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在农村，种地或出远门，起床五更听鸡叫，白天看日影。日上三竿时吃早饭，正午下晌吃午饭，太阳落山时下晌吃晚饭。夜晚计时看月亮、看北斗。集体化后，人们不爱起早，下地干活听敲钟，“钟”者大都是一段高悬的旧铁轨。上学后上下课才敲货真价实的钟，小小的铁钟就挂在学校院中的大树上，上课敲五下，下课敲三下。不知为什么，那些大公鸡的叫声和悠扬的敲钟声，组成美妙乡音之一部分，至今似乎还不时萦绕耳际。
在开封干栈房的街坊，使我知道并认识钟表。那年过年回家，他深感计时不便，说啥时农村有钟表就好了。见孩子们发问，他徐徐说道：钟表是专门计时用的东西，细说你们也不懂，赶明年我带回一个给你们瞧瞧。那时刚刚解放，才吃上几天饱饭，农村哪里有钟表？时间一长，这事便忘记了。没想到第二年春节回家，他真的带回来一个。是栈房用坏的座钟，上劲以后走一会儿就停。东家送给他，拿回家里做个摆设。这个老式座钟，真叫我们长见识。座钟是深棕色，钟点用罗马数字表示。钟匣上一个大公鸡在啄米，钟摆动一下，公鸡啄一次。座钟不停摆动，公鸡就啄米不停，非常好玩。我们正在琢磨，突然响声大作，吓我们一跳。可惜老式座钟虽好看，但不顶用。从此，我们暗暗立志，长大到城里去，不论花多少钱，一定弄回来一个好座钟。
20世纪50年代末，我到县城读高中，在教室里和老师家里，看到了挂钟和新式座钟。60年代初，在北京郊区搞社教。京郊农村很富，不少农户，特别是家里有人在城里工作的“半工半农”之家，相当于后来城市是“白领”，几乎都有钟表。各家各户的钟表，样式不一，琳琅满目。见了钟上的外国字母，我才知道那些老钟表乃是瑞士等西洋国家所造。70年代我迈入政法机关门槛，说来也巧。我承办的第一批案件，有一件竟和钟表有关。被害人是沈阳工匠，因避战争于解放前夕，和儿子赶着一辆装满家什的马车回关内原籍。出沈阳西行50多里，遭遇抢劫，父子被害。犯罪者将车马等赃物变卖，留下值钱的座钟等赃物自用。也是天理昭昭，70年代抢劫案被侦破，犯罪人被抓获。被害人遗孀见赃物座钟，放声大哭，说座钟是她家之物，钟摆背面刻有丈夫的名字，拆视果然。图财害命的犯罪人伏法。计时的座钟就是送他上西天的铁证。
时钟记载了时代前进的脚步，手表时代来临了。大学时期老师大多戴着手表。有的老师讲课中不时看表，与其说是看时间，不如说是炫耀富有或显示潇洒。但是学生有表者稀少。我们班19个人，到大二时才有一位上海籍同学有了手表，还羞羞答答不敢明戴，怕脱离群众。那位上海同学的手表是家里给买的，我念书主要靠助学金，父母在农村食不果腹，哪里有钱买表？参加工作后工资才40多元，要安家，要赡养父母，抚育幼子，一时也无余钱。因工作需要，只有买个闹表，权且解决燃眉之急。当时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三大件”已成时尚。我们经过两年奋斗，才买上了一块上海表。妻子在工厂上班不易，第一块表自然先让她拥有。我戴上手表，是参加工作三年之后。那个兴奋劲头，不可名状。天天没事时候，总要把表放在耳朵上听听，滴答滴答的声音，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等我有手表了，离手表普及也不远了。以后大家都富了，表就成了灾。到哪里开会，开始发个小钟表当纪念品。以后再开会就发手表，开会多了，家里的各式闹表、手表就有好几块。虽然都是廉价货，但从此不缺表了，却是不争的事实。家家户户的表多了，上班迟到的现象却没有减少。因为思想上的发条松了，不迟到才怪哩。很多上班迟到的人，都不是无表之人。再到后来，误时成了交通部门一个通病。不少公交、火车、飞机迟到、晚点，老百姓早已司空见惯。这是怎么啦？计时器越来越先进，而计时器的功能好像越来越退化！真是邪门。后来到国外一走，见轮船进港，列车进站，分秒不差，才明白计时是秩序，而秩序是由法制派生而来。
2008年3月28日写于沈阳嘉麟“寻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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