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朝的结束

一、“安于无为”——宁宗朝统治的特点和弊政

宁宗一朝，自皇帝到权相，他们共同的统治特点是无所作为，“安于无为”。史弥远在他擅权期间，在政治上拒绝作丝毫改良，不允许臣僚对其平庸的统治提出不同意见;在军事上更是没有任何建树，无论对于金人或叛军，能够不触动的则尽量不加触动，美其名曰“各享安靖之福”。说来令人不解，在史弥远擅权期间，他与宁宗的互动竟然如此之少，从《宋史·宁宗纪》和现存有关史籍中看，他除了作为宰相，先后向宁宗上过《三祖下七世仙源类谱》、《高宗宝训》、《皇帝玉牒》、《会要》、《高宗中兴经武要略》、《玉牒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等官修史书以外，看不到一处事关施政内容君臣奏对之语的记载，这在整个宋代可谓仅见。史弥远所以能这样做，一切听命于杨皇后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完全符合宁宗本人的性格和统治特点。

嘉定元年(1208)以后，史弥远长期独相，任其独揽大权，在前台唱主角;杨皇后虽深居后宫，却把握着政治的动向。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宁宗，则似有若无，只是凭借赵宋王朝固有的政治体制和士大夫们对朝廷的忠诚，尚能牢牢地高居皇帝宝座，这造就了南宋历史上最高统治者连续三十年无所作为的一段历史时期。

宁宗的个性，一是呐于言辞，常常终日不发一语，虽然每天坐朝，接见群臣，对朝政却毫无主见，“大臣进拟，不过画可”，被人称为“请、批、依”。对群臣的建议，常用为太子时老师陈傅良所教的“毋作聪明乱旧章”^[136]一语加以搪塞。二是生活俭朴，不尚兴作。于是，在一般臣僚眼中，作为一个皇帝就显得有些“不慧”，表面上则冠以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垂拱仰成，安于无为”。^[137]

在两宋诸帝中，宁宗确实称得上是最俭朴的一位。理宗继位后，郑清之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颇具哲理性的话，他说:“孝宗继高宗，故俭德易章，陛下继宁考，故俭德难著。宁考自奉如寒士，衣领重澣，革舄屡补。”^[138]这正确地比较了高、孝、宁三帝的俭朴程度。考之《咸淳临安志》所载，自南宋初年定都杭城以后，无论凤凰山上的宫室、园苑，或是历朝帝后的离宫、家庙屡有兴修，即使光宗在位仅五年，也没有停止过，但宁宗朝“离宫、别馆，不复增修”^[139]却是事实。本来，长年居住在西湖边上的宁宗，偶尔往那里作一番游乐也并不为过，但他在位的数十年间，竟没有去游玩过一次。究其原因，据说嘉泰间有一张姓小官上书言:“慈懿攒陵(按:指宁宗生母李后的坟墓)今在湖曲，若陛下游幸，则未免张乐，此岂履霜露之义?”宁宗觉得此话说得有理，就给他“旌转一秩”，“由此湖山遂无靖跸之声”。^[140]

宁宗的日常生活起居，也相当节俭，据史书记载:

三十一年敬仁勤俭如一日。天文示变，斋心露祷。禁中酒器，以锡代银。上元夜尝荧烛清坐，小黄门奏日:“官家何不开燕?”上愀然日:“尔何知，外间百姓无饭吃，朕饮酒何安?”尝幸聚景园，晚归，都人观者争入门，蹂践有死者。上闻之深悔，自是不复出。^[141]

这则记载，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且与嘉定七年(1214)监进奏院陈宓所上封事有矛盾，时陈宓奏称:“宫中宴饮或至无节，非时赐予为数浩穰。一人蔬食而嫔御不废于击鲜，边事方殷而桩积反资于妄用。”^[142]但如果从“一人蔬食”，“嫔御不废于击鲜”一语来看，这种宴饮无节的事，当发生在以杨后为首的后宫身上，而与宁宗无关。

