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诗集《阿门的拆迁记》

方　牧

诗人阿门把即将出版的第六本诗集电传给我，叫我看一看写几句。阿门是三年前省作代会上才认识的，他说自己是宁海人，一副憨厚朴实的模样，用宁海话与我交谈，顿觉是半个乡亲，君来故乡，故乡可好？回忆我初到宁海中学教书时，阿门尚未出生，如今已届知天命之年，我们生活在同一街区，却失之交臂。他的诗集中写的里巷市井、风物人情、节候时令、民俗老宅、古街石桥……我都曾亲历。“借与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柔石笔下的芙蓉镇，有一条流淌着天光云影的清溪，我与阿门先后经过，留下各自的足迹与心声。

阿门这样介绍自己和他的旧居：“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街巷/两侧是历史悠久的老屋……/不大不小的店/不紧不慢的活/沿路的店家、墙弄、水井认识我/赵氏米巷一个半文半商的小子/听力差，爱打架，有过童年乐……一如现在，散发着霉味的老街/大门紧闭，一片荒凉……”宋人诗云：“池塘水满蛙成市，门巷春深燕作家。”那曾是我挥抹不去的梦中宁海啊！阿门在诗中写到的盛家街、水角凌、小米巷仍是晚清民国年间模样；南到北排列的烟酒店、理发店、裁缝店、打金店、古玩店都还在。纪念方孝孺的正学坊屹立老街中段，近旁是埋葬方氏十族八百人的义井……这些属于“国宝级”的文物，是宁海古城的历史名片。阿门是个爱怀旧的人，“想念它时/我就从南走到北，复从北走到南/似乎要用脚步把它，叫醒”。“叫醒”，这是个多么好的词，如亲人的呵护，似朋友的呼唤，从远处传来回声。历史是醒着的。它醒在历代的史志记述里，醒在当时人的口碑里，更醒在文人墨客的诗词与杂俎里。如刘禹锡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那龙盘虎踞的高墙，秦淮河流着脂粉的腻水，高挂在六朝古都金陵的旧时明月，还有刘禹锡这首感怀伤时、凭吊千古的诗，至今仍还醒着。它把重要的文化信息保存下来，让历史成为有体温可感知、可歌可泣的存在。阿门的《拆迁记》虽然只是记录几条街区的拆迁，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它也醒着，会的。他的另一首《洪灾记》写1988年7月30日在宁海发生的大洪灾，“洪水围困南门外三四天……/跃龙山脚的大铁桥/被冲毁，范家桥头的河床、树杈/挂着上游冲下来的浮尸……”“没想到三十年后……/我写这首诗……/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为什么哭不出来？是欲哭无泪。是痛定思痛，重读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就知道了，因为历史醒着。而《瞬间记》大约是写2008年汶川地震，大地“只是本能地哆嗦了一下”，地震过后，“水生出皱纹，被风吹平后/树木的倒影渐渐清晰/仿佛瞬间”。人的一生有无数个瞬间，这样或那样的“瞬间之痛”，是人的宿命。“世界就是这样的：有瞬间的痛/有长长的，火车运不完的爱/有瞬间的闪电，有风雨后/长长的彩虹，和蓝得要命的天/仿佛倒扣的大海。”这是阿门在汶川地震发生九年后的心祭，也是他经历了半生跋涉的开悟。五千年来，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多少大劫，大灾大难，依旧屹立不倒，埋葬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还要继续大踏步往前走，因为我们属于一个经历了长期的痛苦、思考并且已经觉醒了的民族。

我和阿门是同时代人，生活在相隔不远的空间。时代的风吹草动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都曾有过这样那样“瞬间的痛”。不仅地震洪水，国难民瘼；家人的生老病死，个人的升沉荣辱，每个人有种种难言的痛苦与创伤。尽管身上有痛，但是心中有爱。有多大的痛就有多大的爱，爱生我养我的土地，爱故乡的山山水水，爱这片土地上相识与不曾相识的人，所以我们才学习写诗，学会有节律地呼喊，学会仰天长啸，慷慨悲歌，让诗承载生活的欢乐与痛苦，寄托人生的希望与梦想，一个有诗的民族才会有未来。

