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家乡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农村公有化程度一路蹿升。刚由互助组并成的一村一个初级社，迅速变为数个村组成的高级社。高级社的名字还没有叫顺溜，旋即挂出了以乡为基础是人民公社的招牌。一夜之间，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报纸讲，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当时天亮敲钟，集体出工。吃大锅饭，成立公共食堂也就势在必行了，作为预备形式，村里先成立为期一个月的农忙食堂。干部物色了个能人当司务长。此人有“磨动天”的本领，能写会算，能说会道。但是，因为他过去曾经多吃多占，大家不同意。经过大家酝酿，一致推选我这个放假的学生为司务长。
当是时也，我还不满18岁，不知轻重，慷慨就职。那时，有那么几个人，把持村里的财政，不仅经常在夜里炸油条吃，还经常私分粮、油。对此等不平事，我深恶痛绝，但苦无良策。如今我当上司务长，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定大干一场，给他们做个榜样，并誓将“近水楼台”问题一扫光。上任伊始，我召集全体炊事人员开会，约法三章：一定把饭做好，让大家吃好饭；杜绝小灶，不许往家拿；如果发现我往家拿一个馍，我当着全村人检讨，请求处罚。如果我发现谁往家拿，不管是三叔二大爷，决不客气！第一天饭热菜香，食堂秩序井然，大家满意。第二天，有社员向我报告，说那个能“磨动天”的炊事员，把几个白馍往食堂角落里藏，显然准备下班往家拿。查实后，我当场宣布，新馍出锅后，由我计算总数，饭后剩余的由我盘点后入库，仓库钥匙由我直接保管。因为在食堂得不到好处，几天后“磨动天”等人接二连三地出难题。
“司务长，今天面条可能不够，要否和面再擀？”“不赶趟了，将给炊事班留的全用上，一会儿我们喝疙瘩汤！”实践证明，这样答对正确，如果临时擀面，没吃饱的宁可回家，也不会在那等，做的面会白白浪费掉。第二天，蒸的馒头刚上锅，就向我报告“司务长，炉火不旺，要否停了重新生？”“不用重生，多加劈柴！”这样解决，既不误开饭时间，又保证馒头不夹生。“司务长，水缸没水了，挑水的病了，怎么办！”向我报告时，火已生好。当时水井离食堂远，挑水是重活，劳力都出工了，此事难办，这个难题，颇有分量。“明天换人，今天我来挑！”我当时虽系未成年人，但早就能顶天立地干重活，挑水难不倒我。同时，我不敢大意，对食堂管理更严，白面、白馍、食油样样不曾少，多吃私拿，休想！一个月下来，社员下晌就开饭，从不误事。饭菜充足，大家吃得好。账目日清月结，农忙结束时，食堂用红纸张榜公布，一清二楚。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很满意。等到困难时期吃大锅饭时，粮食定量少，加上干部和管理人员克扣，食堂办得很糟，大家遭了不少罪，因此都十分怀念我当司务长时那个农忙食堂。
多年之后，当我“少小离家老大回”时，村里的老人还说：“哎呀，司务长回来啦！”有位长辈说：“司务长还管挑水，算是司务长兼伙夫吧。”但他们都一致认为，我第一次为群众理财，初出茅庐获得了成功。我后来分析，成功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群众支持，不少社员鼓励我，有的替我暗中观察和监督。我的邻居—一个叔伯叔叔，还不时去食堂转转，为我压阵，帮我出主意。二是“磨动天”他们，只是给我几个下马威，以后并未太为难我。因为我还是个孩子，又是他们的晚辈，我还不是他们的对手。当时我父母虽然不在家（如果在家，父母肯定不会让我干），但我父母人缘好，我们几家也没有多大矛盾，估计他们也会顾及我父母的面子。三是那时我没有管理经验，也没有什么业务水平，但是我是共青团员，有一腔童子心肠和稚子热血，虽然不谙世故，但有追求进步、扫除腐败、铲除不平的一往无前的锐气。
2005年11月1日写于沈阳嘉麟“寻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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