宁宗对官员也显得十分宽容，从法制上看，对赃吏的惩治虽然增加了不少条款，但实际执行往往流于形式，偶有判罪，通过奏裁，也多从末减。嘉定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李楠对宁宗说:“比来朝廷治赃吏，失之[于]宽。”宁宗见奏，表示要加强对赃吏的惩处。不久，又有官员奏请:“年来赃吏罚轻，自今罢免者勿与祠，镌褫者勿叙复，窜斥者勿近徙，永不与亲民者勿改正，已甚则施杖配估籍之法。乞下有司著为令甲。”^[143]诏依所请，可是过后又一切如旧。

对军事也同样如此。宁宗朝后期的军事形势十分严重，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正如驾部员外郎李鸣复所言:一是金朝虽然衰落，“犹积岁好不通之憾”;二是蒙古骤兴，“每怀无厌及我之心”;三是江闽的民变，“群起而未定”;四是山东归附之人，“日久而日乖，国家豢养之赀，日增而日广”。南宋虽然危急到如此地步，可是军队“纪律不修于平居无事之日，怨咨常动于仓猝有警之时”。换言之，一旦有事，军队也不可依靠。李鸣复问宁宗，对于这种现状，“陛下亦尝知之乎?既知之，当思所以治之”^[144]。可是这些话，对宁宗而言，简直如对牛弹琴，仍然毫无反应。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与金朝的关系。自从南宋断绝岁币以后，宋金关系日趋紧张，嘉定十年，金朝再次发动对南宋的进攻，宋军被迫抵抗，可是就在这个时刻，宁宗对金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有大臣主战，他认为有道理;有大臣主和，他也深表赞同;有大臣主守，他又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三十年间，宁宗看似在位，实际上却毫无主见，更无远图，一遇“星变”或灾害，他除了祈求佛、道保佑以外，别无其他措施。嘉定间，时任礼部郎官的真德秀在奏疏中就指出:“内廷屡蒇醮事，举末遗本，未足以格天。”^[145]司封郎官袁燮对宁宗说:臣昨曾劝陛下要勤于好问，而圣上的回答是:“问则明。”臣退朝后与朝士说到陛下的话，大家都莫不称善。可是侧听十旬，“陛下之端拱渊默犹昔也”^[146]，这实在使人感到疑惑不解。既然陛下深知其中的道理，为何还继续明暗不分呢?宁宗闻奏，认为袁燮说得在理，但实际行动则依然故我。同样的意见，也出现在真德秀的奏疏中，他说;“陛下延纳群臣有礼，咨访罕闻玉音，记注所书，寂寥无几。臣愿昕朝赐封，时出圣训。”^[147]

嘉定十一年七月，右正言李安行在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宁宗统治的弊病，他认为这是安于现状之故，其谓:

陛下双只皆视朝而延访之时不久;早晚皆讲读而作辍之日不常;听纳虽不倦而议论之见于施行者无几;奉养虽有节而帑藏之耗于侵欺者不察。岂非安于小康而有怠心乘之耶!^[148]

宁宗生活俭朴而毫无兴作，对臣下宽容而不施暴虐，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无为而治”。但是，从历史上看，“无为而治”只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目的是要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可是宁宗的“无为”，并不是真正的“无为”，而是无所作为，是对政治的失职，对百官的放纵，结果不仅不能达到国家的“有为”，反而造成了祸害。正如袁燮所言:

臣闻天下有大体，人君有大德，先其大者而众善从之，则天下可以大治;暗于大而明于小，难乎其致治矣。陛下尊居宸极余二十年，无声色之奉，无游畋之娱，无耽乐饮酒之过，不事奢靡，不殖货利，不行暴虐，凡前代帝王失德之事，陛下皆无之，可谓有圣君之资矣。然影者形之符，响者声之答，君德者形声也，治效者影响也。陛下视今之治效为如何哉?以言乎财计，则未裕;以言乎兵力，则未强;以言乎人才，则忠实可仗者寡;以言乎民生，则愁苦无聊者众。明圣在上，而是数端者未满人意，如此人皆疑之。以臣管见，或者君人之大节犹有可议者欤。

意为宁宗虽无前代帝王失德之事，政治却变得越来越坏。说明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帝王的不失德固然重要，但还只能说是一种小德，大德是要看治效，如果治效不好，说明大德有亏。

宁宗一朝政治上的败坏，主要表现在吏治腐败，贪官污吏众多，朝廷对他们罕有惩处，造成百姓赋税负担繁重，生活愁苦。对此，袁燮后来又奏道:

