团抗击元军南侵的信心。度宗无可奈何地承认:“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72]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军事形势下，南宋军队士气低落，在元军的攻击下，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第三，吕文焕本是南宋的一员骁将，也是吕氏军事集团中的中坚，吕氏军事集团原与刘整等叛将有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刘整在围攻襄阳时，就欲杀吕文焕而后快。吕文焕降元后，被元朝任命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后来也与刘整一样，成了灭亡南宋的急先锋，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元军南侵的力量，也为尔后吕氏军事集团的成员争先恐后地投降元军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因而对南宋所造成的损失就更为巨大。

当年三月，贾似道收到李庭芝关于吕文焕以襄阳投降元朝的报告后，知道形势万分严峻，自称“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73]，于是又提出行边的要求。度宗以“师相固请行边不已，照张浚、赵鼎旧例”，下诏设置机速房，让贾似道亲自主持，“凡急切边事先行后奏，赏罚支用亦如之”^[74]。他以为，这样既可以不使贾似道离开京城，又可革除枢密院漏泄兵事、稽违军情的弊病。

襄樊军民的战斗十分英勇，南宋政府对襄樊的救援也可以说不遗余力，但它最后还是被攻陷。考察襄樊沦陷的原因，南宋末年有些人以为是“似道坐视而不救”^[75]之故，后人更是承袭旧说，将此说成是贾似道的又一大罪状，这其实是南宋某些人的意气用事之论，也是元代史臣拾掇流言蜚语的夸大之辞，所以并不正确。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贾似道对救援襄樊可以说倾注了全力，他不仅对襄樊战况了若指掌，向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物力和财力，还多次提出行边的要求，以亲解襄樊之围，只是由于度宗紧紧地捆住了他的手脚，遂使他“一无所施”。后人过杭州葛岭(贾似道府邸所在地)，作怀古诗说:“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酒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76]意为贾似道只顾自己寻欢作乐，而置襄樊存亡于不顾，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又有人说贾似道一面上章要求行边，一面“又阴嗾台臣以留之”^[77]也完全缺乏根据。

那么，襄樊为什么会沦陷?这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寻找原因。

从客观上说，是蒙(元)在五六年间投入了大量精兵强将，集中全力地对襄樊的围攻所致。如此长时间的围攻一个城池，无论是在蒙古的对外扩张史上或是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极为罕见。加之元军使用了亦思马所献之新炮，威力巨大，对破城起到很大作用。据史载，元军先用该炮轰开了樊城内城，接着“移其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踰城降者”。^[78]

从主观来说，南宋在救援襄阳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失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宋军队内部不够团结，救援襄樊的军队虽然不少，却不能形成一股合力。南宋军队内部相互嫉妒的情况本来就很严重，如果朝廷能够对所有将领一视同仁，尚不至于酿成大祸，偏偏贾似道只依赖包括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吕文信，堂弟吕文福，子侄辈吕师夔、吕师孟，女婿范文虎、旧部夏贵、孙虎臣等人在内的吕氏军事集团，而对高达、李庭芝等其他将领则不予信任。这样就更加造成前线将帅的不和，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如当时有官员建议派高达救援襄阳，但贾似道却拒绝接受，他说:“吾用达，如吕氏何?”吕文焕在襄阳听说高达将援襄的消息后也大为不快，有门客献策说:“易耳，今朝廷以襄阳急，故遣达援之，吾以捷闻，则达必不成遣矣。”^[79]吕文焕以为然，以小胜报大捷，朝廷信以为真，从而延误了对襄樊的救援。故高达调任湖北安抚使虽有数年，他的军事才能却始终得不到发挥。再如前面已经提到，范文虎与李庭芝有矛盾，李庭芝在他的掣肘下，无所作为，也贻误了战机。

二是没有及时地在其他战场主动展开反攻，以牵制和分散围攻襄樊的元军，元军因此可以集中兵力发动对襄樊的围攻，使南宋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只是到了咸淳八年(1272)十一月，贾似道才向度宗提出开辟山东和两淮战场，以分散敌军兵力的建议，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真正付诸实施，襄樊最后只能坐以待毙。

以上这些原因，对于独擅朝政的贾似道来说，当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度宗，既腐败，又无能，加之身体极端虚弱，使他对贾似道依赖之深，达到须臾不可离开的地步。度宗与雄才大略的元世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襄樊攻防战的命运。

五、南宋与蒙(元)在四川、两淮的战斗

四川经过历年战争，早已残破不堪，幸亏构筑了山城防御体系，再加上京(西)湖(北)方面的援助，才有效地遏制了蒙军的东进。可是在襄樊保卫战期间，南宋在京湖战场自顾不暇，已无力对他支持，所幸这时候蒙军正将其兵力集中于襄樊一带，也无力在四川地区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四川战场相对显得平静，只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战争。