读阿门这一类诗，心最被刺痛的是《留守记》：他去乡下为“朋友的父亲送丧并守夜”，“围拢来一些留守儿童”“朋友说这些孩子的父母就像/刚呼啸而过的火车去了远方”。就在这平淡的叙事里，却弥漫着巨大的社会阴影——他们“——不是孤儿，却比孤儿孤单/留守，一个受伤的词/只一念/我的心，就暗了下来/一个时代的天色，就暗了下来”。我相信阿门是噙着泪水写的，把时间背景安置在“送丧并守夜”，也别具深意。“留守儿童”是个新词，是新旧时代分娩时无法避免的阵痛。当千百万农民工离开家园走向不可知的远方，去建设铁路桥梁、高楼广厦，让一座座新的城市拔地而起，让一座座公园掩绿映红，欢笑歌舞，却让未成年的子女在农村留守，这是时代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是个人瞬间的痛，而是整个社会一时无法改变的无奈与无言的酸楚。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阿门为诗集取名《半生史》，或可称作《乡土史》。宁海不仅是阿门的出生地，也是孕育他的诗歌最初的土壤，那里敦厚的风土人情，秀丽的山水草木，已经消逝的昨夜星辰，至今仍陪伴着他。他独语，与天地为友，与心灵对话，很多时候他似乎还生活在过往，或过往的过往，在梦里遇到过往的事与心爱的诗，成为他精神生活的支点，也为他的诗带来灵感与电光石火。这些年我去宁海，每次都会觉得宁海变大了，变高了，变新了，变美了，变得不认识了。而阿门的诗却很少涉及。他似乎是一条老宁海的蚕蛹，尚未破茧而出，却已吐出绵绵不尽的丝（诗）。诗人艾青曾说：“蚕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宁海是蚕桑之乡，有一处地名叫“桑洲”。想当年曾有许多采桑女和养蚕女，在三门湾畔融和的春阳下，既劳且作，既歌且舞。“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诗经·十亩之间》）陆放翁《游山西村》诗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阿门的《半生史》所写宁海一隅，属于中华文化乡土的一部分，属于“乡愁”的一部分。所谓“记住乡愁”，就是寻找立身安命之地，寻找乡土文化的根，寻找祖先的血脉与基因。阿门说他的诗：“每一行，都是燕子在春天飞过的痕迹/每一首，都是对旧日子的又一次哀悼。”这也就是阿门之所以为“阿门”（希伯来语：诚心所愿）吧！

但是，阿门是个内向的人，他的《半生史》约有四分之三写“自我”。曾经有过写“我”与“我们”、“小我”与“大我”的争论。试问：没有“我”哪有“我们”？没有“小我”哪有“大我”？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该属于哪一个“我”呢？阿门写“我”的内心活动甚至私密。只从诗的题目看：《失眠记》《阴影记》《住院记》《担心记》《犯错记》《偷窥记》《约会记》《孤独记》《自画记》《脆弱记》《错觉记》《冥想记》《恐惧记》《忧郁记》《耳鸣记》《悔恨记》……使人感受到他内心的困惑与忧惧，沉重与无奈，纷乱和焦灼。除了他早年失聪造成的个人原因与家庭原因外，这些都是人到中年各种社会因素的矛盾交集。中年面临人生的歧路，刚过半程，前途茫茫，需要重新选择。清人黄仲则诗云：“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阿门的《霞客记》说：“一袭长衫，和草木对话，与万物为邻/古道边咏怀，山泉边痛饮/听风念经，看白云盘坐山顶。”那是诗人的浪漫说法。就普通人而言，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要考文凭，评职称，求升迁；有的则结婚离婚，创业择业，炒股炒房，生存委实不易！或说这个社会似乎患了焦躁症，其实那是就大多数中年人而言。他们忙碌于职场、商场、官场、文场乃至情场，总是栖栖惶惶，步履匆匆，孔席墨突，不得安宁。如今的中年人，暴富暴贫，大起大落，是个充满危机感的社会群体。建功立业、勇攀高峰有之；腰缠万贯，养小三、小四有之；铤而走险、锒铛入狱有之；未老先衰、暮气沉沉有之；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更有之。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中年综合征，换一种中性的说法叫“中年心迹”。阿门在43岁那年住院，把组诗《中年心迹》投给《人民文学》，获了奖，因祸得福。自然也有因福得祸者。阿门在诗中多次说要把世事看淡，真要看淡也不容易。他在许多首诗里袒露自己的缺点与过失，羞愧与歉疚，自责和悔恨，这很需要勇气。当今文坛有几人不为贤者讳，不为自己讳呢！阿门在《耳鸣记》里写道：“前半生，它一直没有叫/我以为这只鸟，老了/想不到前天头痛，刚“葛优躺”/它没命地叫起来……恍若外界的叫声，也/来自它，卑鄙却堂皇。”卑鄙与堂皇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词，又怎么能交集于一身？阿门所写的涉及一种畸形社会心态。这种心态与积习由来已久。诗人北岛说得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与堂皇应该区分，正像犯人与法官应该区分那样。阿门自称是个“有病的诗人”，他不仅耳聋重听，他的孤独与恐惧似乎与生俱来。他在《恐惧记》里写道：“我出生次年，‘文革’发动/躲在门缝里看见一群人/持棍殴打……恐惧的种子/在两岁不到的眼里埋下。”他的内向性格显然与童年看到的那一幕有关。比阿门更早出生的一代人或两代人，都曾经历过“文革”的恐惧，由此形成的社会病态，也不是一代人或两代人能够彻底消除的。阿门这本诗集既然以“史”命名，包括个人五十年生活史与心灵史，直言不讳，应该具有史料价值，与地方志与国史接轨。阿门在《剿劣记》写道：“一条河在流泪，一条鱼在流泪/它们找到了回家的水路/流水声叫醒了更多的江水、河水、湖水/它们有了奔向大海的梦想。”我以为这正是《半生史》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阿门的《中年心迹》偏于低调，色彩略显灰暗，反映了他们这一代草根阶层真实的生存状态。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大时代，即使雨过天晴，也不都是遍地鲜花，一路阳光。天空还有雾霾，山头还有积雪，地上还有积水与泥泞，坑坑洼洼的道路有待重修，滋生孑孓与蚊蝇的河道有待清理。尤其思想的拨乱反正，大河奔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思想既是社会发展的引领者，又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阿门从“自我”的角度睁大眼睛感受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和世界的变化，身受亲历，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乃至六神不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有个著名论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给经济重新定位，寻找新目标，制定新的政策与策略，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人到中年，也会遇到相似的“陷阱”。阿门说：“时间之间没有空隙/如果可能，请向时间学习修补术/——用余生，修补半生的裂痕。”“用半年的时间解决后半生的事——/他们用特殊的阳光逼退抑郁的阴影/让日落，翌日有日出的可能。”阿门很狡狯，虽然他说了那么多厌倦、孤独、脆弱、憎恨之类的泄气话，但他找到了一个“隐身者”：“16岁那年，平淡的生活之余/我遇见了另一个自己/我给他取名阿门。一个隐身者/……至半百才看清，这仅是替身。”这既是对自身过去的否定，又是对否定之否定。“如果雪花知道自己不是花朵/如果阿门知道自己不是阿门”，后半生他将会怎样呢？有些人只知道苦修来生，殊不知这世界只有日落和日出，来生即为此生，此岸就是彼岸。昨日的我与今日的我，区别只在自己，通向未来的路就在脚下。