今日吾民之困甚矣，征敛太繁，而已输者责其再纳……贪吏肆虐，政以贿成，监司、牧守更相馈遗，戎帅所驻，交贿尤腆。而诸司最多之处，抑又甚焉。见得忘义，习以成风。于是乎昔日优裕之郡，今皆凋弊矣。昔日欢乐之民，今皆愁叹矣。九重之邃，其亦尽知之乎?闾阎疾苦，不彻于冕旒之前;官吏贪残，自肆于法律之外。虐我黎庶，邦本倾摇，而罕闻有所谴责。”^[149]

以上最后一句的“罕闻有所谴责”，指出了造成弊政的重要原因，就是宁宗“安于无为”，对官员放纵所致。

宁宗一朝军事上的败坏，主要表现在相当一部分将帅的腐败无能，他们日常放松对士卒的训练，而以掊克为能事;他们只追求声色、财富，弄虚作假，交结权贵而求希进，根本不将国家大事放在心上。时任守尚书工部员外郎的葛洪，对此有深刻的揭露，他对宁宗道:

……且拊循士卒，帅之职也，朝廷每严掊克之禁，蠲营运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有别为名色，益肆贪黩……训齐戎旅，亦帅之职也，朝廷每严点试之法，申阶级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顾有教阅视为具文，坐作仅同儿戏，技勇者不与旌赏，拙懦者未尝劝惩。士日横骄，类难役使。于训齐何有哉!况乃有沉酣声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图，而不恤国事者矣。又有营营终日，专务纳交，书币往来，道路旁午，而妄希升进者矣。自谓缮治器甲，修造战舰，究其实，则饰旧为新而已尔。自谓撙节财用，声称羡余，原其自，则剥下罔上而已尔。^[150]

著作郎任伯起在奏疏中也列举了当时的众多弊病，并指出这些弊病所以得不到革除的原因。他说:

臣闻革天下之弊者，不可无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夫天下之弊皆起于人情之私，今也因其弊而革之，必有拂夫人情者矣。拂乎人情，怨之所聚也，怨之所聚，祸之所基也。人之常情鲜不惧祸，往往熟视天下之弊，逡巡退避而莫之革。是岂果无任怨之人哉?盖在上之人不能保全之势使然耳。臣故日:革天下之弊者不可无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者……今日之弊，一日冗官，二日冗兵，三日冗吏，四日恩赏太滥，五日费用太广。古者官有常员，员有常数，昔唐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日:“吾以此待天下贤才足矣。”今官诰院所出诰命，岁以万计，铨曹一官之阙，率五六人共守之。况入仕之涂日杂，侥幸之门日启，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省者，无任怨之人故也。^[151]

任伯起正确地指出，今天所以有这么多弊病，是由于没有敢于任怨之人起而革之;所以没有任怨之人，是由于“上之人”没有对他们进行保全之故。任伯起所说的“上之人”，可以指监司、州郡长官，也可以指宰执大臣，但归根结底是指最高统治者宁宗本人，由于他不能保全敢于任怨的官员，就没有人敢于与当今社会上的各类黑暗势力开展斗争。

总之，由于宁宗的“不慧”、呐言、怠政和受杨皇后及史弥远的操纵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宁宗一朝“安于无为”的统治特点和一系列弊政。当时，金朝已经衰落，蒙古尚未南侵，南宋有着一个相对较好的外部环境。可惜最高统治者放弃了自己应尽的统治责任，或于国事不置可否，或对弊政不问不闻，或有法令而不行，终于使南宋丧失了重新振起的机会。

二、史弥远废立阴谋的得逞

宁宗生有九子，才及冲龄或方出生，“皆早亡”^[152]。庆元二年(1196)八月，出生仅两个月的王子赵埈病死。时宁宗已二十七岁，宰执京镗等请取燕懿王德昭之后、太祖十一世孙、时年六岁的与愿养于宫中，以为皇子，赐名曮，除福州观察使。后来，赵曮进封荣王。前面已经说到，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遇害后，赵曮被立为皇太子，更名帱，后来在出居东宫时，又更名询。嘉定十三年(1220)，赵询病死，年二十九，“谥景献”^[153]。宁宗再次失去子嗣。