四川西部和东南部，自咸淳元年(1265)以来，蒙古军为了打开进入长江的门户，几次攻打沪州(今属四川)和嘉定(四川乐山)，但都没有得逞。七年五月，忽必烈汗为加速攻占襄樊，下令:“大军见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80]命蒙古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签省郑鼎提兵水陆并进攻嘉定，东川副统军汪良臣、彭天祥攻重庆，札剌不花攻沪州，曲立吉思攻河南汝州。宋廷虽然抽不出兵力支援四川，还是拨出缗钱百万、银五千两给知嘉定府昝万寿，命其修城浚壕，置甲兵，以行备御。同时命韩震带行御器械、知江安州兼潼川东路安抚副使，命马方带行御器械、知咸淳府(重庆忠县)。江安州(四川江安)位于沪州西南约五十公里处，可以与沪州互相声援。咸淳府位于万州(重庆万县)和涪州(重庆涪陵)之间，两州皆受其节制。通过这些部署，加强了川西和川东南的防线，挫败了蒙军对嘉定、重庆、沪州的进攻。

咸淳八年十二月，昝万寿趁蒙古驻成都骑兵远征建都(在四川西昌一带)未还，率领宋军对成都主动发起进攻，元守将弃城逃走，宋军遂拆毁成都城墙而返。这是南宋灭亡前夕宋军在四川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蒙(元)军队对四川侵略的另一个重点是钓鱼城。自开庆元年(1259)钓鱼城之战以后，守将王坚于翌年四月奉召入朝，出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景定二年五月，改任湖北安抚使，兼知江陵府。景定四年(1263)三月，出知和州，兼管内安抚使，次年病死。景定元年十一月，宋廷以中军统制、知简州马千代替王坚知合州(重庆市合川)。四年十月，宋廷因马千之子为元兵俘虏，屡次写信劝其父投降，故以张珏代替马千知州事。

张珏(?—1280)，陇西凤州(在陕西凤县东北)人。十八岁从军钓鱼山，当蒙哥汗进攻钓鱼城时，他与王坚协力守城，战功卓著，累迁为中军都统制。张珏“魁雄有谋，善用兵，出骑设伏，算无遗策”，是一位累经战火洗礼、勇而有谋的杰出将领，人号“四川虓将”。钓鱼城之战以后，蒙军先后在其附近的虎相山、母章德山等地建立城堡，不时出兵侵略忠、万、开、达诸州，使“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卧”。张珏一面加固合州城池的防守，一面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筑城计划和骚扰阴谋。咸淳二年(1266)十二月，张珏遣部将史照、王立率五十名敢死的士兵收复了渠州(四川渠县)城。三年四月，赛典赤赡思丁带数万士兵前往重庆破坏麦收，途经合州城下，张珏在嘉陵江上建立水城，进行顽强阻击，终于迫使蒙军撤退。八年四月，张珏在与钓鱼城隔江相望的宜胜山筑城，进一步加强了对钓鱼城的防御。张珏“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未再期，公私兼足”。^[81]

在襄樊攻破以前，宋、蒙双方在两淮战场虽时有小规模的军事接触，但南宋基本上都采取守势，在战略要地继续修筑城堡，以扼制蒙军的深入。蒙古方面因为军力有限，改变了过去大进大出、以抄掠为主的作战形式，也修筑城堡，以与宋军相抗衡。

咸淳六年(1270)正月，宋廷以印应雷代替李庭芝为两淮安抚制置使，命孙虎臣为淮东安抚副使兼知淮安州，接着又以吕文福为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印应雷受命后，着手在淮、崇、浍、沱、潼五河的汇合口——五河口(在安徽五河县南)修筑城堡。七年六月，五河新城筑成，赐名安淮军，南宋从镇江府运去大米十万石到那里积贮。九年，淮东制置司又在淮水清河口(在江苏清江西南)筑城，立为县，后改为清河军。

蒙(元)方面为阻止南宋两淮驻军就近调兵支持襄樊并破坏其修筑城堡的计划，不时在那里发动局部性的进攻以行牵制。咸淳四年(1268)，蒙军侵入淮西，攻破光州新治金刚台山(在河南商城东南)。五年，蒙将帖赤、董文炳等相继率军入侵淮东，进攻五河口，董文炳部两万余人，一直转战至濠州(安徽凤阳)一带。此后数年，蒙古军队仍不断对光州、六安、五河口、涟州等地进行侵扰，但在南宋军队的阻击下相继退走。咸淳七年到八年，元军先后在五河口附近和光州旧治修筑城堡。九年，董文炳又成功地在东、西正阳筑起了两个城堡。东正阳(在安徽寿县西南)在淮河之东，西正阳(在安徽颍上县东南)在淮河之西，两地夹淮相对，形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就是要津。为此，淮西制置使夏贵率十万舟师前往攻打，宋军的攻势十分猛烈，“矢石雨下”，一枚飞矢竟射穿董文炳的左臂一直进入胁下。董文炳带伤指挥战斗，“闷绝几殆”^[82]，终于将宋军打退。正阳城堡的建成，使他成为元军在淮河中游的一大据点，切断了两淮战场的“常山蛇势”，阻挡了两淮南宋军队对京湖战场的支持，并取得了随时可以深入两淮腹地的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