阿门的诗属自由体，形式自由放纵，但是有节律，有顿步，诗句的组织与剪裁有一定之规。既画地为牢，又异想天开；既魔幻，又写实；既传统，又现代。从诗的内容看，似乎可以接轨汉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他写的“食”与“事”都与草民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有采风制度，国家设立《乐府》，广泛采集里巷歌讴，民间谣谚，由此体察民风人情，纠正政事得失。阿门这本诗集当在可采之列，不知采诗官有此眼光否？阿门是个接地气的人，他对节候时令、气象变化特别敏感。他写桃花，写立夏，写梅雨，写台风，写中秋，写冬至……各有可圈可点之处。我最欣赏的还是《小满记》和《白露记》。《小满记》全诗十二行，分五小节，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在家乡的山路上/遇见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小媳妇。”第二节看似平淡，却是关键所在：“去年也遇见过，在初夏/她说她叫小满，从古代来。”哦！夏历的传统，时令的特点都有了，时空有了张力，下文便得以展开。最精彩的在第四、五节：“二十四节气里无大满，无蜜月/小满有骨气，不等不靠/把自己嫁了五月。”“生了红樱桃，又生了黄枇杷/一女孩一男孩，恰恰好/小得盈满。”读到此处，不由得使我记起宋人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但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构思。《小满记》娓娓道来，层层递进，纯用白描手法，一个古代村女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心喜，所以我几乎把全诗都引了。《白露记》也是写一个古代女子，全诗六节，每节都用“不过是”领起，虽然整齐，却显得拘谨，不如《小满记》自然灵动，轻盈曼妙。其中有一节写得很美：“不过是一个姓白的女子/露珠一般，从诗经里/滴下来，渗入内心的样子。”读者一下子就能找到她的源头《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个伊人是中国文学史最早出现的美女，与农事节气白露融为一体，成为中国诗歌永远的爱神。另一节则充分表述白露的节候特点：“不过是幸存的草叶与花朵/忙完人间事，抬头看大雁南飞/乡愁鸣叫，不知所措的样子。”只要你在农村待过，或现今就在农村，当白露时分，去田野感受乡土的氛围与心情，你就能知道他的白描功底。

中国的新诗才满百岁，相对于三千年诗歌史来说，尚处于童稚学步阶段。新诗究竟应该怎么写？正需要阿门这样虔诚的诗国朝圣者进行不懈的探索。阿门把诗集题作“半生史”无疑是具有新意和深意的。时易世移，质文代变。诗的形式可以与时俱新，但是“诗言志”的本质与功能不能变。阿门的《半生史》以事为经，以情为纬，言为心声，展示了当代一部分人复杂的“中年心迹”，正处于化蛹成蚕的蜕变过程，给社会一个提醒，也值得爱诗者与写诗者一读。

2017年11月于听涛居

（作者系著名诗人，评论家，浙江海洋大学教授）