早在开禧元年(1205)，宁宗立太祖十一世孙赵均为伯父魏惠宪王(赵恺)之子、沂靖惠王赵抦的子嗣，以为皇侄。嘉定八年七月，赵均更名贵和。赵询死后的次年六月，宁宗改立皇侄贵和为皇子，更名竑，除宁武军节度使，进封祁国公。十分明显，宁宗已有了立赵竑为皇储之意。

关心宁宗皇位继承者的人不仅有宁宗，更有权相史弥远。他知道今后如果新皇帝继位，自己就很难再独揽朝政，以前所玩弄的一些阴谋活动也可能大白于天下。于是，史弥远便在“皇储国统”上“乘机伺间”^[154]，决心施展更大的阴谋。

不久，史弥远以替沂靖惠王赵抦置嗣为名，嘱咐他的家庭教师庆元(浙江宁波)人余天锡借返乡参加发解试的机会，秘密物色宗室中可以继立的人选。余天锡途经绍兴府，在西门一个姓全的保长家避雨时，见到两个男孩，据全保长介绍，两人为其外甥，大的叫赵与莒，小的叫赵与芮，乃燕王德昭之后，太祖之十一世孙。余天锡回临安后，向史弥远作了报告，史弥远命全保长将两人送往临安，亲自作了一番考察后，又把他们送回绍兴家中。嘉定十四年(1221)，史弥远再次将年已十七岁的赵与莒接到临安，由余天锡的母亲朱氏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派人教他读书识字，学习朝廷礼仪。接着，赵与莒被封为秉义郎，赐名贵诚，代替贵和，立为赵抦之后。

嘉定十五年(1222)五月，宁宗进封赵竑为济国公，赵贵诚为邵州防御使。赵竑喜弹古琴，史弥远收买了一个善弹琴的美女，把她置于赵竑身边，以窥探赵竑动静。史弥远与杨后相勾结，长久用事，权势熏灼，莫敢谁何，赵竑对此十分不满。王府的宫壁有“舆地图”，赵竑指着琼崖(即海南岛，宋时经常成为流放大臣的地方)说:“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美女将此话告诉了史弥远。赵竑又称史弥远为“新恩”，意为以后不是将他流放新州(广东新兴)，就是流放恩州(广东阳江)。赵竑左右皆布满史弥远腹心，他们立即走告史弥远，史弥远得到这些密告，大感恐惧，日夜考虑如何对付赵竑，“而竑不知也”。^[155]

史弥远为了让赵贵诚代替赵竑为皇储，采取多种阴谋手段:一方面在宁宗面前千方百计地诋毁赵竑，并挑拨他与杨后的关系，以争取杨后对废立赵竑的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提高赵贵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在朝廷中造成他是皇位继承人最好人选的舆论。

史弥远捃拾和夸大赵竑沉溺女色、荒淫放荡等过失，每遇朝会，就向宁宗进谗言，而对赵贵诚则大唱赞歌。赵竑之妃吴氏，是杨后的侄孙女，史称她“性极妒忌”。史弥远就故意给赵竑送去许多美人，美人得宠，吴氏不能忍受，所以每次进宫，总要向杨后“言王之短，无所不至”。杨后想和解两人的矛盾，特别准备了水精双莲花一枝，命赵竑亲手插到吴氏头上。不料后来两人又生争执，赵竑一时气愤，失手打碎了那支莲花，吴氏进宫哭诉，杨后大为恼怒，遂产生“废储之意”。^[156]

真德秀兼任赵竑的老师，告诫他，人君、宰相和臣子，各有自己的责任，你作为国公，要少涉政事，多习为政学问，韬光养晦，努力争取两宫对自己的支持，不可有越份之举。其谓:

总揽权(刚)[纲]者，人君之职也;进贤退不肖者，宰相之职也。国公任兼臣子所职，果何事哉?尽视膳问安之敬，以承两宫温清之欢;尽修身进德之诚，以副两宫眷倚之重。此国公之职也。至于政事之弛张，人才之用舍，此大臣之职，而非国公之事也。国公研精问学，其于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讲。若夫见诸行事，则有位焉，有时焉，不得而越也。^[157]

真德秀老谋深算的这段话，对于历史上所有储君而言，有着普遍指导意义，但赵竑却听不进去。真德秀后来又接连给他上了二书，然而赵竑依然置之不理。真德秀怕祸害及己，力辞宫教之职，于嘉定十五年秋天出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至此赵竑更加孤立。

而在赵贵诚方面，则深得史弥远的全力支持。史弥远为了培养他的“帝王素养”，命同乡、进士出身的国子学录郑清之兼任魏惠宪王府教授，郑清之后来虽连升宗学谕、太学博士，但兼赵贵诚的教授如故。史弥远向郑清之和盘托出让赵贵诚代替赵竑为皇储的谋划，同时向他许诺和提出警告说:“事成，弥远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弥远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语泄者，吾与君皆族矣。”郑清之心领神会，每日教授赵贵诚儒家经典和高宗御书，并在朝廷内外大肆吹捧他的翰墨诗文，宣称其贤已达到“不凡”^[158]的程度。

史弥远、郑清之欲立赵贵诚为皇储的阴谋活动越来越明目张胆，连一般朝臣都已经有所察觉，如军器监兼尚左郎官范应铃奏曰:“国事大且急者，储贰为先。陛下不断自宸衷，徒眩惑于左右近习之言，转移于宫廷嫔御之见，失今不图，奸臣乘夜半，片纸或从中出，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159]宁宗听后，却没有任何举措。

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史弥远乘宁宗病重，向他提出增立赵贵诚为皇子的建议，但遭到宁宗的拒绝。闰八月初三日，宁宗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因杨次山已于六年前去世，所以史弥远立即让杨次山的两个儿子杨谷、杨石进宫，以立赵贵诚为帝的事告诉杨后。杨后虽对赵竑早有不满，但担心擅自废立会引起群臣不服，酿成事变，一时有些迟疑。杨谷等人秉承史弥远旨意，一夜间七次往返请求，并以“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160]的言辞相威胁，杨后权衡利弊得失以后，终于表示同意。范应铃所担心的事，竟不幸而被言中。

当晚，史弥远召亲信郑清之和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程珌入宫，史弥远命他们连夜泡制了二十五道“遗诏”，其中一道为废赵竑为济阳郡王，判宁国府，立赵贵诚为皇子，改名昀，即皇帝位;又一道为尊杨后为皇太后，同听政。从而在法律上为赵贵诚继位最后铺平道路。史弥远起初答应迁程珌为执政以作酬谢，后来看到他收受了杨皇后的赠金，且其值不赀，“以是御之，卒不与共政”。^[161]

深夜，在史弥远的一手操纵下，赵贵诚代替赵竑在宁宗灵柩前即皇帝位，对于当晚发生的这个废立过程，史籍作了详细记载:

(赵)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弥远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日:“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万岁巷皇子，苟误，则汝曹皆处斩。”竑不能自已，属目墙壁间，见快行过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拥一人径过，天已暝，不知其为谁，甚惑。昀既至，弥远引入柩前，举哀毕，然后召竑。竑闻命，亟赴，至则每过宫门，禁卫拒其从者。弥远亦引入柩前，举哀毕，引出帷，殿帅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立班听遗制，则引竑仍就旧班，竑愕然日;“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班?”震绐之日:“未宣制以前当在此，宣制后乃即位耳。”竑以为然。未几，遥见烛影中一人已在御坐，宣制毕，閤门赞呼，百官拜舞，贺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震摔其首下拜。皇后矫遗诏:竑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帝因加竑少保，进封济王。^[162]

至此，史弥远的废立阴谋完全实现，二十岁的赵昀登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宋理宗(1205—1264)。稍后，理宗加赵竑为少保，进封济王。翌年，改元宝庆(1225—1227)。正月，礼官定“大行皇帝”赵惇的庙号为宁宗。三月，葬宁宗于绍兴府攒宫，陵名永茂陵。

理宗即位后，杨皇后和史弥远为了表明赵昀的帝位为先帝所授，并非他们擅自废立，所以各自玩弄伎俩。在杨皇后方面，她始则拒绝同听政，后经丞相史弥远等率百僚八上表奏请，才手书表示接受，其谓:“此非吾志。深惟先帝遗训已播告中外，若退托不已，恐无以安人心，姑循所请。”^[163]言下之意，理宗即位和她自己的同听政，都是宁宗生前的安排。对于她的两个侄儿，她也不与升迁。在史弥远方面，他同样不给自己和子弟加官晋爵。即使是在废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郑清之，也只由太学博士转为宗学博士，几乎属于平调。程珌因为是“遗诏”的草拟者，所以作为惯例，才得以奖励，升任吏部侍郎。

为防止朝廷中理学官员对废立事件的强烈不满，九月十二日，理宗下诏“褒表老儒”^[164]，除集英殿修撰傅伯成为显谟阁学士、直宝谟阁杨简为宝谟阁直学士、秘阁修撰柴中行为右文殿修撰，并奉祠。也就是提升官职却不给予实际职务。又授孔子第四十九代孙孔行可为廸功郎，授判司簿尉。召显谟阁学士邹应龙、宝谟阁待制知潭州真德秀(未至国门，即授中书舍人)、焕章阁待制曹彦约赴行在。再以程珌、吏部侍郎朱著、真德秀兼侍读，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乔行简、宗正少卿陈贵谊、军器监王暨兼侍讲。上述颇有声望的理学之臣，都成了理宗的老师，从而堵住了理学家反对立理宗之口。年轻的理宗，早年受郑清之的理学熏陶，现在又被理学之臣包围，这对他后来理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史弥远觉得如此除授，尚不足以收买理学之士，于二十日再除程珌为刑部尚书、葛洪权工部尚书、真德秀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乔行简权工部侍郎、魏了翁起居郎、陈贵谊起居舍人。

在上述官员的除授中，对葛洪的除授特别引人注目。此人在宁宗朝末年官直焕章阁、国子祭酒。宁宗死后不久，史弥远即将他擢为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兼侍读。再迁权工部尚书，亦兼祭酒，兼侍读。宝庆元年(1125)正月，擢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十一月，进签书枢密院事。绍定元年(1228)十二月，拜参知政事。葛洪作为一个老儒，并无特别政绩，四年间却连擢五次，其中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葛洪虽崇奉理学，但对史弥远的长期擅权和所作所为，从未提出过不同意见。二是南宋三学学生参与政治的意识极强，可是在葛洪出任作为三学(太学、武学、宗学)主管长官的国子祭酒期间，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对废立事件和稍后的济王被害事件进行过抗议，史弥远连续给葛洪加官晋爵，就是对他这一“政绩”的奖赏，和为其他官员树立一个“榜样”。从中充分反映出史弥远的工于心计。

【注释】

[1]脱脱等:《宋史》卷三七《宁宗一》，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715页。

[2]《宋史》卷三七《宁宗一》，第717至718页。

[3]周密:《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禅》，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43页;《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韩侂胄传》，第13772页。

[4]《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三，第39、50页。

[5]《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韩侂胄传》，第13772页。

[6]《朱熹集》卷一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第545页。

[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三，绍熙五年十一月戊子条，第51页。

[8]《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韩侂胄传》，第13772页。按:《宋史·韩侂胄传》本于南宋道学史臣所撰之国史列传，此处用语带有明显的偏向性，阅读时不可不加注意。

[9]《齐东野语》卷三《绍熙内禅》，第45页。

[10]《宋史》卷三九四《郑丙传》，第12035页。

[11]《宋史》卷三九四《林栗传》，第12031页。

[12]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三○，庆元元年七月丁酉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四，第69页。

[14]《宋史》卷三九四《胡纮传》，第12024页。

[15]《宋史》卷三七《宁宗一》，第722页。

[1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学党五十九人姓名》，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第139至140页。

[1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五，第85页。

[18]《宋史》卷三七《宁宗一》，第724页。

[19]《宋史》卷三九六《王淮传》，第12071至12072页。

[20]《陆九渊集》卷三五《语录下》，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第440至441页。

[21]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四部丛刊》三编本。

[22]《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七，第124页。

[23]《宋史》卷三九四《陈自强传》，第12034页。

[2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侂胄师旦周筠等本末》，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181页。

[2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七，第131页。

[26]卫泾:《后乐集》卷一一《论新除司农少卿张镃乞赐窜责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宋史》卷三九七《薛叔似传》，第12092页。

[28]《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第112页。

[29]《宋史》卷三七《宁宗一》，第718页。

[30]《宋史》卷三七《宁宗一》，第719至720页。

[31]《宋史》卷三八《宁宗二》，第730至739页。

[32]按从文献记载来看，南宋政府对地方所下诏令，多数为赈济灾荒、蠲减赋税，宽贷刑狱，实行恩赦，而地方官为了某种目的，往往阳奉阴违，拒不执行，对百姓危害非浅。

[33]《宋史》卷三七《宁宗一》，第721页。

[34]《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庆元罢臧否》，第141页。

[35]《宋史》卷二○○《刑法二》，第4995页。

[36]《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第113页。

[37]《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六六至六八。

[38]《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韩侂胄传》，第13774页。

[39]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九《章宗皇帝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国学丛书》本，第141页。

[40]《金史》卷一一《章宗三》，第261页。

[41]《金史》卷一二《章宗四》，第271页。

[42]《宋史》卷三八《宁宗二》，第735页。

[43]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邓友龙使虏》，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62页。

[44]《四朝闻见录》乙集《开禧兵端》，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88页。

[4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九，第162页。

[46]《宋史》卷三八《宁宗二》，第737页。

[4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九，第162页。

[48]《宋史》卷三八《宁宗二》，第740页。

[49]《宋史》卷四○二《毕再遇传》，第12185页。

[50]《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九，第163页。

[51]《金史》卷一二《章宗四》，第271页。

[52]《金史》卷一二《章宗四》，第274至275页。

[53]岳珂:《桯史》卷一四《二将失律》，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第165至166页。

[54]《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第2178页。

[55]《金史》卷九三《宣宗诸子·承裕传》，第2065至2066页。

[56]《金史》卷一二《章宗四》，第278页。

[57]《宋史》卷三九八《丘崈传》，第12112页。

[58]《两朝纲目备要》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本条纪事，《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不载。

[59]《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六，第113页。

[60]《宋史》卷四七五《叛臣上·吴曦传》，第13812页。

[61]《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第2178至2179页。

[62]《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第827页、《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九，第161页、《宋史》卷三八《宁宗二》，第740页。

[63]请参见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至197页记载。

[64]《宋史》卷三九六《程松传》，第12078页。

[65]《宋史》卷四○二《安丙传》，第12190页。

[66]《宋史》卷四○二《李好义传》，第12200页。

[67]《宋史》卷四○二《杨巨源传》，第12197页。

[68]《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蜀士立功立节次第》，第655页。

[69]《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开禧三年六月癸酉条小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宋史》卷四○二《安丙传》，第12189页。

[71]《金史》卷一二《章宗四》，第280页。

[72]《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第2168页。

[73]《金史》卷九八传赞，第2168、2183页。

[74]《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恭圣仁烈杨皇后传》，第8657页。

[75]《宋史》卷三九《宁宗三》，第749页。

[76]《宋史》卷三九八《倪思传》，第12115页。

[77]《宋史》卷三九五《楼钥传》，第12047页。

[78]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三《北伐更盟》，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933页及《金宋关系史》，第305页。

[79]《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第50页。

[80]《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一，第206页。

[81]陆游:《剑南诗稿》卷八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校注本，第4542页。

[82]华岳:《翠微南征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第51页。

[84]《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杨皇后传》，第8656页。

[85]傅琁琮等主编:《全宋诗》第五十三册，卷二七七九《杨皇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点校本，第32889至32891页。

[86]《宋史》卷四六五《外戚下·杨次山传》，第13595页。

[87]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杨皇后传》，第8656页。

[89]《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第12417页。

[90]《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一，第202页。

[91]《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二，第217页。

[92]《西山文集》卷二《上殿奏札一》。

[93]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皇帝》下，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288页。

[94]《古今纪要》卷二○《逸编·本朝》，耕余楼刊本。

[95]《金史》卷一六《宣宗下》赞语，第730页。

[96]《金史》卷四七《食货二》，第1052页。

[97]《金史》卷四六《食货一》，第1036页。

[98]《金史》卷一○二《仆散安贞传》，第2243至2246页;《宋史》卷四七六《叛臣中·李全上》，第13817。

[99]《宋史》卷四七六《叛臣中·李全上》，第13819。

[100]《宋史》卷四○三《贾涉传》，第12208至12209页。

[101]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制置用武臣》，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67页。

[102]《宋史》卷四一七《赵葵传附兄赵范传》，第12506页。

[103]《宋史》卷四七六、四七七《李全传》上下，第13829至13846页。

[104]《宋史》卷三九《宁宗三》，第757页。

[105]《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第23页。

[106]《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第255页。

[107]《宋史》卷四○《宁宗四》，第767页。

[108]《宋史》卷四○三《赵方传》，第12203页。

[109]《宋史》卷四一七《赵葵附兄范传》，第12498页。

[110]《宋史》卷四○三《赵方传》，第12207页。按:《宋史·吴柔胜传》载，柔胜知随州日，“收土豪孟宗政、扈再兴隶帐下，后宗政、再兴皆为名将”。可见孟、扈两人先由吴柔胜收入军营，其后赵方知随州，进而为京湖制置使时，又得到赵方的提拔和重用。

[111]《宋史》卷四○三《孟宗政传》，第12211页。

[112]《宋史》卷四○三《赵方传》，第12204页。

[113]《金史》卷一○一《乌古论庆寿传》，第2239页。

[114]《宋史》卷四○三《赵方传》，第12205页。

[11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第283页。

[116]《金史》卷一五《宣宗中》，第341页。

[11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第288页。另参见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三《安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扫叶山房本影印本，第63至64页。

[118]《宋史》卷四八六《外国二·夏国下》，第14027页。

[119]《宋史》卷四○三《张威传》，第12215页。

[120]《宋史》卷四○三《扈再兴传》，第12211页。

[121]《宋史》卷四○《宁宗四》，第772页。

[122]《金史》卷六二《交聘表》，第1487页。

[123]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宁宗不慧》，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191页。

[124]《四朝见闻录》乙集《宁皇二屏》，第64页。

[125]《宋史》卷四○五《袁甫传》，第12237页。

[126]《钱塘遗事》卷二《史弥远》，第57页。

[127]《宋史》卷四○七《杜範传》，第12287页。

[12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据《万有文库》十通本影印本，第524页。

[129]杜範:《清献集》卷五《入台奏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0]《宋史》卷四○六《崔与之传》，第12259页。

[131]《宋史》卷四○五《王居安传》，第12252页。

[132]《宋史》卷三九八《倪思传》，第12115至12116页。

[133]《宋史》卷四○六《许奕传》，第12269页。

[134]《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七·真德秀传》，第12958至12959页。

[135]魏了翁:《鹤山集》卷一六《论士大夫风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6]《四朝闻见录》乙集《宁皇二屏》，第64页。

[137]《宋史》卷四○一《柴中行传》，第12174至12175页。

[138]《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第12419页。

[139]《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第39页。

[140]《四朝闻见录》丙集《宁皇御舟》，第130页。

[141]《鹤林玉露》甲编卷三《庆元侍讲》，第42页。

[142]《宋史》卷四○八《陈宓传》，第12310页。

[143]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二《玉牒初草·宁宗皇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点校本，第2171页。

[144]《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八，李鸣复奏议，第1339至1340页。

[145]《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西山真文忠公(德秀)行状》，第4267页。

[146]《宋史》卷四○○《袁燮传》，第12147页。

[147]《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西山真文忠公(德秀)行状》，第4268页。

[148]《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二《玉牒初草·宁宗皇帝》，第2170页。

[149]袁燮:《絜斋集》卷三《论国家宜明政刑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0]《宋史》卷四一五《葛洪传》，第12445页。

[151]《历代名臣奏议》卷五九，任伯起奏议，第819至820页。

[152]《宋史》卷二三三《宗室世系十九》，第7738页。

[153]《宋史》卷二四六《宗室三》，第8734至8735页。

[154]《宋史》卷四○《宁宗四》史臣赞语，第781页。

[155]《宋史》卷二四六《宗室三》，第8735页。

[156]《癸辛杂识》后集《济王致祸》，第47页。

[157]《西山文集》卷三七《上皇子书一》。

[158]《宋史》卷二四六《宗室三》，第8736页。

[159]《宋史》卷四一○《范应铃传》，第12346页。

[160]《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第8657页。

[161]《宋史》卷四二二《程珌传》，第12617页。

[162]《宋史》卷二四六《宗室三》，第8736至8737页。

[163]佚名:《宋史全文》卷三一，嘉定十七年闰八月癸丑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点校本，第2131页。

[164]《宋史》卷四一《理宗一》，第7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